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大多喜欢活着，不喜欢死亡。活着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并不是绝对的过程。就像硬币的正面，而死亡就像硬币的反面。硬币随时可能翻转，却不是人们能够预料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人都是暂时活着，大多有保护自身的意识，但苟且偷生就不行了，很可能被人诟病。
既然活着是最大的理由，而且是暂时活着，就应该算是苟且偷生，只是人们并没有那么认为，总是认为自己能够活得很长久，甚至永远活下去，却并不知道生命无常。曹操做诗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就像早晨的露水，太阳出来就干了。古人的平均寿命比较短，尤其是孩子，死亡率比较高。毕竟，古代没有太高的医疗技术水平，面对一些传染病，不能有效治疗，就会导致孩子死亡率高的事实。即便是大人，死亡率也不低。大人得了病，也不能得到有效治疗。很多人乐天知命，认为“人的命，天注定。”连同汉高祖刘邦都这样认为，得了病之后不请御医看病，认为自己的命是天注定的，没必要找医生看。医生看好了，是自己的病该好；医生看不好，是自己的病就应该看不好。越是这样认为，就越是坠入宿命论的境地。命运的有无尚不可知，就更别提疾病和命运的关系了。倘若从生命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是暂时活着的，并不能左右生命的走向，除非一个人自杀了，算是自己了断，决定了自己的死亡方式和死亡时间，或者科学技术发展了，研究出“长生不老药”，让人们的寿命大大延长，也算是对生命的一种改造。但人不可能长生不老，总有死的一天。只要是活着，就算是暂时的，死亡才是长久的，亘古不变的。
既然每个人都是暂时活着的，那么何不痛快潇洒一番？人们都有及时行乐的思想，不然生命猝然而逝，想要享乐都不行了。但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暂时活着，而是认为自己会永久活下去，甚至为此干一些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倘若只是一两个人为了活命去偷盗、抢劫，那么这一两个人就算违法。倘若所有人为了活命去偷盗、抢劫，就不算违法，而算是合法的行为，叫做“法不责众”。古代农民遇到饥荒和战争的时候，生存不下去了，就要逃荒要饭，发展成流民。流民聚集在一起，就要“吃大户”，要造反。他们认为活着就是人生最大的目标，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大的了。为了活着，他们可以做牛做马，可以借贷生存，委曲求全，甚至铤而走险。权贵瞧不上他们的做派，认为他们都是草民，不值一提。而权贵往往自视甚高，觉得自己应该遵守法律和道德，却在饥荒和战乱时期苟且偷生，就让人不齿了。
按理说，生命无常，每个人都是暂时活着的人，都算是苟且偷生，为什么权贵的苟且偷生就不可饶恕呢？普通人就没有苟且偷生的事情吗？权贵的苟且偷生往往会表现为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亲戚和朋友，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自己苟活，却陷亲戚、朋友、国家、民族于不义。因为一个人的苟且偷生，害得很多人流离失所，甚至害了很多人的性命，怎么说都是不义的。孟子认为，不义比死亡更可恶，而义比生命更可贵，才有了“舍生取义”的说法。人都有保护自己生命的意识，但并不能为了自己苟活于世而出卖别人，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古代仁人志士舍身报国，即便有一些功利主义思想，说是为了青史留名，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他们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死得其所，重于泰山，而不能轻于鸿毛。要维护他人的利益，要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努力奋斗，甚至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毕竟，生命短暂，与其终老炕头，不如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死，死的伟大；与其一辈子庸庸碌碌，苟且偷生，不如轰轰烈烈，和命运抗争。
人们渴望生命灿烂辉煌，而不是整天黯淡无光。但没有那么多让生命灿烂辉煌的事，就只能庸庸碌碌，平凡地活着。虽然平凡是很多人要面对的，但平凡中孕育着伟大。当有人落水的时候，有见义勇为的人会下水相救；当国家和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有仁人志士会挺身而出，慷慨赴死。人们对生命的认识不是完全相同的，有人珍惜生命，在紧要关头，苟且偷生，不是跑掉，就是出卖别人的利益，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有人平时珍视生命，到了紧要关头，就会挺身而出，即便面对死亡威胁，也仍然不会有任何退缩。生命的刚强和慷慨令人赞叹，但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都是庸庸碌碌的人，都会暂时活着，或者说是苟且偷生，却没有出卖别人、国家、民族的利益。暂时活着算是一种状态，只要在这种状态下感觉美好，就算是获得生的快乐。倘若生不如死，那么很多人就会选择隐忍，忍不下去的时候就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每个人都算暂时活着，倘若有一天，一个活蹦乱跳的人猝然离世，人们会感到惊讶，却对他的死无能为力。倘若有人为了生，做了坏人，而且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做了坏人，就算是苟且偷生，出卖灵魂了。倘若所有人都做了坏人，也算苟且偷生，就不算出卖灵魂了，而是算维护生命正当权益了。由此来看人们的评价体系，似乎显得荒谬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