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主任：裁员最多的时代，我们根本不愁客源

大家好，我是陈拙。

曾经不少朋友问我，为什么执着于记录那么多不同职业的故事。

我说因为关心时代。

这话看起来挺装逼的，但事实如此，通过一个又一个职业，我能感受到，甚至预知到一部分时代的变化。说个简单的，刑警讲近几年案子没过去精彩，那说明，当下安全点了。

这种感触，苏轼也有过，还写成了诗：“春江水暖鸭先知。”

今天的故事，来自精神科医生陈百忧，不过她反映的一种现象，不仅是在过去，也可能是你我的将来——失业潮对人们精神状态的影响。

世卫组织的报告有这样一组数据，“失业率每增加1％，就会使65岁以下的人的自杀率增加0.79％。”而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多年前的东北大下岗时代，陈百忧的主任奉命建立精神科，收治当时的病人。

他是那个时代里走出来的好人，随波逐流地生活着，给自己和很多无法被看见的患者，在精神科找到了一个容身之处。

主任是精神科最讨厌酒的人，他给我们定了一条铁律：谁给患者带酒，谁就走人。

我能理解主任为什么不喜欢收治“酒蒙子”，因为他们爱惹事、心眼还多，为了喝酒敢贿赂护工，随时可能让病房彻底乱套。

主任处理这种事毫不留情，先后开除了好几位护工和医生，还严肃警告过屡教不改的患者“少把社会上那套带到病房来”。

然而整个精神科最能喝也最爱喝酒的人，就是主任。

主任符合大家对中年男人的所有刻板印象，爱组织饭局且必喝酒，开场要提一杯，手里的啤酒都是仰头就干。之后还得打圈，无论是一起工作20来年的师姐们还是才来几天的实习生，他会一个不落地敬酒。他欣赏喝酒豪迈的人，还教育我们“酒品即人品”，好在酒量好的师姐陪主任喝能让他高兴，我这种完全没有酒量的人他也不嫌弃。

这一套对科里新来的年轻人很有压力，尤其是主任喜欢在饭桌上讲道理，全是社会上那套为人处世。酒过三巡，他讲话的音量开始变大，反复给我们讲老院区的陈年旧事，说自己如何凭借一己之力开办精神科。那些源自上个世纪末的故事我已经听了很多年，但还是经常能听到新故事。

对于我和大多数同事来说，主任完全来自不同的时代，要想理解他，多少有些难度。但我能明显地感受到，他把同事，把精神科保护得如同自己的家。

而这个家的起始点很有主任的风格，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可以说是主任在酒桌上喝出来的。

我加入精神科是2010年，坐着车走过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来到位于郊外的分院区，在院区最深处找到了精神科的封闭式病房。白墙红瓦的独立二层小楼周围，到处是参天大树和肆意生长的花草。患者经常在院子里活动，后勤部的人在附近开辟园子种菜，我和大家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自成一体与世隔绝。

这里虽然看上去岁月静好，但病房会阶段性地不太平，一般都是因为来了新人。而1999年精神科成立那会儿，主任每天重要的工作就是叫上司机班的师傅，开着面包车满城接患者回来，而且是破坏力很强的“武疯子”，可想而知病房天天都不太平。

有一次主任去接一个拿着刀要砍人的患者，警察都到场帮忙了。回病房的路上，主任趁机跟警察学习了几招擒拿术。他经常向我们炫耀这些招数，说自己当精神科医生从来没被患者“干一电炮”。

但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有个“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的患者，坚信身边的人都在害他，所以他要报复，而且手段很下流，专抓男性的生殖器，已经抓伤了好几个人。主任去接的时候可费了好一番功夫，患者来了医院总想找机会报复主任，整得主任每次查房都得提防着。

一天患者突然从后面窜出来，一手抓住主任的白大衣领，另一只手就往下掏。主任往旁边一闪躲开了控制，然后用膝盖磕患者的腿窝，让患者直接跪在了地上。

这件事被主任讲了好多遍，每次都是绘声绘色的。有一次他甚至拉着一个男同事现场演示，好像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一样。

对主任来说，这种打人的患者还不算极端情况，他遇到过更危险的：有患者在家养了一百七十多只猫，整栋楼都臭得没法住人，谁敢抱怨，患者就去砸人家玻璃；有患者用斧头砍妻子，从脖子砍到后腰下，缝了几百针；还有患者把嫂子杀了，尸体就放在衣柜里……

我每次听到这些情况都会心惊胆战，觉得有些偏执型人格障碍还多次伤人的患者，应该送监狱才对。然而封闭病房虽然也会把人关起来，但毕竟是提供治疗服务的地方，好多患者还是院长专门去别的医院商量后，才被分到我们这里的。

