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工业园区不为人知的几件往事

李光耀（左一）与章新胜（左二）

从1994年诞生至今，园区已经过了30岁了。照中国人的说法，是过了而立之年，完全是一个大人了。

对于工业园区，苏州人不喜欢叫全称，喜欢昵称园区。如果外地的朋友来了，会很骄傲地对人说，我住在园区。

外地人会很困惑，不就是工业区啊，有什么好。但苏州的园区可不是烟囱林立的工业区，而是宜居宜业的花园城市，就连房价也是全苏州城的高地。

岁月从不败美人。如果不嫌俗气，把园区称作美女的话，写下的园区，正满眼风华，气质如虹。风雨30年，园区的变化岂止河东河西？由是，我想采撷园区的一些往事与掌故，供人回想。

01.

网师园的见证

有关苏州工业园区落户苏州，坊间有各种传闻和说法，以至于后来苏州工业园区大放异彩的时候，某些曾经在新加坡考察视野范围内的城市甚至忿忿不平地说，苏州抢走了他们的工业园。

事实上，李光耀有一次明确地对时任苏州市长章新胜说，工业园区选择在苏州，是我们慎重的选择，当时中国驻新大使张青在侧。而这所谓的慎重选择，一定是经过了前期认真调研和后期缜密地分析、比较和判断，苏州在区位优势、文化传统、人才素质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新方最后才下的决心。

它绝不是像外界所流传的那样，在苏州火车站送行途中，一口流利英语的章新胜与李光耀的一席对话，就改变了新方的决策。

这一点，时隔30年以后，老市长章新胜曾经很清楚地向笔者说起。

回溯当年几个有意思的小桥段，也许更能让人回味其中的深意。

一是细节。

据说当年李光耀考察中国时，曾先到北方某市考察，在酒店里休息。洗手时，没有想到水龙头的冷热水被接反了，老先生被烫了一下，这个细节让他很不舒服；而李光耀第一次到苏州来开会，会场上摆了一些鲜花。当会议负责人得知他花粉过敏时，第一时间组织人撤除了摆花，这时离开会已不到半小时。

苏州人用绣花针功夫来做事，就没有做不成做不好的事。

有人回忆，最初园区选址时，初选上海。

1991年李显龙带着一二十个部长来苏州游玩，章新胜市长陪同接待。除了游览虎丘、留园之外，还专门请新方客人参观了刺绣研究所。大家饶有兴致地看苏州绣娘一根丝线能劈多少根，真是精细至极。李显龙笑着说，章市长，我们当初吸引外资，我们是让客商看新加坡的假发工厂，让他们看到我们华人如何心灵手巧，外国人来投资的精细电子我们可以做。章、李二人心存默契，异曲同工。

二是判断。

故事发生在网师园。

2023年夏天，老市长章新胜受邀回苏，先后接受苏州和深圳媒体采访，看到园区的变化，他用了一个词：蝶变，准确地概括了园区和苏州城的30年发展变迁。

为了园区项目的早日落地，中新双方曾经经过多轮艰苦谈判，其中还有所谓的“三根硬骨头”（土地价格、土地年限和公益用地）的说法。

当时，心思细密的苏州人把谈判放在古典园林网师园的撷秀楼上。谈判，不仅是桌面上刀光剑影的金刚怒目，有时也有私底下婉转曲折的菩萨低眉。空隙时，苏州方面安排新方嘉宾听听昆曲，不过，曲目可不是袅娜缠绵的《牡丹亭》，而是昆剧《十五贯》。多年后，两鬓斑白扮演娄阿鼠的昆曲老演员朱继勇还记忆犹新，李光耀上来握手称赞“演得好，演得好”。

接受采访时章新胜说：“这部戏都是我精心设计的，因为李资政也对中华文化非常感兴趣。《十五贯》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复杂的一个案件，作为知府的况钟稍不注意就容易判断错了。我对李资政说你经历了不仅新加坡，还有全球这么多的大事情，作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什么？Judgment，是判断。”

事实证明，苏州判断准确抓住了机遇，而一生33次访问中国，8次到园区的政治家李光耀判断对了。2009年5月26日，李光耀在参加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15周年庆祝活动上郑重地说，苏州工业园区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高层领导的智慧与才干，以及各级人员的辛勤努力。我们当初接受北京的建议，选择苏州是正确的。

时隔多年，回溯当初选择网师园谈判的意义，章新胜说，我们要让新方知道，苏州人的智慧和积淀之深，我们只是不外露罢了。我们苏州园林最重要的一个奥妙，造园要靠借景。所以我觉得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我们的根还是中国根，只是把最优良的东西嫁接过来了。

图：李公堤旧貌

02.

