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记者契诃夫：萨哈林岛的“田野”之旅

1890年初，契诃夫已显现出一些肺疾的征兆，却忽然宣布将赶赴萨哈林岛旅行。彼时，萨哈林岛是俄国最大的流放地，沙俄政府利用萨哈林进行苦役殖民，将罪犯、流放者和政治犯押送到此，以服苦役并充当殖民者，为俄国东部开发提供劳动力。契诃夫花了三个月的时间，采访了数千名囚犯和定居者，并在三年后开始以《萨哈林岛》为题发表他的研究成果。1895年，《萨哈林旅行记》单行本得以出版。

《萨哈林旅行记》一书不仅揭示了帝俄司法系统下极端的社会形态，也展现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融合文学意识与社会调查的方法。这种风格，正是基伦·纳拉扬在《生活在写作之中》中所推崇的。纳拉扬认为《萨哈林旅行记》具备强烈的非虚构作品与民族志写作的特征，这些特征无疑为每一位非虚构写作者——无论是学术写作还是面向大众的写作——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方法。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纳拉扬的这部作品视为一本工具书、一本非虚构写作方法论手册——但作者想要表明的立场并不止于此。本书的英文标题“Alive in the Writing”已经暗示了这本书的独特视角：不同于“live by writing”中工具化的策略，alive意味着写作不只是一个可教授的技术问题，而是流动的、鲜活的存在状态，是写作者通过情感化的表达参与世界的必然过程。在记录的同时，书写者也“活在”自己的文本中。

撰文｜薛晨如

《生活在写作之中》，作者: [美] 基伦·纳拉扬，译者: 淡豹，薄荷实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

跨越学术与文学的写作实践

基伦·纳拉扬出生在印度孟买，现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教授。流动的文化身份使她更加关注本土与全球、文学与学术的裂隙，并一直在尝试不同体裁的写作实践，包括回忆录和小说等作品。在学术领域，纳拉扬也探讨民族志写作的多样可能，例如如何在科学性与叙述性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文本中体现不同文化的声音，而不仅仅是研究者的观察和分析。《生活在写作之中》正是这样的产物。

纳拉扬在《生活在写作之中》中将写作的对象大致分为四个部分：地点，人，声音和自我，依此搭建了本书第二至第五章的主体框架。其中，地点部分强调通过塑造人们生活的地方，来展现环境所唤起的氛围和情感——必要时应当采用多感官描述、视角转换、谈论动态变化以及交替使用远景和特写等方法来捕捉身临其境的感觉。人物部分指出了对个体进行描绘的重要性——这是打破类型化的抽象描述以及刻板印象的有效方式。除了描绘人的外貌、习惯与性格特征，也可以通过记叙人的物品来展开故事，甚至通向人物的信仰、想象等内心世界。

声音一章则进一步拓展了“写作如何捕捉现实”的问题。纳拉扬关注如何在文本中保留受访者的语言特色，也讨论了如何在民族志写作中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使不同的声音得以共存。她提醒写作者，在面对口语表达与书面文本的转换时，应当注意忠实呈现人物的语气、节奏和言语习惯，同时避免简单的转录，而是通过适当的叙述方式，使得对话具有叙事张力。此外，她强调，民族志写作并不局限于“被研究者的声音”——写作者自身的声音同样构成文本的一部分。因此，在书写过程中，学者需要找到自己的写作风格，并思考如何在第一人称的介入与客观描述之间取得平衡。

最后，自我的部分则围绕民族志写作中研究者的在场性展开。纳拉扬认为，民族志写作不仅仅是关于“他者”的记录，也包含了写作者自身的成长、感受和思考。因此，她鼓励学者适当地在文本中呈现个人经历，并借由反思的方式，揭示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中的位置及其对研究的影响。这种自我书写并非为了强化作者的主观性，而是为了让读者更清晰地理解研究的过程，并看到田野调查如何塑造了学者的观察视角。在这一点上，纳拉扬的观点与近年来民族志研究中对“反身性”（reflexivity）的强调相契合，即研究者需要意识到自身的位置，并在文本中对其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自觉的审视。