精神科的第一批患者有十几个人，都是别的医院不想要的：有的经常偷东西，有的爱搬弄是非，还有的患心脏病、糖尿病治疗难度大……

他们看到医院的面包车就会拼命挣扎，主任的衣服被撕烂是常有的事。他工作后攒了很久的钱买了一块“双狮”牌手表，每天都戴着有空就用酒精擦表链。有一天主任接患者回来，发现自己的表特别干净，原本磨花了的玻璃盖都是透亮的，他很开心。等他闲下来才发现，能不透亮嘛，表盖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掉了。从那之后，主任接患者就再也不戴眼镜和手表了。

痛失表盖那年主任30出头，他从呼吸科半路出家成为精神科医生，所有事情都要从头学。别的医院不主动介绍患者的发病和治疗过程，有些家属也不想多说。所以主任要自己重新摸索患者的病情，理解他们的性格、习惯甚至人生。

主任遭了这么多罪，都是因为他被院长赶鸭子上架开办精神科。当时医院的财政状况非常紧张，已经发不出工资了。

主任得到的任务是给医院创收，让大家都活下去。

主任是八十年代的本科医学生，被分配到医院没几年，就赶上了席卷东北的下岗潮。当时我们医院归铁路管，大家不至于下岗，但医院效益很不好，常常不能足额发工资。

那时候可能全东北的单位都在开源节流搞自救，我们医院鼓励职工停薪留职，可是作用不大。务实的老院长组织大家利用院区的荒地种玉米、养猪、养鱼……想尽办法增加收入。结果这些副业也就给大家改善了一下生活，根本解决不了工资问题。

老院长想拓展医院业务，他到处考察，发现社会上的精神病患者越来越多。这和东北的衰落有关，也因为人们对精神疾病缺乏重视甚至心存偏见，让很多患者流落在外。老院长看到了属于医院的“时代机遇”，于是决定开办精神科。

在动员大会上，主任将自己随波逐流的个性展示得淋漓尽致。起初他和大家一样闷声不吭，一来精神科处在医生鄙视链的最底端；二来改变执业方向的压力很大，收获却是未知。

老院长的目光投向了主任他们那期的年轻医生，最后直接拍板，把任务指派到了主任的头上。主任心想既然是领导安排得的，那就得接下。

其实他两眼一抹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完成任务。当时院区里除了有破旧的小楼可以改造成封闭病房，其他的软硬件、治疗团队甚至连治疗精神病的专业知识都得从零开始筹备。

小楼是苏联人援建的，最初是铁路领导的疗养院。因为地方偏远空气好，五六十年代又变成了肺结核病人的病房。后来肺结核有了特效药，病人越来越少，院区上百亩土地也就渐渐荒废了下来。于是小楼等来了新的安排，它被装上了防盗窗和隔离门，迎接一批又一批的精神病患者。

主任的命运和这栋小楼很像，一直在被人安排。他没有比别人更喜欢精神科，就是领导让干嘛就干嘛。非要说为什么只有他愿意接下这个前途未卜的任务，我想来想去，只能说主任是个好人呗。

我接触过的很多人，最开始并不是特别明确地要当精神科医生。主任是院长给了任务，我是在实习时本能地对这里感兴趣。到了毕业时，我在犹豫去市里的精神病院还是到现在的精神科，导师帮我分析利弊说“主任人特别好”。

我到了科里，主任憨憨地笑着说“慌（欢）迎”，本来我还有点紧张，却被他的后鼻音逗笑。主任自嘲说：“我的普通话确实不标肿（准），凑合听吧，听久了就能懂了。”

那时的主任一米六五的样子，微胖，和内蒙古大汉的形象有些出入。好多人都看不太出来他的年龄，有人说主任“从40多到60都有可能”。他有一头自来卷，脸上有痘印，年纪上来后他的近视镜就摘掉了。他的眼皮也因为上了年纪而耷拉下来，睫毛会刺得眼睛流泪。他为了治疗眼睑下垂割了双眼皮，我们就嘲笑他一把年纪了还挺爱美。

我见到主任的第一面，导师口中的“人特别好”一下子就具象化了，我也放松了下来，很快融入了精神科。

只是当时我还无法理解，这么一个爱喝酒能喝酒的老好人，是怎么在酒桌上把这个精神科给喝出来的。

要想开办一个精神科，把一个个“武疯子”顺利接回病房只是最简单的一步，接下来的治疗更让主任发愁。

当时的抗精神病药物一共就那几种，主任看着说明书给患者开药。有个患者症状始终控制不好，怎么换药都不行。医院请了一位精神病院退休的老专家来坐镇，但老专家出工不出力，只知道跟主任说“你是主任，都听你的”。

