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疆强制员工晚 9 点下班” 这一消息迅速登上热搜，瞬间引发了广泛关注。紧接着第二天，美的也出台规定，明确 18:20 之后不许员工在公司加班。
与此同时，自 3 月初起，多家媒体纷纷报道，杭州、南通、长沙等多地正在逐步推进并落实普通高中双休制度。一时间，无论是职场还是校园，都呈现出一股 “反内卷” 的态势。
不少打工人都戏称这是 “人生第一次被赶着下班”，言语间既有调侃，也透露出一种别样的惊喜。而孩子们更是兴奋不已，迫不及待地计划着周末该如何放松身心。然而，家长们却在群里忧心忡忡地哀号：“复习时间被压缩了，孩子高考可怎么办？”
在当今这个时代，“到点下班”“周末双休” 这样本应是正常工作和学习节奏的事情，居然都能登上热搜，由此可见，现代人所面临的 “卷” 已经达到了何等恐怖的程度。但实际上，简中网络近几年频繁热议的 “内卷” 并非什么新鲜概念，追溯起来，这个词已有 89 岁的 “高龄” 了。
“内卷” 一词，原本并不存在于中文语境之中，它源于英文单词 “involution”，直译过来便是 “向内卷动”“回旋” 之意。1936 年，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用 “involution” 来描述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当某种文化模式发展到成熟阶段后，会陷入一种既无法保持稳定状态，又难以实现突破的困境，只能通过不断复杂化内部细节来维持其延续。
这就好比一种精致的编织工艺，当它在编织技法上已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时，手艺人便只能在原有的图样基础上，将其编织得更加繁复、更加细致入微，却始终无法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花样。
后来，同为美国人类学家的克利福德・吉尔茨借用了这一概念，并将其引入到农业经济领域。在对印尼爪哇岛进行实地考察时，吉尔茨发现，由于爪哇岛人口密集，加之土地资源和行政方面的限制，当地居民只能把各家多余的劳动力不断投入到本地狭小的水稻种植地里。
1963 年，吉尔茨在《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一书中正式提出了 “农业内卷化” 的概念，用以表示在土地面积固定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持续增加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从而维持农业产出的现象。
对于将 “种地” 深深烙印在基因里的华人而言，这样一个精准描述社会现象的概念自然不会被忽视。1985 年，美籍香港学者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首次使用中文 “内卷” 来阐释清朝农民所面临的困境。
黄宗智研究发现，自明清以来，华北地区的农业出现了一种极为诡异的 “没有发展的增长” 现象。随着人口数量不断增多，然而耕地面积却始终保持不变。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农民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使得土地产出有所增加，但人均收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下降。
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种地全家就会面临饿死的绝境，多增加人手就意味着能多干活、多赚取口粮…… 僵化固定的社会生产模式无法创造新的经济增量，无奈之下，人们只能在现有的存量上不断挣扎、相互竞争。
从两百年前为了养家糊口拼命种地的先辈，到如今在不同补习班之间辗转，只为高考成绩能多提高 “1 分” 的高中生，再到依靠主动加班以获得裁员豁免权的打工人，“内卷” 从一个用于描述社会经济发展的专业术语，逐渐演变成反映当今大众情绪的热门词汇。
这种似乎 “祖传” 下来的焦虑，从古至今，主要源于以下三种原因：资源困境导致的僧多粥少局面、模仿比创新更具安全感的上升路径，以及 “谁也不敢先松手” 的系统依赖。
黄宗智在书中引用了珀金斯的一项研究数据，从明朝初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口增长了 7 - 9 倍。在当时，既没有收割机、播种机等高效的农业机械设备助力，也缺乏化肥、农药等能够提高产量的有效方法。
为了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农民们只能绞尽脑汁提高同一块土地的产量。例如，提高土地的复种比例，尝试种植具有高风险的经济作物 “棉花”，以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等。
这种情况放到现在同样适用。据人社部公开数据显示，2025 年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高达 1222 万人，创下历史新高，就业的总量压力丝毫未减。
