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独立影像导演顾桃最先是通过父亲的一张照片看见了萨满：一个蒙面人，头上戴着饰有鹿角的帽子、服饰上面挂有铁制的圆形铜镜，旁边的土墙上还有一面圆圆的，绘有动物图腾的鼓。12岁的他第一反应是害怕、觉得神秘。那时的他还不知道，几十年后会开着自己的大篷车，计划在东北亚绘制一张“萨满地图”。
其实，在国内、东南亚、不丹、甚至南美，都有“化身（incarnation）”的说法，神明化身人类，或是人类化身动物，以超自然的姿态二度观察社会。“化身”是哲学的，也是神秘的。这个超自然行为将人类从本体抽出，带着神性、巫术和区别于城市文明的野性观看所谓的现代化进程。
萨满地图，顾桃画作
此岸与彼岸，时间和空间，过去和现在，他们的双眼里，看见了什么？NOWNESS Paper春季刊“化身”专题，让我们短暂脱离肉身，看见“不可见”，从更高维度再理解一次世界。
这是第二篇。
顾桃又梦到关扣尼。他回想起拍纪录片《神翳》时，认识了这位鄂伦春族最后的女萨满：据说她在15岁时忽然生了一场大病，进而被选中为神灵的化身，穿着将近百斤重的神服，在急促的神鼓伴奏下，不吃不喝跳上几小时，病好了，“神就这样‘拴住我了’”。
鄂伦春族最后的女萨满关扣尼
萨满一词最早源于通古斯语的“saman”，含有知晓、探究、智者之意，在北方游牧民族眼中，它一度被视作神灵的化身，只有被选中和附体的人才能成为萨满，发挥占卜、先知、疗愈等作用。
对于从小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长大的顾桃来说，这个词汇并不陌生。35岁做纪录片导演，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坐标系——关注北方少数民族在当下的生存状况。他先用鄂温克三部曲拍下中国最后一批驯鹿人的生活，记录一个民族消失的文化，又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了解萨满，最终决定踏上一场游牧之旅，记录不同地域的萨满文化。
2020年5月，顾桃和他的大篷车正式启程，开始“萨满地图”计划：第一趟往新疆走西线，途径宁夏、甘肃、青海，之后一路往东沿内蒙至东北全境。
最终，顾桃找到了蒙古族的吉力格、哈萨克族的库尔曼、翻译女孩阿加的爷爷、伊犁的努尔古丽森等人，并用摄影、口述史、绘画等不同方式呈现这些萨满的共性与差异，以及他们在今时今日面临的处境与变化。
顾桃和他的大篷车
在多数人眼中，神话只是远古人类原始思维下诞生的产物，是片面和不可信的。但不论相信与否，萨满文化的诞生与传播，也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和信仰、所处的地域条件与历史变迁。当顾桃扛起摄影机，用影像连点成线，一张“萨满地图”和属于北方的影像民族志也慢慢延伸开来。
以下是顾桃的自述。
我最早是通过一张照片，知道了有萨满这个事儿。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我的父亲在鄂伦春自治旗文化馆工作，他经常一消失就是好几周、去森林里拍鄂伦春猎人，用笔和相机记录他们的日常狩猎和迁徙。他每次回来就会把自己关在一个小黑屋洗照片，有时也让我帮忙定影。
12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张陌生的照片，让我感到害怕：一个蒙面人，头上戴着饰有鹿角的帽子、服饰上面挂有铁制的圆形铜镜，旁边的土墙上还有一面圆圆的，绘有动物图腾的鼓。我当时觉得这一切很神秘，也不敢问父亲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这是他拍的一位鄂伦春族萨满。
上图：萨满斯琴图雅
下图：萨满斯登扎布
真正认识萨满，是在我的35岁。我回到家乡拍纪录片，也就是鄂温克的驯鹿部落三部曲。拍摄中，我认识了森林里的艺术家维嘉。维嘉身上有一种传统的老猎人气质，他经常和姐姐聊起自己的姥姥——鄂温克族的最后一位萨满，纽拉。
