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败再败，绝望自尽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不到两个月，清军在陆、海两线接连溃败。

陆路方面，叶志超所率领的清军吃了败仗，从平壤逃奔至鸭绿江畔。1894年9月26日，清军在风声鹤唳之下，尽数退出朝鲜。日军剑指中国本土，以“饮马于鸭绿江”“经略满洲”为下一步计划。

海路方面，黄海海战让清军丧失黄海制海权，北洋海军从此避战不出。惊涛骇浪之中，“避战保船”的紧箍束缚着北洋海军，这支昔日的亚洲第一舰队困守刘公岛，即将在耻辱中走向覆灭。

秋冬时节，阴风拍岸，比以往的时候更加寒冷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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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本侵华的危局，李鸿章上奏力求“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清廷采纳李鸿章的防御方针，即放弃在鸭绿江南岸与日军作战，而是在鸭绿江北岸布置防线。

年过七旬的四川提督宋庆被任命为帮办北洋军务，率领旅顺剩余的毅军2000人，到达鸭绿江畔。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领所部3000人驰援九连城（今辽宁丹东振安区）。在朝鲜吃过败仗的叶志超屡遭弹劾被撤职，因此，鸭绿江防之战的指挥，由宋庆和依克唐阿接手。

到10月14日，清军集结于九连城一带的兵力多达3万余人，有大炮90余门。

尽管宋庆、依克唐阿都是久经战阵的大将，但清军在鸭绿江防中亦暴露出诸多问题：一是松散杂乱，负责鸭绿江防的有铭军、毅军、盛军、奉军等70余营，各军“或值新挫之余，众心未定；或系新招之众，战阵初经”，除了毅军外，很多军队不服宋庆调遣，还有一些军队纪律败坏，“见贼即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杀之不止”；二是防线绵长，宋庆在右翼，镇守苇子沟大营，依克唐阿驻左翼，以鸭绿江上游的长甸城为大营，防线西起海岸，东至长甸城，兵力散布在数十里间，虽有九连城、安东县等防御重点，但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日军投入的兵力也是3万，以第一军为主。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是个“地理达人”。他到达朝鲜北境后，当天就登上义州城北山上的统军亭，只见鸭绿江两岸地势一览无余。同时，日军的探子前来汇报：“清军以九连城为总根据地，伸其左翼于虎山及长甸城，张其右翼至安东县，在鸭绿江沿岸有炮寨垒营数十，几百面军旗随风飞翻，看来总数不下两万人。”而此时，清军还不知道日军的底细，也不确定日军会从何处进攻鸭绿江防线。清军暴露的种种窳败，让日军有了可乘之机。

经过实地观察，山县有朋认为叆河和鸭绿江交汇处的虎山是一处立足之地，于10月24日派兵从东面的安平河口渡江，在江上架设浮桥，随后向虎山前进。聂士成率军进行阻击，虎山的守将马金叙“选奋勇五六百人登山为垒”，抱着与虎山共存亡的决心拼死力战，毫无退却之色，先后打退了桂太郎率领的第三师团长的三次冲锋。马金叙身上中了十余枪，其弟弟在前线阵亡，但虎山陷入日军三面包围，清军各部相距太远，众寡悬殊，清军战死三四百人，仍无法避免虎山失守的命运。

虎山激战后，山县有朋以虎山为大本营，趁着夜雾朦胧，向清军所守的城池发动袭击，接连占领九连城、安东县。10月27日，坐拥3万清军的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大量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被日军缴获，据日军公布数字，其中有大炮74门、步枪4401支、精米2590石、杂谷2000余石等，还有马粮和其他杂物无数。

得知鸭绿江大败的光绪皇帝以“强弱不敌”为由安抚军队，但也告诫宋庆等前线将领“毋得株守一隅，不思变计”。

然而，留给清军的时间不多了。

在日军如狼似虎的攻势下，辽东岌岌可危，一桩惨无人道的罪恶血案即将到来。

▲中日甲午战争形势图。图源：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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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海战后，北洋海军遭受重创，放弃了黄海制海权的争夺，仅有的几次“出巡”，只是往来于旅顺、威海两个海军基地。由于海防缺失，自10月24日起，日本陆军在海军“联合舰队”的掩护下，陆续抵达辽东半岛的花园口（今辽宁庄河市）。日军的登陆活动进行了半个月，登岸日军约2.5万人，在此期间，清朝未能及时采取对策。

