“人文社科”之争——美国大学历史的启示

AI普及和就业压力的冲击，引发国人关于“人文社科”取舍的热议。特朗普政府针对取消教育部、缩减科研经费、打击多元化（DEI）等做法，招致上千名美国科学家联名抗议。国际国内，教育问题备受瞩目。

究竟“骨感”的现实与“丰满”的理想二者如何平衡？学术自由和政治干预的矛盾如何化解？我们不妨放下眼前的争议，回望高等教育的历史。

历史无声，但自有答案。

“科技立国”与“通识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一直是美国大学发展的双重使命，百年来美国大学的成功，正源于其在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

美国高等教育从殖民地学院到全球标杆的演进历程，从借鉴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到超越欧洲成为全球教育典范，其发展并无“事前拟定的草稿”，而是通过解决一个个“不期而遇的偶发事件”塑造的，但偶然性事件中，交织着教育的必然逻辑。

了解美国大学的崛起，不仅在于经验借鉴，更重要的是启发我们要以更开放的心态，思考当前的问题，付诸理性的行动。冷战时期的“斯普尼克冲击”促使政府大规模资助大学科研，而与此同时，哈佛《红皮书》倡导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又将古典人文精神注入现代专业教育中。这种看似矛盾的策略，实则为美国大学提供了适应社会变迁的韧性。

一、思想开放，借鉴德国先进的大学教育理念

美国开放学习，但并非简单移植和“抄作业”，而是通过本土化改造，将德国研究型大学的精神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民主化教育需求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一过程不仅改变了美国大学的面貌，也为全球现代大学的演进提供了范式。

世界上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成立于中世纪，与教会关系密切。教皇通过颁发教学许可证等方式介入学校管理、审查课程内容等，甚至将教师纳入教廷控制的公务员体系。尽管大学在意大利，其运作模式与罗马教廷的权力网络紧密相连，成为中世纪欧洲学术与宗教交织的典型代表。

而普鲁士的教育部长、博物学家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主张大学应摆脱政治和宗教干预，于1810年创办柏林大学，创立了研究型大学的模式。其核心理念是“教学与科研统一”，强调学术自由、跨学科研究以及大学作为“纯粹知识探索”的独立机构。这一教育理念彻底改变了欧洲传统大学模式，从以宗教和实用技能为导向转向以科学探索为核心，这就要求政府必须从管理上给予大学比较大的自由度。

历史证明：颠覆也可能是从内部核心发生的，最先提出让政府远离大学的居然就是这个代表政府来管理大学的教育部长！

假如洪堡不提出这项大刀阔斧的改革，结果很可能是这样的：高等教育系统成为政府官僚系统的一部分，连大学教授都可能列入政府公务员编制，高等教育政策等同于政府的政策。在高度集中的体制内，大学必须时时参照政府的要求来调整其教育政策和资源分配。当然，这样做的“好处”也有不少，比如：在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大学之间的相互竞争被降到最低，他们无需担心来自其他大学的竞争或威胁，很像计划经济时期的国企。

美国向德国借鉴学习研究型大学的核心理念：

教学与研究一体化：教授不仅是知识传授者，更是研究者，学生通过参与研究培养批判思维。
学术自由：教师自主决定教学内容，学生自由选择学习方向。
学科专业化：突破传统“通识教育”框架，推动学科深度发展。
大学自治：学术机构独立于政治或宗教干预。

19世纪中叶起，约9000名美国学生赴德国大学（如柏林、哥廷根、海德堡）深造，代表人物包括：哈佛校长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首位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人，推动哈佛课程改革。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历史学家，将德国史学方法引入美国。约翰·W·伯吉斯（John W. Burgess），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建立美国首个研究生政治学院。这些学者回国后成为大学改革的倡导者，呼吁效仿德国模式。

1876年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被视为美国第一所现代研究型大学：

设立研究生院：首任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明确以“推进知识”为使命，设立研究生院，强调原创性研究。
引入研讨班（Seminar）模式：学生与教授共同探索学术前沿，取代传统课堂讲授。
师资国际化：聘请德国学者（如数学家詹姆斯·西尔维斯特）和留德归国的美国学者。

霍普金斯模式迅速被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校效仿，推动美国大学向研究型转型。但美国并未全盘复制德国模式，而是结合国情进行创新：

研究生院制度：德国大学不设独立研究生院，美国则将其制度化（如克拉克大学1887年设立纯研究生院）。
实用主义导向：受《莫雷尔法案》（1862）影响，赠地学院（如康奈尔、威斯康星大学）将研究与社会服务结合，强调农业、工程等应用学科。
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分层：保留传统文理学院（本科通识教育），叠加德国式研究生培养体系。

