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5年深秋，县城文化馆的暖气总在午夜停供。我缩着脖子整理仓库档案时，木架顶层的牛皮纸袋突然滑落，泛黄的戏票夹着灰尘飘到脚边。票面印着“城西大戏院《目连救母》午夜场”，日期是1992年腊月廿三，右下角盖着“人戏不分”的朱砂章——老辈人说，这是阴戏开台的禁忌印记。
“年轻人，这东西碰不得。”馆长扶着老花镜凑过来，他的中山装领口沾着香灰，“十年前戏院封了门，可每到雨夜，巡逻的保安都听见里头有鼓掌声，监控拍到过戏台上飘着水袖影子，穿的正是戏票上的银线戏服。”他突然盯着我手里的戏票，喉结滚动，“1992年那场戏，三十七名戏班成员全死在了台上，连具完整的尸首都没找着。”
万圣夜的月亮像块破玉。我揣着胶卷相机站在戏院铁门前，铁锈混着雨水的腥味钻进鼻腔。铁门中央贴着褪色的封条，朱砂画的钟馗被人用刀划烂了眼睛，门缝里渗出暗红的光，像有人在门后举着滴血的灯笼。推开铁门时，门轴发出的吱呀声惊飞了檐角栖息的乌鸦，它们的叫声混着远处的雷声，像在给什么东西报信。
戏院内部比想象中破败，天花板的石膏雕花剥落大半，露出里头的木梁，梁上缠着褪色的红绸，边角还挂着干枯的纸花。墙皮剥落处露出半截戏画，画中花旦的眼睛用金粉勾边，我走到哪，她的目光就跟到哪，水袖末端的银线在月光下泛着冷光，和戏票上印的图案分毫不差。
戏台的幕布半掩着，台角的汽油灯不知何时亮起，火光在风里摇晃，照见观众席上坐满了纸扎人。他们穿着八十年代的的确良衬衫，领口别着褪色的工牌，手里攥着和我捡到的一模一样的戏票。纸扎人的脸是用黄纸糊的，眼窝处用墨点刺出瞳孔，有的嘴角还沾着浆糊，像是刚被人匆匆粘上去。我数了数，正好三十七具，和档案里记载的戏班人数丝毫不差。
鼓点毫无征兆地响起，是《目连救母》的开场锣，锣声闷得像敲在棺材板上。幕布“刷”地拉开，穿银线戏服的花旦踩着云步飘出来，水袖拂过幕布时，布料摩擦声里混着指甲刮过木板的吱呀。她唱到“娘啊，儿愿下黄泉”时，水袖甩过脸侧，厚粉下的唇色艳得滴血，像是用新鲜人血调的胭脂，而领口开敞的锁骨处，三道深可见骨的抓痕正渗出黑血，在戏服上晕开暗红的花。
我认出她戏服后背贴着的黄布——档案里记载，1992年坠台身亡的头牌花旦李翠兰，临终前曾在戏服上用血写下自己的名字，如今那字迹已泛黄，却依然清晰如昨。她转身时，腰间的丝绦垂到地面，拖出的影子在台板上扭曲成骷髅形状，更诡异的是，她的脚步始终悬在地面半寸，像是被无形的线吊着。
下意识摸出相机，闪光灯亮起的瞬间，后台的景象被照亮——三十七具戏服整齐挂在竹竿上，空荡荡的袖口在风里摇晃，最前排的戏服里裹着具白骨，指骨上戴着枚莲花纹银戒，和花旦手上的戒指一模一样。白骨的头骨歪向一侧， 头骨大张，像是在唱最后一句戏腔时突然定格。
鼓点突然变急，花旦的唱腔拔高，尖锐得像刀刮玻璃。观众席传来“沙沙”声，三十七具纸扎人同时转头，眼窝处的墨点对准戏台，手里的戏票发出脆响，像是在翻动生死簿。花旦的水袖突然甩向我，袖口裂开，露出尺骨末端的白骨，骨节处还沾着没腐烂干净的皮肉，指甲缝里嵌着戏票的残页。
转身往后台跑时，鞋底踩到潮湿的纸张。捡起一看，是本破旧的生死簿，封皮上“阴戏班”三个烫金字已剥落，内页用朱砂写着三十七个人名，每个名字后跟着死亡日期，最近的一条是“王建国，2015年十月廿九”——正是今天。纸张散发着浓重的霉味，凑近能看见字里行间渗着细如发丝的红线，像是用血丝勾的边。