书中每一主题单元都不同程度地穿插了作者总结的写作技巧、契诃夫的经历与传记片段、引导读者进行自由写作的提示词、契诃夫的作品选段、其他人类学家或民俗学家的文本，以及作者对这些选段的分析。较之于常见的线性叙事模式，这本书更像是一个展览，纳拉扬兼任策展人与讲解员的角色穿梭于其中，并设置了一个个供你实操的工作坊，指引读者依照给定的方法进行充分练习。

契诃夫。

契诃夫与民族志

契诃夫的作品、对他如何写作的分析，以及他的生平故事，是引导全书的线索之一。正因如此，这也是一本别具一格的了解契诃夫的书，他的写作历程是对读者目光的导览，使我们得以透过作品的表征一窥他本人的性格、形象与独特的人格魅力。契诃夫的文字中没有高调的情绪宣泄，而是通过细节的堆积、人物的刻画，呈现现实的复杂性。这是一种极具民族志精神的写作方式——让事实本身说话，而非依靠作者的主观判断。

这种“去个人化”风格，与早期的民族志写作强调的“在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传统的民族志写作要求研究者进入田野，与被研究对象进行长期互动，获取深度的文化理解，记录并诠释他人的生活。这种在场性提示了个人经验与视角可能带来的偏差和影响，并通过反思性的分析规避一种“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而契诃夫的书写方式却有所不同，他几乎不在自己的文本中留下痕迹——这与他的小说创作风格一脉相承。在《萨哈林旅行记》中，他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与采访记录，并尽量规避情感表达或道德批判。这与当时俄国盛行的文学传统不同，也与传统的民族志写作有差异。这一写作方式启发了纳拉扬，使她提出了“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一概念。

所谓“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涵盖随笔、回忆录、传记、游记、文化批评等多种文体，不必拘泥于特定的体裁或学术规范。纳拉扬认为，契诃夫在《萨哈林旅行记》中的写作具有创造性非虚构的特征。他并没有刻意迎合某种特定的学术规范化要求，然而他对田野对象的细致描绘和对现实空间及人物的构建，通过叙述结构和细节的设置形成了另一种不同于传统民族志的现实感。

在过去几十年里，民族志对研究者“在场”的强调已逐渐转向对“多点”或“去中心化”叙事的接受。例如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深描”方法（Thick Description）就是通过文本细节来让读者身临其境，而不是单纯诉诸作者的个人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纳拉扬的写作主张正呼应了人类学科内部的变革：随着对研究对象与范围的拓展，民族志不再拘泥于单一的、全能的作者视角。

然而，纳拉扬虽然努力挑战传统学术写作，使之更具个性化与故事性，却并未进行更加系统的讨论：不同学科与不同研究对象是否有其不同的评价维度？在一部完整的作品中，我们固然无法事无巨细地对一切场景和人物进行深描，因此我认为，比掌握方法更重要的，是在描绘多样化的对象时对不同方法的取舍。

《萨哈林旅行记》，作者: [俄] 契诃夫，译者: 冯玉芝，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3月

自由写作的悖论

在本书的阅读过程中，我始终在思考的是：纳拉扬的这些方法与传统民族志写作有何差异？我们应当如何运用这些方法？写作者要怎样在学术严谨性与叙述自由之间找到平衡？民族志写作不仅仅是写作技巧的选择，还涉及学科传统、理论分析方法和伦理考量。书中虽提供了大量示例，但似乎缺乏更明确的指导，说明如何在不同学科背景或写作体裁下选择和使用这些方法。

接触过人类学的读者或许对“自由写作”（freewriting）这一概念并不陌生。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是在多年前的一次写作工坊上，针对同学面对博士论文无法下笔的情况，老师向大家建议了这种方法——“重要的是‘写’，维持一个‘写’的状态，让脑海中的内容自然流淌。”这一方法的核心原则是持续书写而不加以修改或审查。在固定时间内，写作者需要不断地写下自己的思考，即使内容混乱、不完整或看似无意义也不停止。这一过程强调速度、流动性和不受约束的表达，目的是让潜意识的想法浮现，并减少因过度编辑或自我批判带来的阻碍。