主任心中烦闷，恰巧遇到精神病院的医生，热情地请人家喝酒。酒过三巡，那个医生几句话的指点就解决了主任的难题，从此之后主任遇到困难就想办法请人喝酒。

我们科有几位护士大姐常说，主任刚被分配到医院工作的时候刚二十出头，是个特别害羞的小伙子，跟女同事说话就脸红。主任对此毫不避讳，说自己从小到大几乎没跟女孩子说过话。但为了完成任务，也就顾不上害羞了。

如果把我们精神科比喻成度假酒店，当时的老院长负责给科里找“客源”，主任负责“上门接客”。院长为了给初创的精神科找患者，带着主任去兄弟单位找领导搞关系，告诉他们以后有人犯病就给科里打电话。这当然也少不了喝酒。

主任经常请各种人喝酒，别人酒后吹牛，他是酒后学习治疗精神病。因为科里几乎所有的活都是主任来干，所以他的酒量和经验成正比，都是靠实践锻炼出来的。

我问过主任：“你不当呼吸科医生遗憾不？”

“不后悔。”主任没怎么想就回答了。

他说那个年代呼吸科的病人也很难治，患者在他面前咳出一盆血，纱布口罩根本挡不住结核杆菌，但他还得给患者做气管镜下止血。主任很有既逆来顺受又能苦中作乐的精神，他被安排去了精神科后，就像阿Q一样寻找以前工作的“坏处”和现在工作的“好处”。然后自我安慰说“现在已经很好了”，结果他就真的感到满足了。

经过一年多的摸索，科室总算走上了正轨，患者也逐渐多了。原来的病房不够用，还扩建了一部分，病房的气氛也渐渐安宁了下来。

主任成功完成了任务，但这对他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因为只有做成了才会发现，不愁“客源”的精神科，简直就是把那个悲情的时代，浓缩在了一起。

主任开办精神科，最初的目的是为了给医院创收，把拖欠大家的工资赚出来。真接触了精神病患者这个群体，主任发现他们不止有病人一个身份，很多人还是身世悲凉、无家可归的苦命人。

如果说千千万万的下岗工人是时代的弃子，那么精神病患者就是隐入烟尘的游魂。往往只有在发生严重的暴力事件时，人们才会注意到这个群体的存在。

我上班之后跟主任追过好几次逃跑的患者。有一个男患者看所有东西都觉得“贼眉鼠眼的”

，以至饭都不敢吃了。如果没有人照顾，要不了多久他就能把自己饿到酮症昏迷。他已经住院很多年了，妈妈每年会接他出院住一段时间。

后来他妈妈去世了，从此再也没有人接他出去。那天他趁外出活动的工夫，自己跑了。主任带着我们开车出去找，结果没走多远就发现他坐在马路牙子上。他想回家却找不到路，而且就算回去了，家里也没有妈妈给他做饭了。

主任问他：“跟我回去不？”

他说：“我饿了。”然后自己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还有一个女患者太想孩子了，趁着去澡堂洗澡的时候逃跑。因为被护工看到，我们很快就把她找了回来。我打电话让她老公带孩子来病房探望，可是她老公说忙，没时间。

这是精神病患者悲哀的处境，他们更容易被亲人放弃。

还有一些突发疾病的患者，他们的生活也很艰难。有一个女患者有非常严重的子宫肌瘤，平时只是月经量大、时间长。有一天晚上她说肚子疼，主任是男的不好检查，护士去看发现血都浸透了棉裤，必须赶紧手术。

主任联系不上患者的儿子，只能去患者家里找人。地方很远，晚上10点才到。主任他们去小卖店买东西填肚子，正好遇到患者的儿子买烟。患者的儿子看见主任拔腿就跑，主任和司机在后面追了半天。

患者的儿子以为主任来要钱才跑的，他也有难言之隐，下岗之后一直没找到工作，已经交不起住院费了。主任这趟只是为了找他去医院签字给母亲做手术，见他实在困难，还向医院申请把欠的大部分住院费给减免了。

按现在的标准来看，主任30多岁就牵头开办了新科室，绝对算得上年轻有为，而且给很多让社会棘手的重症患者找到了去处，可是这个精神科从患者到医护人员，全都穷得叮当响。

大家终于发现了精神科的真面目——钱少事多。当初雄心勃勃定下的创收任务，失败了。

而主任自己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之中。

主任最落魄的时候，足足半年没拿到一分工资，然而工作却一点都不能耽误。

一开始患者少，晚上有护工看着就行。后来患者多了，尤其是有五六个患者是同一个单位的，他们之间互相不服气，动不动就打架。导致主任不光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值夜班。实在扛不住，主任找院长申请外聘一个医生。正式医生可不敢招聘，因为发不出工资，就连之前坐镇的老专家都离开了。

