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舌杜布拉夫卡如是说写作的人啊，
你想成为脚注还是艺术品？
她尽可能剖白内心，把阴暗角落里的柜子一格格打开，亮于世人眼前。她也在自我质问的同时，向所有写作的人发问——在我看来，这是永恒一问：“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加入文学这个行当，是要作一个可以被轻易抹去的脚注，还是要当一件不可或缺的艺术品？”这个问题，杜布拉夫卡自己如何回答？
2023年3月，当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逝世的消息传来，正好是她的作品第一次被引进中文世界出版之时。此前我对她的了解，无非是在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高悬多年的一个古怪名字。出于一个羞涩的原因（没错，因为她刚刚去世），我第一时间买来率先出版的《狐狸》和《疼痛部》。然后一种懊恼夹杂着茫然的情绪升腾起来——为什么我这么晚才开始读她？为什么她的作品引进得那么迟？为什么她去世得那样早？我再也读不到这位作家的新作，和她对这个愈发乱糟糟的世界的精准判断了。懊恼已经无济于事，茫然倒还有一点可做弥补，我立马下单另外三本书，收齐了这套作品集。
《救生颚下的施特菲卡·奇韦克》以拼贴的形式将多种风格的素材组合成一位年轻女性打字员对爱情的憧憬和渴望，作品广受好评并被搬上银幕。
PART. 0 1
不愿背上流亡标签的“跨国界”写作者
我的办公桌上摆着两张她的照片。一张是在青年时期，她穿着厚厚的翻领呢外套，头微微斜靠在一棵直挺挺的树干旁，露耳的短发柔顺利落地侧分，露出平窄光洁的额头。另一张照片中，年逾六旬的杜布拉夫卡的短发蓄过了耳，原本清隽的面庞在地心引力和胶原蛋白流失的作祟下稍稍模糊了轮廓。她抿着嘴直视着镜头，眼神清澈坚毅，向着玻璃镜片对面未知的读者发出询问乃至诘问：你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枝繁叶茂，还是勉强应付？
谈及“流亡作家”这个称谓，我们手握着包括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内的一长串熠熠生辉的名字。人人都曾经历丧失，但文学家将这种被夺去感凝练成永恒的纪念品——他们在丧失家园、丧失身份、丧失母语的苦海中挣扎，故乡在他们不断回望、打量、拆解和重塑中，成为一幢幢外形各异、大小不等的玩具房屋。步入这些语词搭建的仿真屋子，读者多少能在洁净规整，或是乌糟凌乱，甚至彻底失控的结构和布置中感受到故乡究竟对他们有多重要，以及他们将其在纸面重建的努力是否成功。
从杜布拉夫卡前期的作品中，我们很容易就能感受到她的风格：1981年发表的《救生颚下的施特菲卡·奇韦克》中，她以拼贴的形式将多种风格的素材组合成一位年轻女性打字员对爱情的憧憬和渴望，作品广受好评并被搬上银幕。而1988年的《渡过意识之流》则为她赢下了当时南斯拉夫最重要的文学奖项NIN奖，她也成为该奖历史上首位女性得主。
作为生长于前南斯拉夫的文学工作者，1991年内战爆发后，杜布拉夫卡对战争和分裂不妥协、不容忍的姿态，使她最终远离故土，从此开始了在他者文明中的流浪。不过，杜布拉夫卡不愿被订上流亡作家的标签，并在许多场合自称是“跨国界”写作者。她的确深具世界意识，所写的许多内容也在不同国度引发共鸣。
“我的国家顺着接缝处裂开，我的母语变成了三门语言，就像舌头分叉的龙一样。我坐在那里，有一种我无法用手指去碰触它的来源的负罪感，一种我无法用手指去碰触它的来源的疼痛感。”这种疼痛感，形成了小说《疼痛部》最为核心的困局：她不胜其扰，却无处可逃。主人公“我”来自已经不存在的国家，教授一门四分五裂的语言，学生都和她有着类似经历，希望通过求学、工作等方式在阿姆斯特丹落脚，展开新生活。
由于作品中人物的背景与杜布拉夫卡自身经历有相当部分的重合，许多人将其视作自传体小说来读。诺奖评委史蒂夫·塞姆·桑德伯格如是评价她的作品：“近几十年来，我读过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没有如此真诚、敏感和痛苦地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的脉搏。”
在杜布拉夫卡心中，文学这一行当是“不忠”的，你会在小说里毁掉与笔下人物之间的契约，毁掉被标定的道德准则，毁掉为不能说的语句所立下的保证书。写作的人常常与狐狸有着共性：狡诈、背叛，总是陷入各种痛苦纠葛，沦至失败者的境地。评述托尔斯泰的时候，以赛亚·柏林借民间谚语中刺猬与狐狸的寓意，区分了作家的两种类型，比如刺猬对世界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坚定地贯彻自己的某种信念；而狐狸则体察个体的多样，善于寻找和理解事物的不一致和矛盾所在。
PART. 0 2
世界文坛的吐槽大师
在《狐狸》一书中，六个章节看似松散，故事各自游离，在以杜布拉夫卡的经历为底色的叙述中，我们跟随她进入的不仅是故事，更是多重观念的集合与展示。与其他作品相比，该书可被看作是杜布拉夫卡思想的拼盘，杂糅地讨论了她所关注的诸多社会性话题，从中也可以看到这位女作家的锐利思维。
比如她认为，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举办的文学节，就好像中世纪的乡村集市，赶集的人各自溜达，看完吞火表演再看杂耍。“如今的作家不再让读者通过阅读背上重担，相反他们是在表演。观众的接受标准是被电视和网络训练出来的，他们对文学变得越来越无知，他们想要的只有快速、明确的娱乐……”这些对文学衰弱的无奈，在杜布拉夫卡另一部作品《多谢不阅》中得到更为深入的体现，她假借一个被英美文学市场冷落的东欧人之口，吐槽了当今文学世界的诸多乱象。
当谈及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时，杜布拉夫卡揭示了一个藏在世界文学史中的秘密。所谓女性命运，在这里几乎是一个不容更改的模板——女性必须经受羞辱的考验，才能获得永生的权利。无论在经典名著，还是如今的畅销小说里，女性都需要在历尽磨难（大多数情况下是由男性带来的情感磨难）后，才会浴火重生，成长为一名值得尊重的女性。多年以来，女性作为文学里“看不见的人”的状况是否有所改变？至少在成书的2017年，杜布拉夫卡和许多女作家一样，依旧在为女性在文化史中的地位作斗争。
谈及衰老时，她也借小说人物之口说，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会突然对美变得高度敏感，这是年老以后所能发生的最好的事，也是最坏的事。好的是，你能清楚地看到在生活中错过了什么，另一方面，你会意识到再也没时间去弥补了。
这让我突然想到近几年读到那些“垂垂老矣”的声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年人被视作无声的群体，他们的感受被忽略，他们的声音被抹去，只因“老是很正常的”。但既然这是每个人必经的人生阶段，为什么对老的谈论如此艰难？人往往只有踏入老境，自身加入这无言的群体，才真正开启了黑洞一般的旅程。
杜布拉夫卡对己身老迈的关注，更在于阅历和年龄的增加是否让自己看得更远、做得更好，这也部分引发了她对变动的焦虑：当她发现事情开始走歪乃至失控，她比任何人都希望制止颓势，至少留住那些不该逝去的东西：文化、语言、书籍、情感、国土、记忆……因此，尽管作品中她持续向外发出警告与嘲讽，但许多质问却是向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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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常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