鲜为人知的“三人小组”

曾经在江苏省政府开放办和园区工作多年，现已退休的潘云官是园区项目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曾经出版过《苏州工业园区的崛起及其启示》一书，揭示了园区项目的由来及意义。因为工作关系，我和潘老有过多次接触，曾聆听他讲述过一些往事。

其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三人小组”的故事。

1993年下半年以后，随着中新两国高层领导频繁磋商，苏州工业园区项目原则上已经确定，因此国务院办公厅催江苏省政府报送审批材料。

当年12月，省政府派副秘书长沈振寀与时任省对外开放办处长的潘云官到苏州，与时任苏州市计委副主任肖宜美、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廖建共同起草一份项目建议书。

在饮马桥附近老市政府老干部活动室（现为苏州市图书馆旧馆）里，起草小组以海南洋浦开发区的框架为基础开始工作。当时正值年底，天气已冷，活动室里没有空调，只能靠烧煤取暖。因为时间紧、任务急，起草小组就靠吃方便面当午餐。“三人小组”中，“肖宜美思想活跃，点子较多，潘云官逻辑思维强，善于表述，廖建同志文字功底好，直接落笔成文。”那一年，肖宜美48岁，潘云官44岁，廖建刚刚40岁，彼此差4岁，正是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年龄。

项目建议书起草好后，“三人小组”亲自送到北京国办秘书二局。本以为三五天就可以回去，没想到一呆就是一个月。二局的副局长赵维绥说，相关材料涉及到国家22个部委，你们要一家家征求意见。另外，国务院已经初定1994年1月21日会审苏州工业园区项目，届时朱镕基、邹家华、李岚清3位副总理都要出席。

于是，“三人小组”就留在北京，在省政府领导的指挥下连夜起草中央关心的主权、司法、机构设置等方面问题的补充报告。潘云官回忆，3个人两晚上没有睡觉，晚上写材料，白天给领导改。连续忙碌了一周，终于确保了会议如期召开。

由于工作过度紧张，每天省领导都召开讨论会议，研究材料，大家都疲惫不堪。有天晚上潘云官重重地坐在折叠椅上，居然把折叠椅坐塌了，摔下去时钢片把裤子刮了一个大口子。他没有带备用衣裤，只好请张家港驻京办事处的裁缝连夜赶做了一条，第二天才可以外出送材料。

在京期间，“三人小组”还接到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

代拟国务院对园区项目的批文。

这个任务对3个人来说，既光荣又艰巨，还特别有意义。他们用时两天多，仔细研究国家关于开放的政策文件，字斟句酌，拟出了一份对园区发展十分有利的文件稿。

这份被称作“国函9号通知”的文件，成为日后园区发展的尚方宝剑。

在项目审批权方面，中新两国合作的园区突破了省级开发外资项目审批3000万美元的限制，“在批准的苏州工业园区总体规划内，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的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可由苏州工业园区自行审批，其中限额以上项目报国家主管部门备案”；

在开发面积上，突破了有关方面限制的8平方公里，表述为“首期开发8平方公里”，“规划发展面积可按70平方公里考虑”；

还有一条，作为“不特有特”的工业园区，今后国家出台开发区相关优惠政策，工业园区可参照执行。

肖宜美后来回忆说，撰写这份材料，我们动足了脑筋，为园区日后发展预留了巨大空间。这，就是苏州智慧的体现。

1994年1月21日下午3点半，在国务院第四会议室召开了专题会议，3位副总理和几十名部长出席，听取了江苏省关于中新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汇报。会上，原则上同意中新合办苏州工业园区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