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稻为桑的政策跟吴晗描写的《航海攻心战术》有很多相似之处，用吴晗的观点可以来解释这个问题。
吴晗在《航海攻心战术》中描写了这么一件事情，崇祯十五年十月，李自成决黄河淹开封，大败孙传庭，十一月，清军分道南下，连破蓟州、真定、河间、临清、兖州，北京震动。
当此内外交困之际，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能为崇祯帝排忧解难，这个时候兵科给事中曾应遴，一个七品官上书，提出“航海攻心战术”，就是由朝廷造战船三千艘，载精兵六万，从登莱渡海，到朝鲜登陆，攻后金国腹心。这样一来，清军非退兵不可。
崇祯帝听了大为嘉许，以为是妙算，让工部筹划此事。
工部平白无故接了一口黑锅，真的有冤没地方说理，当时国库一分钱无有，上哪筹钱造三千艘战船，这不开玩笑吗？
崇祯帝当然知道是开玩笑，但能有什么法子，国难当头，满朝文武重臣没一个放屁的，好不容易有个小官提了个建议，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交代下去你们办去吧。吴晗说崇祯用的这招叫“骗”，因为明知道办不成还是硬要下面去办，这就是骗。
出主意的曾应遴也知道办不成，他也是骗，他骗崇祯，崇祯一高兴说不定就能升他官。
工部管事的是侍郎陈必谦，他知道这事办不成，但又不能说不办，转头一想，既然是战船，那不能工部自己张罗，兵部也该参与此事，所以就上书说按照规制，造战船历来是工部兵部共同办理，所以兵部应该负担一半。崇祯接到上书也佩服工部侍郎的脑子好使，一件事两家办，人多力量大，就准了工部的请示。
吴晗说工部这招叫“推”，把工作推给别人，责任就小点。
兵部平白如故也接了一口黑锅，自然气的要命，但这件事合理合法，还没法拒绝，只能硬着头皮接下。
造战船需要钱，国库空空如也，为解君父之忧，工部上书说开封归德欠工部料价银五百万两，可以用于造船，兵部也上书说凤阳欠兵部马价银五百万两，可以用作造船。
事实上，开封刚被李自成淹了，归德又被李自成占领，上哪找五百万两银子给工部。而凤阳因为战争旱灾蝗灾，已经赤地千里，渺无人烟，更没有五百万两银子给兵部。
吴晗说兵部和工部这招叫“拖”，明知道办不成的事，只能拖，能拖多久是多久。
但拖终究不是办法，时间久了战船还没开始造，要吃不了兜着走，工部侍郎陈必谦脑袋一转又想了一个主意，他上书说，现在北京被清军围困，招不到工匠，也运不进来木料，屁话，一毛钱都没有，上哪找工匠木料。陈侍郎上书说淮安船厂负责打造漕船，物料都是现成，工匠也是现成的，让他们负责造战船，必能“克日可成，庶不误东征大事”。
陈侍郎的上书，内阁和崇祯都认为很合理，所以就下旨给淮安船厂，让他们造三千艘战船。这件事就从工部和兵部推到了淮安船厂。
船厂主事也是倒霉催的，平白无故，这口黑锅扣自己头上了，但圣旨已下，不能抗旨，只能遵照执行。
但船厂主事也不是吃干饭的，他脑袋一想，也想出个绝妙主意，他上书说，淮安船厂造的是河船，跟海船相差万里，他们的工匠和物料都不适合造海船。实际情况是一毛钱没有，凭空造不出海船。船厂主事说福建和广东靠海，历来擅长做海船，应该让闽广两省造战船，这样才能及时造出战船，“由海道乘风北上，直抵旅顺口上岸，奋武以震刷皇威，快睹中兴盛事。”
造三千艘战船这件事就这么推到了福建和广东身上。从曾应遴提出航海攻心战术，到各部推诿拖沓，时间已经过去了快一年，而恰好清军掳掠的差不多了，打包好战利品班师回朝，北京解除了危机。