外聘的医生来了后主任能稍微轻松一些，两个人轮流值晚班。本来以为是好事，没想到还是出了意外。当时新来了一个酒精依赖的患者出现了戒断反应，外聘医生给患者喝了酒。喝酒确实可以缓解患者的戒断反应，但容易把其他患者的酒瘾给勾起来。最后主任慎重考虑，让这位医生走了。一时没有新的人顶上，主任只能继续当光杆司令，成天住在医院。

那段时间主任很少回家，大半夜想儿子想得心里难受，总想起儿子刚出生的那天，他坐在医院的婴儿床边看着肉乎乎的小奶娃。主任不敢用手碰更不敢抱，就那样坐着看了一夜。有一天主任实在太想儿子，就抽空回了一趟家。他久违地抱起了儿子，结果居然把儿子吓哭了，主任心里难受了好久。

更让主任难受的是，在上幼儿园的儿子指着他问：“你一天天家都不回，都干啥了？赚的钱呢？”

主任内心十分愧疚，他明白儿子是在替妈妈叫屈呢。主任当时连儿子的学费都要管岳父借，好在岳父能理解他，说老两口花一个人的工资就够了，直接把自己的工资卡给了主任。

我问过主任：“都不发工资了，你哪来的钱请人吃饭啊？”

主任得意地说他妻子特别好，知道主任吃饭喝酒是为了精神科这一摊子事儿，还总劝主任说男人在外面不能没钱。有一次妻子给了他300块零花钱，主任揣在兜里舍不得花。

讲这段的时候，主任的手还拍了拍白大衣的口袋说：“心里老有底气了。”好像兜里还装着那300块钱似的。

现在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一个男人忙得连家都顾不上，还经常在外面挨打挨骂，而且长时间没有工资，我是想象不出来主任是怎么坚持下去的。

我很讨厌以前的文艺作品为了歌颂奉献，非得让工作比家庭重要，觉得这种描写是违反人性的。当主任一点点给我讲他的故事，我又觉得那不是老套，就是属于主任那个年代的普遍事实。

当年我父母做小生意也是风餐露宿，连续十多年一年365天都不歇着。只有送我到东北来上大学，他们才奢侈地休息了几天。他们那一代人，都是吃着苦走过来的。

每次说起这段，主任都在说自己接受过不少人的帮助，所以只要有人找他帮忙他都愿意帮。我问他遇到过白眼狼吗？主任说又不是砸锅卖铁地帮，不需要回报。“你帮了十个人，即使有九个白眼狼，不还有一个是好人吗”。

我帮他总结：“也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呗？”

主任嘿嘿笑：“还是你会总结。”

2004年，医院改制终于完成，我们变成了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主任拿着拖欠了好久的工资回家，交给儿子说：“你看看，这是你爸的工资。以后别再说你爸不赚钱了。”

那会儿主任的儿子都已经会数钱了，他儿子反复地数了几遍然后笑着说：“这还差不多。”

好事和坏事一样，总是扎堆来的。医院总算正式招聘了两名精神科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就是我的两位师姐。科室的管理正规了起来，开始有实习生来实习，也设立了“总住院医师制度”。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绩效考核，无论主任干多干少，拿的钱都是一样的。很多大医院都因为精神科病房不赚钱事还多，直接不开设这个科室。只是这些年精神卫生越来越受重视，所有的三甲医院才被要求必须开设精神科。

主任可能是有危机意识，担心我们的科室会被取消，所以他总是努力地体现自己的价值，特别是要让领导们看到。所以有时候主任在我们的眼里，显得特别像个官迷。

每次有领导的亲戚来看病，主任都会叮嘱我们要特殊关照。我对这种搞“特权”的行为心存抵触，觉得没有必要活得卑躬屈膝，曾经怼过一个不讲理的“皇亲国戚”。

那个患者来劲了，非给我看他的微信，说自己上个星期还跟院长吃过饭，非说我的治疗有问题。我说：“你要觉得院长厉害，你让他给你看啊。”然后这个患者就整天给我告状。

主任为这事儿专门批评过我，他说只有把领导的关系搞好了，对科室才有好处。他也不骂我，就是拉着我反复说这些车轱辘话，让我学会做人。

其实我也不是讨厌所有的“皇亲国戚”。曾经有个院领导的亲戚在我们科“外挂”，领导给他找了间空着的小屋住，他每天去单位食堂吃饭，早晚来我们科里吃药。他虽然有特权，但我还挺喜欢他。

因为这个患者生活很规律，还养了只小狗，取了个大明星的名字。每天他都带着那只明星小狗在小屋外面晒太阳，他看到熟悉的人会主动打招呼，小狗也扑过来摇尾巴。患者患病多年，父母已经去世了，他在这里住得惬意，坚持服药基本就不会犯病。