在他们的讲述中，纽拉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13岁时满山遍地跑，野兽也不咬，一连睡了三天三夜，醒来就说自己在上面住了三年，家人确信“这姑娘成萨满了”。俄罗斯的额尔古纳左岸有一位大萨满划着桦皮船来给纽拉做衣服，一做就是三年，头一年先是帽子上的鹿夹、第二年才缝制骨架、第三年再往上铸铁加以装饰，可见成为萨满的服饰和仪式都有专门的讲究。
纽拉去世的时候103岁，当地本来晴空万里，霎时就天色变黑了，7月下起比雨还大的雹子，把森林里的一片白桦树拍到拦腰倒下，猎人定居点的竖木牌匾也被吹得到处都是，还把一个驯鹿给拍死了。后来他们说驯鹿也是一种化身，纽拉带它去了天国。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感受到萨满是一种很古老的智慧，在“蹲守式”的几年拍摄中，逐渐记下他们口述的民族史。
草原上的帐篷
“萨满地图”计划的开始，和鄂伦春族的最后一位女萨满关扣尼有关。2007年，我开始拍摄纪录片《神翳》（又名《萨满的心事》），其实也是受到父亲影响，想要去记录自己民族里边的东西，遇上关扣尼算是一种缘分。
正在进行仪式的萨满，顾桃
鄂伦春的作家空特乐说过，其实萨满从来没有消失，只是回避了人间——关扣尼出生于1950年，她在15岁的时候成了萨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鄂伦春当地为响应“破除封建迷信”的政策，让萨满们举行一场“告别神坛”的仪式，将萨满服扔到泥沟里，然后下山定居，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自此发生改变。
2007年，我沿着父亲书中提到的路线走，前往黑龙江白银寻找鄂伦春萨满的踪迹，刚好遇上关扣尼要做一场仪式——五十年过去，当地又开始大力发展文旅名片，关扣尼被推选为民俗文化传承人，要在镜头前完成一场萨满传承仪式。于是我就记录了这一仪式的始末，包括关扣尼怎么准备、政府怎么介入、到最后她女儿的意外过世。
2020年，我接到了关扣尼过世的电话，赶回去参加了她最后的风葬。这是鄂伦春族古老的丧葬习俗，大家将老萨满的灵枢安放在事先截好的四根木桩上，经过风雨雷电、日月星辰的陪伴，在春夏秋冬的交替中自然风化，最后再落土为安。关扣尼的侄女关金芳是鄂伦春民歌文化的传承人，她说，顾桃，你以前拍了那么多片子，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鄂伦春族也留下一些资料？
在路上的顾桃
到了2020年疫情，我虽然呆在大草原上，但也有一股逃离的冲动、想出去走走。正好有一个新疆的小兄弟，说他奶奶也是一位萨满，虽然已经失明了，还在用石头子儿给人占卜、唱词。再加上关扣尼过世的事件，我决定从最初的定点蹲守式拍摄转为游牧式拍摄，开始自己的“萨满地图”计划。
这个地图并不是说要标记所有萨满出现过的地点，而是记录我所经过的路上遇见的萨满。我想沿着自己的路线，先从呼伦贝尔到新疆的阿勒泰、伊犁，去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萨满群体在当下的生存状况，把他们传承、祈福或占卜的仪式记录下来，搭建一个大致的民族框架。
萨满地图，顾桃画作
甘肃有个哈萨克民族博物馆，那里讲到哈萨克的“巴合斯”，是神灵的化身、人与神的沟通者、主持献牲仪式的祭司、预言吉凶祸福的占卜者、祛邪治病的行医者，也是说唱神话、传说、叙事诗和英雄史诗的民歌手，和北方民族对萨满的解释是一样。
这一路，我觉得最神奇的，是伊犁地区最有名的女萨满努尔古丽森——我们还没到当地的时候，就听好几个朋友说了她的故事。这位萨满给人治病、占卜都是最准的，如果有人对你使了咒，把某种物品作为媒介放在你家，她就会感知某种黑暗力量，然后找出来。
萨满所用的器具
2020年5月，因为疫情人迹罕至，我们去到伊犁时，连服务区的加油站都关了，偶然遇到一辆灰色的小轿车，下来几个哈萨克族的女性寒暄，盯着我的长头发问我是不是搞音乐的，我说我是做纪录片的。我问，“你们听说过几年前在这里的一个大萨满吗？”她们摇摇头，最后我们合了一张影。