直到11月6日，日军攻陷金州（今辽宁大连金州区），朝廷才下达谕旨，要求李鸿章派“海军各舰前往游弋截击，阻其后路”，但这时日军已经登陆完毕。

辽东半岛南端的旅大（旅顺-大连）半岛，犹如渤海的咽喉，而金州城正是旅顺的门户。驻守金州的守军只有3080人，分为副都统连顺的制兵和正定镇总兵徐邦道的拱卫军，当时，从鸭绿江溃败的清军尚未缓过劲来，其余援军也迟迟未到，只有大连湾守将赵怀业派出自告奋勇的前营营官周鼎臣，抽调二百人，前往接应。徐邦道等人只能在金州“殊死防战”，击退了日军的多次猛攻，直至“将士受伤、兵勇伤亡大半，力不能支，致城被陷”，城破之后，还有一支清军与日军展开巷战，他们除“十四名残伤被俘外，余皆壮烈牺牲”。

▲金州之战后，城外的清军遗体。图源：网络

日军从花园口到金州城的一路上，当地百姓发挥自身所长，不断进行抵抗。有个姓姜的老猎手，在日军行进路上挖了多个捕狼的大坑，诱骗日军马队跌入坑内。有个铁匠和两个农民操起木棒袭击日本的哨兵，把这个日本兵的头部打成重伤，后来被捕受审时，铁匠岿然不动，至死咒骂不止。村民陈宝财带着44名同乡，埋伏在半路，袭杀多个路过的日本兵，恼羞成怒的日军派出大队人马围攻陈宝财等人，这群村民全部牺牲。

日军侵占金州后，在城内挨家挨户搜捕，烧杀淫掠，“进路上遇有难民，不分男女老幼，枪击刀斫，直杀至西门外始止”。城内西街有一户曲姓人家，仅剩姑嫂姊妹和孩童十人，见日军闯入家中，几名女子欲拿起菜刀、剪刀，和日军拼命，最后一家人都被日军投入井底而死。

日本的随军记者，如实记下了日军攻陷金州后，血流成河的惨状：“市街上到处可见兵士和市民的尸体，死猪、死狗杂陈，军旗遗弃在地，衣服、家具散乱各处，光景极为荒凉惨淡。”

连顺、徐邦道力战而失金州后，奔赴旅顺求兵救援，希望夺回城池。但旅顺诸将众志不一，有人言战，有人言守，无人赴援，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之后旅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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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夺取金州的次日，便向大连湾发起进攻。清朝对防守大连湾已经失去信心，李鸿章授意盛宣怀，致电大连湾守将赵怀业等，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守住金州通往旅顺大道上的南关岭，在沿途多安炮位、多设地雷，另一个方案是，如遇紧急情况，可放弃大连湾而专守旅顺，“以保旅顺为要”。

清军弃而不守的态度，让日军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大连湾。更可悲的是，李鸿章的部下在大连湾经营多年，除了饷银及时运走外，军械、弹药等都落入日军手中。

日军接连攻陷金州、大连湾后，下一个目的就是号称“东洋第一坚垒”的旅顺。

旅顺后路的各炮台由临元镇总兵姜桂题的桂字军和记名提督程允和的和字军驻守，到旅顺之战前，共8营4000人。旅顺海岸炮台的清军，则有记名提督黄仕林、记名总兵张光前各带4营，共4100人。另有卫汝成率成字军5营及马队一小队赴援，以及从金州、大连湾撤离的连顺、徐邦道和赵怀业等残部。如此一来，旅顺的总兵力为14700人，虽不及登岸的日军总数，但只要众将齐心协力，仍有一战之力。

但清军犯了和此前一样的错误。以上七名统领互不相属，在御敌时难免各行其是。旅顺众将认为这样终归不是办法，经过一致讨论，推选姜桂题为头，让他主持大局，可姜桂题才能平庸，难有作为，他对日军毫无对策，只知不断致书朝廷，请求支援。

朝廷的反应让人哭笑不得。李鸿章得知日军已破鸭绿江防，又连下金州、大连湾，旅顺必定陷于孤危之境，于是派广东提督唐仁廉前往旅顺督率诸将，但无船可到旅顺，只能改派唐仁廉走陆路赴奉天。

危急时刻，徐邦道站了出来。

11月18日晨，日军骑兵第一大队长秋山好古率军至旅顺土城子，进行侦察扫荡。秋山好古是日本陆军的名将，曾留学欧洲，学习骑兵战术，回日本后统领骑兵部队，活跃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他还有个弟弟秋山真之，后来是海军名将。

姜桂题主张“紧守长墙土炮台”，对于日军侦察部队的出现并不重视。徐邦道不久前在金州和日军交手过，认为应该挫一挫日军的锐气，请姜桂题提供枪械，出城迎敌。姜桂题只好同意，让徐邦道自己去军库挑选武器。徐邦道便率领残部出战，出发前成功打动了卫汝成，卫汝成（盛军统领卫汝贵之弟）遂带领成字军参战。