院领导很满意我们对这个患者的治疗，多次公开表扬过我们科室。新一任院长来病房视察的时候，院领导一边陪着院长走一边吹风说我们科干得好，说主任干得好。主任回了办公室就显摆，说领导重视我们总是好的。

总院的周会，我们分院的人都是线上参加。大家总是到会议室签个到就偷偷跑了，只有主任拿个笔记本认认真真地记录领导发言，然后一字不差地读给我们听。我曾经分析过主任为什么那么在乎领导的看法，发现这不仅仅是因为主任经历过听从组织安排的年代，也因为无论什么时代，人总会有许多的身不由己。

就好像我们精神科的成立，不就是领导的一念之间吗？

就比如我读研究生时的医院，比我现在工作的医院更有名气。但是因为各种原因，精神科病房很多年都成立不起来，如果能得到领导的大力支持，也许结果就不一样了。

不过主任也不是完全听话，他有很多应付形式主义的小聪明，让我们躲开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有一段时间我们科特别缺人，正好医院通知全院都不能再雇外聘医生了。主任觉得我们的孩子都太小了，确实需要有人帮忙值夜班。他跟我们商量说如果医院不再续聘，我们就自己出钱把外聘的医生留下来，主任出大头，两个师姐、我、师弟一人出一点，科室奖金也照样按劳分配。

想好对策之后，主任先向院长打报告提出科室的困难，院长重新考虑了我们科的特殊情况，同意由医院来续聘这位外聘医生。主任的计划虽然没有用上，但我和师姐们心里都很温暖。

我也不知道主任哪来这么多小聪明。还一次医院开展廉洁教育，所有人都要抄书。我心想自己又不收患者红包，有啥好接受教育的，对这种事烦得不得了。我们主任的特点是，只要医院的任务就得干，但是他知道大家都不愿意，于是他经常请实习生吃饭，然后让他们帮大家多抄几份，把任务混过去。

科里每来一个实习生，带教的医生就要写好几本教学记录，还必须手写。我经常忙得来不及写，遇上教学检查，主任就给我换一个新本，把最近两个月的写好就行，检查的时候就说最近换了新本，旧的弄丢了。

主任绝对不会内耗，遇到难事儿就会跑到我们办公室坐一会儿，拉着我们讨论，一旦梳理出思路就立马起身去解决。就主任这个状态，也难怪他会不理解年轻人为什么总想辞职。

这些关于人情世故的体悟，年轻人不愿意听，也很难共情。我可以不去操心这些事情，但主任不得不顾忌。所以我一直感觉，自己没什么资格去质疑主任的做法，因为我们就活在主任的庇护下。

眼看着科室越来越壮大，没想到2015年医院突然决定，关闭封闭病房，不再治疗重症精神病患者。

这些年来，分院要调整的小道消息一直在传，我们不愿意相信，但也觉得有道理。毕竟分院一直在亏损，大家搬回总院是迟早的事。每年都有很多人来勘测土地，有一年甚至陆续来了11波，仿佛这里马上就要变成商业楼盘了。那时候就连院长过来，我们也不积极开门，主任总是最先跑出去开门迎接的人。

正式接到消息那天，我们心里都很难受。精神科回到市里就不开设封闭病房了，所以很多患者需要分流去其他医院。患者们也很难受，他们来办公室求主任带他们回市里，甚至保证以后不犯病，不给主任添麻烦。

主任一点不浪漫地说：“犯不犯病也不是你能控制的，要是你一直不犯病，住家里多好！”

有几个患者舍不得走，找到主任说：“是不是那谁（院长）让关的？主任你就发话吧，只要你同意，我们去找他闹。反正我们都是精神病，他能拿我们怎么样！”

“拉倒吧。只要你们出事，不论是不是我的主意都会算在我头上。你们真去闹了不是坑我吗。”

提前一个月我们就开始忙活患者转院的事情，除了少部分患者家属有自己的想法不需要我们操心，剩下的大部分患者都需要主任来安排。那段时间很乱，每天都有主任联系的医院来看患者，每天都有患者来办公室告别，我和师姐们的眼泪不值钱，每天都在哭。

主任不哭，他在用小本本记录患者的情况。

他考虑得特别细，有躯体疾病的患者适合去综合医院的精神科，方便看病；家庭经济情况好一点的患者，他会安排去条件好一些的地方，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就安排去花费少点的地方；有几个患者的父母年龄很大了，主任还会考虑路程给患者就近安排，坐车路线他都写下来交给家属了。