为了增强自身竞争力，许多大学生在专业课还未修完的情况下，就身不由己地被卷入盲目投期刊 “卷” 科研、找实习 “刷” 简历的浪潮之中。本应充满活力的青春岁月，就这样被麻木的忙碌填满，焦虑和疲惫如影随形，时刻伴随着他们。
这或许也源自人性中一种与生俱来的习惯 —— 模仿。16 世纪起，由于中国长江下游和闽广地区市场对棉花的需求大增，棉花价格开始攀升，其收益甚至超过了粮食。见此情形，华北地区大批农户纷纷开始推广种植棉花。正如史料记载 “直隶保定以南，以前凡有好地者多种麦，今则种棉花。”
然而，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侵占了粮食作物的种植空间，一旦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对于完全依赖天气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
此外，“物以稀为贵” 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在这里同样适用，随着棉花产量大幅增加，价格自然会暴跌，大量小农因此沦为贫农，甚至变成完全没有土地的佃农或雇农。
这就如同现在人们挤破脑袋去看演唱会，第一排的人突然站起来，后排的人出于无奈也只能跟着站起来。最终，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每个人都疲惫不堪且心烦意乱，没有一个人能够舒心地享受这场演出。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样的结果，但这种行为却证明了一种 “安全”—— 至少站起来还有可能看得见。
除了人自身的这种心理惯性，人对体制的依赖，或许更是造成内卷的关键因素。对于中国人来说，科举和做官在古代几乎是人尽皆知的实现阶层跃迁的唯一途径，“学而优则仕” 的理念在无数中国人心中扎根了上千年。
在古代的农村社会，这就导致了一个独特的现象 —— 那些从事农业生产能力较为出色的富农或者地主，当他们手中的土地面积达到一定规模后，大多不会将精力放在生产力的创新和改革上，而是想办法把地租出去，成为 “脱地” 的地主，然后通过捐纳或者让家里子弟读书考取功名，以争取进一步向上发展。
倘若不想陷入内卷，又该怎么办呢？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在《中国历史的模式》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陷阱：中国发达的农业养活了庞大的人口，而庞大的人口又持续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导致难以容纳工业创新技术和资源的进入。
张宏杰在《饥饿的盛世》一书中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清代人口从乾隆初年的 1.4 亿急剧增长到乾隆末年的 3 亿。短短 54 年，人口数量翻倍，看似创造了 “奇迹”，但奇迹背后却是饥饿的残酷现实。数据表明，乾隆末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 780 斤，而秦汉时期为 985 斤、隋唐时期 988 斤、宋代 1457 斤、明代 1192 斤。
人口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粮食生产速度，导致人民物质生活极度匮乏。为了生存，人们只能不断生育，让新的劳动力继续投入种地，试图通过增加产量来改善生活，如此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陷阱呢？因为一旦有高精尖的工业技术进入，取代了原本的人力劳动，农民们就会陷入 “走投无路” 的境地。例如，在一块平整的麦田里，1 台联合收割机一小时大约能收割 20 亩小麦，而一个熟练的农民一小时却很难收割完 1 亩。100 亩麦田，原本需要远超 100 人才能快速收割完，现在只需 5 台收割机就能轻松搞定，而 1 台收割机仅需 1 个驾驶员操作。
如此一来，剩下的农民便面临失业，而社会又无法提供其他可供选择的岗位。为了维持当下的稳定，人们自然会抵制这种革新的力量，从而陷入一个看似已经处于 “高水平”，实则封闭的循环之中。然而，天下人早已饱受内卷之苦。
面对这种无意义的内耗，有些人已经预见到 “卷到最后一无所有” 的结局，于是干脆早早选择 “躺平”。
有些家长放弃了 “鸡娃”，推掉课外班，带着孩子游山玩水；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选择 gap 一年，去追寻广阔的 “人生旷野”；打工族毅然裸辞，尝试小成本创业，摆脱 “孔乙己的长衫”……
所以，内卷的现象固然糟糕，但如果不能解决造成内卷的根本问题 —— 不种地就找不到其他出路，那么一切都只是空谈。
那些看似大快人心的口号，以及优渥的补贴等表面措施，都只是治标不治本。
只有当社会出现新的结构性改革，为人们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向上发展通道，让人们不再只盯着一条路走到黑，“反内卷” 才有可能真正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