二战前后德国学者的移民潮，爱因斯坦等犹太科学家逃亡美国，更强化了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实力。冷战期间，政府通过NSF、NIH等机构资助大学基础研究，再次巩固研究型大学的地位。

这种“既要面包，也要星空”的兼容性，体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逻辑：在服务国家需求的同时，守护知识探索的纯粹性。 20世纪初，全球学术中心转移，美国取代德国成为高等教育和科研的领导者。斯坦福、MIT等校将研究与企业结合，孵化硅谷等科技枢纽，借助信息科技革命形成创新生态。

二、守住底线，影响深远的高等教育诉讼案

1818年的“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一案，是美国独立后历史上第一桩关于高等教育的诉讼案，也是频发的政府干涉早期教会大学或私立学院的历史事件之一。

时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最终动用宪法来保护大学免于政府的政治干预，判决新罕布什尔州议会违宪，成为美国宪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论述，也为美国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他并未直接干预大学的办学模式，而是将达特茅斯一案的论证定在契约问题上，这关系到私立院校的自主权与生存权。

马歇尔大法官的判词几乎成为所有教育、慈善以至商业机构免受州立法机构干涉的一个护身符，据说是所有最高法院判决中被下级法院引用最多的一个案例。它在接下来的二百年中，每当大学遭遇政府，这具护身符都坚不可摧、战无不胜。可以说，私立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大学这座丰碑的顶峰，马歇尔大法官功不可没。

大学作为人类教育的最高形式，受到政府关注并不奇怪，古今中外，概莫能免。只要存在可能，几乎所有的政府都会有一种主导大学事务的冲动，然而，如何与大学打交道，却是考验着政府理念、智慧与能力。

回望历史，很多大学不尽如人意的起因之一，即大学建设之初就必须仰赖政府或当权者的支持。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现代高等教育系统逐渐形成。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这些脱胎于相对独立的中世纪大学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逐渐被政府“招安”，成为教育部管辖之下的大学。

一旦大学仰赖政府，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官僚作风的颐指气使和大学仰人鼻息的逆来顺受，逐渐就会成为常态。大学就会不再仅仅是传播知识、创造新知的场所，就会有各种顾忌，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

三、无胜于有，不可企及的联邦国立大学“梦”

说来难以置信，尽管美国建国后的前六届总统都支持设立国立大学，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四位总统还曾郑重地向国会提交过请求，但直到今天，国立大学对美国还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梦”。

由于宪法没有将教育的权力授予联邦政府，因此大学的管理就只能由各州自行其是。这部日后为私立大学护航的宪法，也成了联邦政府设立国立大学不可逾越的障碍。

亚瑟·M.科恩（Arthur M.Cohen）在《美国高等教育通史》中指出：如果建立了国立大学，将会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显著的影响。它将会成为一个指向标，制定出大学的课程标准、学位标准、教授资格认证标准，或许还制定出入学标准。而没有国立大学，各大学可以任意发展，自由选择那些著名大学的办学模式。

由于不受国家教育部门的干预，大学可以借鉴任何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规则。也正是因为没有国立大学，联邦政府少了一个参与大学政策制定的途径或借口，连示范或指引的机会都没有。再加上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达特茅斯诉讼案，限制了州政府对私立学院“情不自禁”的“干预之手”，结果美国两级政府的手脚都被绑住了，大学的自治从法律上再次得以保障，从而推动了多元化的办学模式及其管理方法成为美国大学最大的优势和特色。

在很大程度上，如今美国大学的辉煌要归功于其先行者早早地成功抵挡了政府干预的冲动，那么，我们也必须承认，这实在是一个险胜。

华盛顿等开国元勋想设立国立大学的良好初衷毋庸置疑，为了新生共和国的统一与繁荣、为了集国家有限财富培养优秀的下一代......，但这种动机和理想越是崇高，开办国立大学的理由越是充分，最终索性由国家一手包办大学的冲动也将会变得愈发难以阻挡。

虽然文章开篇特朗普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打击高等教育，其实美国政府所能做的极为有限，它既不能插手私立大学的经营和管理，更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直接打压国立大学，因为一所都没有。

由于美国宪法将管理大学的权力交给了各州政府而非联邦政府，因此一般美国人对联邦政府对于教育问题的想法与措施常常会持有怀疑、不信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