主任让我们把每个患者的病志都整理好，多打印了一份给对接的医生带走。当年主任从别的医院接患者回来，得到的信息非常少，全部都得自己一点点琢磨。现在他跟接收医院对接时，把每个患者的家庭情况、治疗过程、所属单位，甚至患者家属的脾气都交代清楚了。

主任这个走过夜路的人，总想着给别人留一盏灯，这让我特别感动。

好几个患者上车前反复来办公室告诉我们，以后有封闭病房一定要通知，他们还来我们这里住院。很多患者走的时候都哭了，连心硬的“院霸”都抹了眼泪。

主任不哭，他在忙着叮嘱患者不管在哪里都好好配合，好好吃药。

几天内，封闭病房的患者被一辆一辆面包车拉走，其中就有1999年开始被主任一个个接回来的人。

当年主任在医院门口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走了不知多少遍，把他们接回来，安置好。16年过去了，门口的路总算是修好了，可是患者们却要从这条路远去。

每送走一辆车，主任就回到办公室，把小本本上的名字一个个划掉。名字划完了，我们就正式回到了市里。这对精神科来说，是一次新生。对主任来说，则是对16年时光的告别。

如果说精神科是主任亲手盖起来的家，那段和老患者们分别的日子里，家的一半塌了。

到了市区后，我们精神科不得不“重打鼓另开张”。大家搬进了一栋独立的三层小楼，病房全变成了开放式，患者大都是焦虑、抑郁症。他们住院的时间通常只有一到两周，有时候快到我来不及把名字和人对应起来，患者就出院了。

我和师姐都很不适应，尤其是中午休息的时候不能外出活动，只好待在办公室怀念郊区那有些荒凉但自由自在的大院子。

2020年时我们科已经小有名气了，有患者为了找我们看病会从很远的外省过来。正当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有了点成就感，开始在新的精神科找到家的感觉时，疫情来了。

我记得很清楚，1月23日医院紧急召开了会议，我们的病房是独立的小院，直接被征用为隔离病房。当时病房里还住着四十多个患者，有几个是当天早上才入院的，立刻全部办理出院。

这次患者的离院非常仓促，不像当初封闭病房关闭那样，有足够的时间道别。好几个患者走的时候只来得及匆匆说一句，“过了年我再回来住院”。没想到一走就是好多年。

病房关了，师姐和主任轮流出门诊，其他的人都派去支援“抗疫”。我一开始是去发热病房支援，后来被派去扎了一年多的疫苗，又在社区采了大半年的核酸。

我采核酸的时候是2021年的冬天，东北的冬天太冷了，大家还得在通风的环境下工作，我在防护服里穿了两件羽绒服还是很冷。采完一个人往手上喷冰水一样的消毒液，手都冻麻了，到了晚上回家，胳膊酸得都放不下来。

主任知道我们很辛苦，每天都在群里鼓励大家，问我们要不要暖宝宝啥的。虽然科里的人很长时间都没有见面，但心还是离得很近。每个人每天在干什么，大家都很清楚。在那种困难的时候，集体的温暖能给一个人内心提供很大的力量。

疫情时好时坏，一开始主任还能趁疫情不重的时候召集大家聚餐，后来防控越来越严，医院要求医生也隔离，必须住在医院不能回家。

主任跟师姐商量，他先值一个月班，然后科里从年龄大到小轮着来。主任拿着铺盖卷就开始了“住院”生活，每天吃饭由食堂送来盒饭，晚上就住在门诊的诊疗床上。那一次的隔离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我们科真正被隔离了的，只有主任一个人。

主任是个身先士卒的领导，就是有时也是个“爹味十足”的人。

那天中午休息的时候，主任来办公室通知周二晚上聚餐，让大家尽量都来。师姐看了看孩子补课的时间，说可能得提前离开去接孩子，其他人都“嗯”了一下表示回应。主任看大家的反应不是很积极，有点落寞。

他走后，我看到几个实习生互相看了一眼，都面露难色。其中一个实习生说：“真不想去啊，最近在减肥。”另一个人立刻回应：“每次吃饭主任都讲人情世故，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还在郊区封闭病房工作那会儿，聚餐总是热闹非凡。有次我们去吃水煮鱼，主任有事儿晚来一会儿，等他到场时鱼就剩两片了。主任乐呵地坐下来就继续点菜，开啤酒。而现在，科里大都是年轻的女生，过去习惯点的一桌子菜经常吃不完。主任还在讲他那套人生哲学和社会感悟，大家想的则是早点吃完早点撤退，气氛冷清了许多。

主任属于运营管理型领导，吃饭喝酒讲道理是他用了一辈子的凝聚人心的方式，现在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好在主任不是只会这些。