几天后，我通过多方信息找到了萨满的住处，在小区门口等待。一个十七八岁的小男孩笑着把我领到家里，我一下就起了鸡皮疙瘩。客厅墙上挂着一个展开翅膀的鹰的标本，下方正在打坐的这位女萨满，正是我前几天在加油站遇到的哈萨克族女性之一。她说，之前没有亮明身份，因为神灵会考验人的诚意，要看大家有没有这个缘分相见。我们的缘分在路上就已经建立了。
顾桃一行与萨满努尔古丽森
努尔古丽森的化身形态是一只老虎。晚上我们用电脑给大家看之前拍的蒙古萨满，放到一半时，她可能觉得蒙古人治愈的方式不一样，眼神突变，目光和体态犹如一只猛虎，向我发出如虎般的低吟和听不懂的语言。她又一下蹿到家里的台子上寻找东西，摄影师不断往门边上挪、试图逃跑，而我一动不能动，只有几个小朋友习以为常。
在哈萨克族的群体里，萨满依旧十分活跃，只是他们不再被称为“萨满”，而是演变成“巴合斯”。有时让我印象深刻的，不再是一个萨满的传统仪式，而是伴随几次拜访，见证他们生活和习俗的改变。
刚到新疆时，有一个至今未曾谋面的音乐人，向我推荐了西北最大的萨满，我一看照片十分正式、有点像人大代表，便说以后再议。音乐人又想起还有一个哈萨克族人，名叫库尔曼，他平时住在山上，非必要不出来。我说这可以，我用自己的方式去找。
萨满库尔曼正在进行仪式
我一共见过他两三次。第一次过去，他正在用传统的仪式请神。我想起做原生态民族音乐研究的敖登托雅说过，民歌和神秘学有着相似的仪式感，这位库尔曼也很注重一些必要的仪式，坚持要用冬不拉的传统乐器，于是大家就一块等待乐师，但是乐师的毡房离这有30公里，骑摩托就得骑一个多小时，最后等乐师用冬不拉请神、大家完成仪式、最后再送神，也花了大半天时间。
萨满库尔曼
第二次过去的时候，我发现他不再等骑摩托来的乐师了。清晨，他的毡房里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音箱，他往音箱上插了一个U盘，音箱就说话了，它说：滴，蓝牙已开启。冬不拉的音乐开始响起，师傅和徒弟像往常一样用烧红的铁块完成治愈仪式，通过绳子爬到蒙古包顶，最后发出一声很疲惫的鹰的叫声，把神送走。
我觉得这个真的算是与时俱进吧。萨满也在适应变化，库尔曼是能给人治病的，但是现在这个社会给人治病需要行医证，他们考不下来，也很苦恼。看到这些变化，我更觉得有必要以自己的方式，把当今萨满的分布、样态、仪式、方法、真实性一一记录下来。
萨满库尔曼的家
从2020年开启“萨满地图”计划，到现在过去5年，我从呼伦贝尔一路到新疆阿勒泰、伊犁，中间去了一趟甘肃——未来5年里，我可能要做的是东北亚的萨满记录，包括蒙古、日本、韩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的西伯利亚。
萨满与各式各样的化身，顾桃画作
为什么还要做“萨满地图”？我记得在家乡拍鄂温克三部曲时，维佳写下了一首诗：“我从弓与箭的文化/来到了原子弹的时代/他们把我抛出去/我们的文化正在消失/语言和制度也在消失”。
维佳说，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失去一切就面临着消亡。从原始文化到现代文明的转型过程中，鄂温克猎人和萨满都面临着各自的失落与阵痛，这是我坚持做“萨满地图”的原因：在北方民族的眼中，萨满是神明的化身，但我相信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化身”，我们需要去记录它。
今年是我做纪录片的第20年，我想建立一个属于北方民族的影像档案馆，以“线上地图”的方式和年轻人产生链接，也用摄影、口述和绘画等不同方式，去记录下一个民族的文化变迁。
顾桃，《犴达罕》静帧截图，图中为猎人维佳
大家说我的纪录片是一种文明的挽歌，也记录了现场的伤感，但我觉得，我的片子里也有日常的生活和幽默，我希望它可以成为一种样本，鼓励更多年轻人去拍自己家乡的民俗、文化和传承——以前我听到一句话，说民族现象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会永世长存，但是它能以怎么样的方式去存在和传承一段时间，可能这里面也有很多我们可以干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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