秋山好古的骑兵队看到清军出来抢先占领高地，都纳闷了，之前清军看到日军都是狂奔后退，今日竟然上前阻击。有部下认为其中有诈，建议秋山好古撤退，秋山好古却颇为自信，继续策马向前。

事实上，徐邦道和卫汝成的军队已经占得先机，清军的位置便于进攻，而日军都是骑兵，一时难以冲上高地，很快陷入重围，进退维谷。秋山好古这时才知大事不妙，紧急发出撤军命令，徐邦道乘势追击，日军在混乱中不断后撤，连伤员也来不及运走。一向善于骑兵作战的秋山好古最后是在步兵的掩护下，九死一生地逃出战场。

徐邦道和卫汝成所部一直战到下午4点，因为缺乏后援，饥饿疲惫，不得不退兵。土城子阻击战共造成日军伤亡55人，击退了名将秋山好古，是旅顺战场难得的胜仗。

但是，徐邦道主动请缨取得的胜果，并没有扭转旅顺消极防御的局面，赢了这场小战斗，依然改变不了整场战役的形势。

在甲午战争中，这样的场景一次次地出现，左宝贵在平壤北门坚守阵地，战死于炮火硝烟之中，邓世昌欲指挥致远舰与日舰同沉，不幸葬身大海，金州城外的百姓自发地阻止日军，遭遇日寇血腥报复。中国不缺勇敢者，但在一场满盘皆输的棋局中，局部的胜利不能挽回败局，个人的牺牲无法改变结局，他们的事迹更加让人痛彻心扉。金、旅之战的数月后，徐邦道又到牛庄、田庄台等地继续抗击日军，不久后病逝于军营，享年59岁。

1894年11月21日，旅顺陷落。

时人说：“旅顺之防，经营凡十有六年，糜巨金数千万，船坞、炮台、军储冠北洋，乃不能一日守。门户洞开，竟以资敌。自是畿甸震惊，陪都撼扰。”

在旅顺，毫无人性的日本人将刀枪对准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在持续4天的旅顺大屠杀惨案中，共屠杀无辜民众2万余人。有学者考证，“除有家人领尸择地安葬者千余外，据扛尸队所记，被焚尸体实有一万八千三百余”。

▲日军在旅顺犯下大屠杀惨案。图源：网络

美国《纽约世界报》、英国《泰晤士报》等媒体都刊载了这一震惊中外的惨案，指责日本血腥残酷的暴行。日军却找各种理由推脱，说他们杀的是混在老百姓中的中国军人，多年以后，他们在南京大屠杀后也是用这样无耻的借口自欺欺人。

当时身在旅顺的美国记者克里尔曼为《纽约世界报》发出通讯，称：“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无抗拒犯军。日人谓枪弹由窗及门放出，尽是虚语。日兵并不欲生擒。我见一人跪于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上，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

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一无衣服之婴孩，其人急走，将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二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之刀者即时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救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

日本统帅与其分统，非不尽知连日屠杀。”

旅顺大屠杀后，城内的中国百姓仅剩36人存活，他们的帽子上粘着“勿杀此人”的标记，而日军留下这36人，只是为了让他们掩埋遇难的中国同胞遗体。

▲《纽约世界报》撰文报道旅顺大屠杀。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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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就要挨打。随着辽东战局每况愈下，山东方面也传来了坏消息——留守威海港口的北洋海军，即将遭受灭顶之灾。

明代设卫于山东半岛东北端的威海，主要是为了防御倭寇的侵扰。清朝入关后，仍以威海卫为军事重镇，该城前临海湾，背靠群山，与辽东半岛的旅顺口遥遥相对，形成扼守渤海的双闸。在威海港口中央，有一处刘公岛，岛东西长不过4公里，最宽处也才1.5公里，却形成海上的天然屏障，如一艘战舰守卫着威海。北洋海军将威海作为屯泊之所，沿岸建有各类炮台25座，并在刘公岛设有军工厂、军火库。

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采纳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建议，命人在威海南北两口增设“水雷拦坝”工事，即在出海口排列长丈余、直径一尺半左右的木材，以铁索将木材连接在一起，并用锚固定于海底，木栏附近布置各种水雷，将威海卫口完全包围起来，在木栏中间留有一个活动门，平时关闭，用时开启。李鸿章自认为“水雷拦坝得力，倭船必不敢深入”，殊不知在日舰的冲击下，这道防线如同纸糊的一样。