比如他看到来科里轮转的小护士在哭，得知小护士的爸爸脑梗塞但没有病床，见不得人哭的主任拔腿就跑去神经科找人。神经科主任帮忙协调，临时在走廊加了床。

前一段时间有位焦虑症患者因为候诊时间太长，和实习生吵起来了。患者气得要报警，不依不饶地要求实习生道歉。实习生觉得是患者先骂人，自己怼回去并没错。主任两头做工作，好不容易实习生同意去道歉了，患者又觉得不够诚恳，主任只好自己继续跟患者道歉。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不在科里，回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主任在患者旁边低着头“挨训”。事情闹了三个多小时大家都累了，实习生第二次道歉，患者总算是消气了。

我听到主任自言自语：“都要60岁了，还被骂。”后来我们聚餐，这次被指着鼻子骂的故事，成了主任新开发的段子。

主任对实习生说：“你都哭了，我就不再批评你了。不过我还是想说，咱们科患者本来就焦虑，又让患者等了那么久，你让他说几句他也就不气了。”主任给实习生放了两天假，让她回家缓一缓，也考虑一下主任的话是否有用。

“你以后要干这行，不能跟患者硬杠。别动不动就不干了。”主任在餐桌上还是不忘敬酒，单独跟实习生喝了一杯。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主任觉得聚餐可以沟通感情，他很愿意听年轻人的意见。只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很多事情越来越正规，大家照章办事就行，不需要太多的私人感情。不过时间长了，实习生们都能觉出主任的好，也敢跟主任开玩笑了。有时候主任一到办公室，实习生就问他，“主任，昨天又去哪喝酒了”？

主任其实很清楚，时代在飞速变化。

自从精神科搬到市区，我们多了很多学习交流的机会。精神科医生上学时都学过一些心理学理论，但大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心理治疗培训。我到了开放病房就发现，自己有时候很难理解一些患者的行为：他们看起来很正常，但做的事情却很不合逻辑。

我因此有点“懂了很多道理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的宿命感。

为了更进一步的理解这些心理现象，我开始系统的学习心理治疗。主任非常支持我们参加各种学习，也给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

我每次请假，主任都毫不犹豫地签字。赶上院领导不在，主任就帮我打招呼。他打招呼好使，因为院领导经常他任喝酒。他常常说自己“就这个水平了，但是你们的日子还很长，一定要跟上时代”。这也使得我每次学习都很认真，甚至有了使命感。

精神科的封闭病房在2015年取消的时候，有一批和主任年龄差不多的老医生，被调去了后勤。他们那一代人好像真的是领导让干啥就干啥，一身的医术说放下就放下，安心在医院管理大仓库。

主任和这批老医生相似又不同。他虽然也是从不抱怨，努力配合领导的工作，但科室这些年经历了的多次改革，遇到过的那些不合理要求，甚至遭遇的近乎毁灭性的打击，都被主任扛过去了。

这是我佩服主任的地方，他从不迷茫也很难抑郁，总能适应各种环境，找到自己的位置，保护这个他从零创立的精神科。

而这里有他随遇而安但全力以赴的人生，有他偶然进入却坚持了一辈子的事业。

这几年我们经常有去其他医院支援建设的任务，一次要离开半年甚至一年，每次去的都是主任。

我问主任：“你咋不争取一下呢？跟院长说咱们科人手不足，别派人去了啊。”

主任一副错愕的表情：“领导已经决定了，名单里有咱们，你们都去不了就我去。”

我脑子里突然出现当初开办精神科的时候，主任可能也是这样。主任也不见得多愿意，但任务落到自己的头上，那就去执行吧。

主任在别的医院也一如既往地认真，他总是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能帮上什么忙就帮什么。

他发现当地的精神科经过了好几轮的专家支援，各项制度都很完善了。但是实际工作的时候，当地的医生还是有些经验不足。他就陪着医生出门诊、查房，看医生有哪些不足再把我们一些已经成熟的经验分享出去。

主任一直很实在，给对方说：“我可能没有专家的专业水平高，我会什么就教你什么。”

当地的主任第一次遇到我们主任这样毫不保留的专家，非常激动地说以前专家教的那些东西，到主任来了才终于落地。从零运营一个科室，把理论和实践中的差异缝合在一起，这是主任擅长的，也是他26年来积累的骄傲。

可能就是因为主任总往前冲，所以我们科好多人都对他形成了依赖。

主任去别的医院支援前，按照科室惯例要聚餐送行。他不说什么豪言壮语，只是反复向师姐交代，科里的各种东西都放在哪里。

我们甚至把自己的毕业证、医师证都交给主任保管，需要用的时候就找他。他每次用钥匙打开他的柜子，都能准确地拿出我们需要的东西。以至于我连订书钉没有了都找主任要，他那个柜子就像多啦A梦的口袋，里面什么都有。