纳拉扬在本书的第一章也提到了这种方法，并希望读者在阅读全书的过程中按照她给定的提示词进行自由写作的训练。例如，在地点一章，作者介绍契诃夫十分关注萨哈林岛上定居点的命名，发现岛上屯落的命名都是为了纪念西伯利亚的省长、典狱长乃至医生，而非重要的早期探险家。紧接着，她给出了这样的提示词：“列出几个对于你的项目有重要意义的地点名称。这些名字如何揭示权力关系？你从中能感知到哪些文化价值？”

如果按照自由写作的要求来看，写作者需要尝试放弃对语言和思维的刻意控制，任由潜在的思绪、记忆、联想流入文本。这是一种近似于现象学的方法，即假定意识并非线性、逻辑性的，而是断续的、跳跃的、杂糅着感知和思考的，并要求研究者在悬置既有观念后，对经验本身进行纯粹描述。然而，提示词中的“权力关系”“文化价值”等概念，似乎又暗示着特定话语与理论结构的存在，预设了文本的分析方向。这种潜在的限制使我意识到，纳拉扬的方法对我来说实践起来尤为困难。因为书写本身已是对思维进行结构化的过程，语法、逻辑和书面表达的基本框架，以及文本的线性特征，已经决定了写作中特定秩序的存在，更不必说提示词本身假定的理论背景。

不过，一个丰富的方法工具箱总能让我们找到趁手的工具。对我来说，这些提示词的作用更像是对五感的引导，使我关注何时该听、如何听，以及该观看什么和感受什么。自由写作在民族志写作中的价值，或许不在于彻底解除对思维的控制，而是在于调整注意力的方向——它迫使我们去感知平时容易忽略的细节，捕捉微妙的氛围，以及重新发现语言的节奏和声音。在我个人的写作实践中，自由写作会被应用于田野笔记、灵感捕捉或写作初期的材料积累，而非最终文本的呈现。

契诃夫。

写作的多重路径

虽然作者没有做明确区分，但书中的“民族志写作”“具有民族志风格的写作”“非虚构写作”以及“创造性的非虚构写作”是不太一样的几个概念。《萨哈林旅行记》被视为具有民族志风格的写作，同时也具备非虚构写作的某些特征。严格来说，民族志写作通常是为了解释和分析文化，并要求研究者进行一定时间的田野调查。非虚构写作则更偏向于讲述故事、传递信息或表达观点，其信息来源相对更加多样。在译者淡豹接受采访时还提到，“非虚构写作”有时不仅指向一种体裁，更是一种对文化政治立场的申明、对所记录内容真实性的强调。

在读过最后一章“自我”之后，我似乎理解了纳拉扬的用意，也对前述的困惑逐渐有了答案。我们在写作时要如何运用本书中的方法，以及在描绘多样化的对象时如何对方法进行取舍，这些并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将本书视为启发性的手册，但它并不提供“何为最优解”的标准答案，因为最优选项往往取决于我们的写作目标、个人风格，甚至对自我的不断发掘。《生活在写作之中》更像是一场关于写作的对话，而非严谨的理论指南。纳拉扬的写作训练或许更适合那些在民族志写作或非虚构写作的边界上探索的人，这是这本书不同于传统民族志写作的地方。

另外，每一个写作者在处理自己的经验时都会注意到，文本作为一种表征和介质并不能直接展现个人的经历和声音，其传达还取决于文本如何被解读，以及整体的故事和叙事如何展开。如何设计叙事、如何搭建故事框架，这些也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认为叙事不重要。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能够打动人，不仅因为他记录了监狱里的对话、苦役犯的表情、岛上的地理环境等大量具体细节，更重要的是这些细节被精心安排在叙事的脉络之中，使整个文本形成了一种有节奏的推进方式，让读者逐步走入契诃夫的观察视角，并对萨哈林岛的社会现实形成整体性的理解。纳拉扬所强调的写作者的个人参与、情感表达、声音捕捉，这些方法在文本的前期阶段能帮助写作者生成生动的素材，但在最终文本的构建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更具整体性的逻辑梳理和叙述规划。

或许，这种对结构与叙事的讨论的留白，也正体现了纳拉扬的立场——写作没有单一的最佳路径，民族志文本可以是多样化的，而如何在“忠实记录”和“结构化叙事”之间找到平衡，最终仍然取决于写作者自己。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薛晨如；编辑：李永博；校对：柳宝庆。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