北洋海军之所以困守威海卫，是采用了所谓“避战保船”，或者说“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御战略。黄海海战后，无论是前线的官兵，还是坐镇后方的李鸿章，都看清了中日海军的实力差距，李鸿章对丁汝昌做出指示：“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住北洋海军、守住威海卫，是李鸿章最后的希望。

另外，在黄海海战中遭受重创的军舰需要进行维修。丁汝昌在写给盛宣怀的信中说，经过黄海一役，“复失四舰、废一舰，现在勉强差堪战斗者，仅‘定’、‘镇’、‘济’、‘靖’、‘来’、‘平’六艘而已”。

正因如此，每一艘军舰都弥足珍贵，经不起半点折腾。11月14日，镇远舰在进港时发生触礁事故，伤情严重，修了多日才勉强补救，但已不能出海作战。镇远管带林泰曾自认有愧，忧愤自杀。镇远是与旗舰定远齐名的姊妹舰，这一事故发生后，北洋海军的士气更受打击。

随着日本陆军在辽东长驱直入，海军也有了新的动向。1894年12月，日舰不断在山东半岛海面出没，次年1月，日军海陆并进，对威海发起进攻。到2月1日，除刘公岛和日岛之外，威海其余区域都被日军侵占。

威海北岸炮台失守前夕，丁汝昌驾船登上炮台，与督办威海防务的戴宗骞商议对策。戴宗骞无奈地对丁汝昌说：“绥、巩军均向西散去，派人四出招集，所剩只绥军一营，守台及保长墙等处。”当天晚上，仅剩的绥军一营也逃散了。不久后，丁汝昌再次见到戴宗骞时，戴告诉他，自己已经成了光杆司令：“所散兵勇招集不回，并台、墙守兵亦溃西去，全台只剩十九人。”

丁汝昌知道大势已去，请戴宗骞前往刘公岛避难。戴宗骞却说：“守台，吾职也。兵败地失，走将焉往？吾唯有一死以报朝廷耳！他何言哉！”丁汝昌派人强行将戴宗骞救走后，戴宗骞只是对前来护送他的海军凄然一笑，然后意味深长地说：“老弟，谢谢了。我的事算完了，单看丁军门的啦！”登上刘公岛后，戴宗骞愧愤不已，吞金自杀。

1895年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命令舰队，将炮火对准刘公岛和日岛，发起总攻。

康济舰管带萨镇冰带领30名水手负责防守日岛炮台，在敌众我寡的逆境中坚守，不断反击日舰，一度击中扶桑号左舷，造成日舰筑紫船员死伤8人。但是，日军如潮水般涌来，小小的日岛难于御敌，炮台也被日军摧毁。丁汝昌见日岛即将失守，命萨镇冰返回刘公岛。日舰击毁日岛炮台后，刘公岛成了一座绝望的孤岛。

北洋海军与日本舰队在刘公岛展开最后一战。

日舰一开炮，港内的13艘鱼雷艇和2艘汽艇突然全速冲出港口。原来，这些鱼雷艇原本不隶属于北洋海军，而是归旅顺鱼雷营管理，他们不愿与刘公岛共存亡，竟然当场逃离。但在日舰的猛烈攻势下，这些鱼雷艇一艘也没逃掉，或击沉，或搁浅。

此时，丁汝昌向李鸿章发出最后一封告急信：“自雷艇逃后，水陆兵心散乱，如十六七日（2月10、11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

2月9日，丁汝昌亲自登上叶祖珪率领的靖远舰，和平远等舰最后一次出港，与日舰殊死一战。丁汝昌可能想战死海上，保全名节。战至中午，靖远被两枚炮弹击中，左右两舷皆破，船头下沉。丁汝昌本要与船俱沉，却被船员抢救上岸。丁汝昌仰天长叹：“天使我不获阵殁也！”

次日，日军已经封锁刘公岛的出路，北洋海军的“保船”方案彻底破产。为了避免军舰落入敌手，丁汝昌下令，将船舰自沉。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在亲自下令毁船后，吞鸦片自尽，他平时常说：“船亡人亡！”但是，北洋军舰只有搁浅的定远、靖远两舰得以自毁，而镇远、平远、济远等10舰在战后不幸被日军俘获，编入日本舰队。

刘公岛沦陷前，丁汝昌服毒自尽，结束了他60岁的生命。之后，北洋海军官员牛昶昞派人向伊东祐亨递上降书。2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趾高气扬地驶入威海卫港。与此同时，萨镇冰驾驶康济舰，运送丁汝昌、刘步蟾等战友的灵柩，缓缓驶离刘公岛。

▲牛昶昞（左二）在《威海降约》上签字。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