此时，两广总督沈犹龙、福建巡抚张肯堂便联名上奏说：“航海攻心战术是阁臣的妙算，圣主的神威。臣等已经召集工人，预备工料，拥护国策，以成陛下中兴盛业。但是现如今北方安定，而闽广民穷财尽，与其劳民伤财，造而不用，不如暂时停工。”
崇祯接到这个奏疏，只能无奈的笑笑，事已至此，清军都退了，那还造个啥，就回了一个字“是”。
航海攻心战术这个荒唐的提案终于结束。
吴晗总结到：“所谓官僚政治，有三个字可以形容之：一骗，二推，三拖。”
崇祯和曾应遴是在骗，兵部和工部是又骗又拖又推，船厂主事是又骗又推，福建和广东是又骗又拖。
吴晗又总结道：“从骗到推，到拖，而无。这故事是中国官僚政治的一个典型例子。”
而改稻为桑和航海攻心战术简直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嘉靖四十年，倭寇肆虐，国库空虚，财政超支，连官员俸禄都已经发不出来，但嘉靖还想修宫殿和道观，朝廷没钱就得想法子弄钱。
清流清高，弄不来钱，严党贪贿无度，弄不来太多钱，嘉靖私心用甚，只想要钱。
此时严世蕃提出改稻为桑，在浙江把稻田改为桑田，多养蚕缫丝，织成丝绸后卖给西洋人换来白银。
其实改稻为桑的本质是严党想上下其手，趁机在浙江兼并良田，大发横财，然后顺便给嘉靖分点利钱，这一招根本行不通，因为清流会趁机使绊子倒严。
严世蕃说这招能为朝廷弄来钱，嘉靖自然很开心，哪怕他知道这个主意是个馊主意，压根就不可行，但总比没有主意强。
严世蕃提出改稻为桑，就是“骗”，嘉靖批准了改稻为桑的建议，也是“骗”，他才不管什么改稻为桑，什么以改兼赈，只要能把钱弄来就行。
改稻为桑经嘉靖首肯，内阁票拟，司礼监披红，直接就把圣旨下达给了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胡宗宪，这就是“推”。胡宗宪要剿倭寇，分身乏力，这件事自然就交办给浙江布政使郑泌昌和按察使何茂才，这也是“推”。
郑泌昌和何茂才作为省部级大员，自然不会直接办理改稻为桑，所以他们把这件事安排给了杭州知府马宁远和下属各县，这也是推。
杭州知府马宁远和所辖各县去推行改稻为桑，根本推行不下去，农民不可能这么顺从的把稻田改成桑田。马宁远只能派兵强行推广“国策”，但调来的兵被戚继光调走，他们就把责任推给了总督府参军谭纶，因为他是清流派来阻碍改稻为桑的棋子。
改稻为桑就演变成了严党和清流之间的党争。
严世蕃知道阻力太大，所以才提出毁堤淹田的损招，郑泌昌不想独自承担风险，就拉上了制织造局的杨金水和胡宗宪的心腹马宁远，一起毁堤淹田，这也是推。
毁堤淹田玩脱了，被胡宗宪识破，亲自斩了杭州知府马宁远和建德、淳安两知县以及河道监管李玄，让他们背锅。并且胡宗宪开始出手阻止贱买农田，他这招就是“拖”。
胡宗宪明知道改稻为桑不可行，但又不能公然抗旨，就只能“拖”，一拖就拖出了变故。
新任杭州知府高翰文的“以改兼振，两难自解”本质上也是推和拖，根本实现不了改稻为桑。
最后，海瑞等人下场，这件事在浙江终于乱成一锅粥，最终闹到了嘉靖这里，嘉靖也无可奈何，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改稻为桑，算是对“航海攻心战术”一次完美的演绎，把“一骗，二推，三拖”的官僚政治演绎的惟妙惟肖。
嘉靖从一开始就知道改稻为桑不可行，但他跳脱不出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的樊笼，只能被裹挟着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