后台的竹竿突然“哗啦”倒地，三十七具白骨从戏服里滑出，关节处的韧带还连着，像提线木偶般爬向我。最前面的白骨戴着银戒，指骨指向墙角的木箱，箱盖开着，里面堆满戏票，每张票面上的日期都在滴血，渐渐变成我的死亡时间。木箱边缘刻着小字：“替身入戏，生死两忘”，字体和戏服上的朱砂字如出一辙。
“廿三年前的雨夜，”花旦的声音从头顶传来，带着潮湿的腐味，“我们唱《目连救母》到‘地狱变’桥段，台板突然断裂，三十七人带着戏票坠进了地狱。”她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戏服上的银线变成了血丝，顺着脖子滴在生死簿上，“阎王爷说，阳间戏班断了阴戏路，要凑够三十七名替身，才能让我们转世。”
她转头时，厚粉大片剥落，露出底下的头骨，眼窝处嵌着两枚黑色纽扣，正是观众席纸扎人的眼睛。我这才发现，她的戏服里根本没有身体，银线绣的牡丹下露出森白的肋骨，每根肋骨上都刻着戏班成员的名字，李翠兰的名字正在最中央，泛着新鲜的血光。
“你进门时捡到的戏票，”她的指骨划过我掌心，“是我们用替身的血印的。三十七张票，张张都是死契。”观众席传来纸扎人起身的响动，他们机械地走向戏台，原本空白的脸上浮现出模糊的五官，正是档案里记载的戏班成员照片，每个人的领口都别着和我一样的戏票。
生死簿突然剧烈震动，我的名字开始渗进纸页，旁边浮现出“第十七号替身”的小字。花旦举起水袖，戏服里的白骨突然站起，和她的骨架重合，指向戏台中央的陷阱门——那里本该是换景用的通道，此刻却黑洞洞的，传来潮湿的泥土味，隐约能听见底下有戏腔回荡。
“当年我们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她的头骨开合，发出骨头摩擦的声响，“底下是戏班的万人坑，三十七具尸体叠着躺，戏服上的银线全长进了骨头里。”陷阱门突然打开，腐臭味扑面而来，我看见井底泛着磷火，每簇火光上都飘着戏票，票面上印着前十六号替身的名字，他们的戏服挂在井壁，空荡荡的袖口对着井口，像是在等人来穿。
鼓点在此时骤停，整个戏院陷入死寂。花旦的骨架开始分解，银线化作血丝飘向观众席，每根血丝都缠上一个纸扎人，那些纸扎人的身体逐渐饱满，眼窝处的纽扣变成了真人的眼睛，正是1992年那场戏的演员。而我手中的生死簿，正将我的名字刻进第十七号的位置，字迹用的是我的血，带着体温的热。
最后一刻，我想起馆长说过的话：“《目连救母》是阴戏，唱的是阳间人替鬼母受罪。”原来戏班当年是故意设下陷阱，用自己的死魂引活人入局，每到万圣夜就重演坠台戏码，用生死簿记录替身，好让自己的魂魄借替身的身体还阳。
当陷阱门在脚下闭合时，我听见后台传来胶卷相机的快门声——那是我刚才拍下的照片，闪光灯照亮了戏台：三十七具白骨穿着戏服起舞，观众席的纸扎人整齐鼓掌，每个人手里的戏票都印着我的名字，而我身上不知何时已换上银线戏服，领口开敞的锁骨处，三道抓痕正在渗血，和花旦当年的一模一样。
黑暗吞没视野前，花旦的头骨突然露出笑容，她的银戒滑落在我掌心，戒面刻着“人戏不分”四个字。从此，每逢万圣夜，城西大戏院的铁门后都会传来《目连救母》的唱段，路过的人说，透过门缝能看见戏台上飘着三十七道水袖，而观众席的纸扎人里，永远有个穿现代衣裳的年轻人，手里攥着泛黄的戏票，票面上的日期，正是他走进戏院的那一天。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