我有时候会不信任我自己，因为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偷懒，什么时候会耍小聪明把事情糊弄过去。但事情让主任管的时候，我就觉得稳了。

送行聚餐上，主任嘱咐了很多，这大概是主任第一次长时间离开精神科。师姐说：“别说我现在喝酒了，就是没喝我也记不住。等我要找的时候，再打电话问你吧。”

主任走后，果然好多东西都找不到了。大家真的每次需要什么东西就给主任打电话。“主任，那啥在哪里？”主任就电话指挥，一下子就找到了。

主任这些年背着我们做过很多事情，小到我怀孕的时候坐在有轮子的凳子上摔了一跤，第二天科里就再也没有这种凳子了。悄无声息到他给一个出国的前同事交了十几年党费，直到同事决定定居海外，主任才突然说出：“你以后就不回来啦？那党费我就不给你交了。”

主任常说：“我就是出道早。我是本科，你们都是硕士博士。我给大家服务好。”

我知道有些医院派去支援的医生，孩子小得连幼儿园都还没上。而在我们科，任务全都是主任去的。科里的大事小情主任都管，但他从来都不是指手画脚地管，就是单纯想为大家做点什么。

一回忆这些事情，我多少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我们科室，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正是因为我们科容易让人产生归属感，所以有很多患者都舍不得这里。

封闭病房被取消的半年后，我办公室门外有两个人探头往里看。等我看清楚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以前的老患者“老田”和“老吴”。我和师姐兴奋地叫了起来，赶紧给主任打电话。

主任从隔壁办公室走过来看热闹，一如既往地扫兴，笑呵呵地问他们是不是从病房偷跑出来的。

老田说自己在新的医院表现很好，医生允许他一个月请假外出一次，这是症状稳定的患者才有的待遇。前几次他和老吴出来之后忙着吃顿好吃的喝点小酒，然后理个发再泡个澡。他们想起在我们科的生活，就一起打车找到了我们的新科室。

主任确定他们的状态很好，这才放心下来。然后又开始挑毛病，看着满桌的水果说：“以后人来了就行，别乱花钱。”

老田说自己开始拿退休金了。时间真快，他已经从请病假治病的中年人，变成退休老头。主任还在那儿很认真地说，精神病患者有时候花钱心里没数，“我得提醒他们”。

从那之后，老田和老吴几乎每个月都要来看我们。后来新病房太忙，他们来了之后也找不到人说话，才逐渐不来了。还有其他患者，甚至患者家属，如果来我们医院看病，总会绕到科室来坐坐。

还有不少新患者，他们因为喜欢这里的氛围，不愿意去别的地方看病，家属也特别放心。其他科室的同事有事儿没事儿也爱过来坐坐，找我们聊聊家常理短，获得一点治愈。

这也是我十分珍惜的地方。

我来精神科的第一天，护士大姐就不由分说地跨着我的胳膊留我吃饭：“今天吃饭的人多。走，帮我拎几个饭盒。”

虽然我已经在东北上学多年，见识过东北人的热情，但科室里这种扑面而来的温暖，还是让我有点意外。大家没给我太多犹豫的机会，直接就把我留到了现在。

正式工作之后，大家的热情有增无减。护士大姐们怕我落单，每天约我参加她们从春天持续到秋天的固定活动——挖野菜。挖得太多吃不了，大姐们就把野菜包成饺子带来给大家吃。师姐更是去哪都带着我，到别的科室就挨个给我介绍谁是谁。主任则反复告诉我，“你刚来，有患者欺负你就告诉我，我来处理”。

直到我工作很多年了，主任还是这句话，”你们不要和患者发生矛盾，我来当坏人”。

每次科里聚餐，主任要打电话确认我不上夜班才订日子。对主任来说，聚餐很重要，要尽量等人齐了才行。我虽然在外面轮转，但心好像很踏实，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这种归属感很难形容，感觉就好像把我当留守儿童时缺失的爱，都在精神科补回来了。

主任经常调侃我刚来的时候不爱说话，现在性格变好了，能开玩笑了。我就说，“这么多年了，即使是一块石头也被你捂热乎了”。

我之后又来了师弟“酸总”，一个用东北话形容就是性格“硌塞”的学霸，就连他也在这里被大家融化了。

疫情结束后，我们被医院“征用”的病房不光没有还，小楼还被整个扒掉了，在原址上盖大楼。以精神科在医院的地位，我们现在就等着别的科室进了新楼，再搬家去腾出来的旧楼。

主任还有一年多就该退休了，对于我们科暂时没有病房他一直忧心忡忡，其实他多虑了，这些年，如果说我从主任身上学到了什么，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有随风飘摇落地生根的毅力。

我们每学期都要承担很多教学任务，尤其到了期末，少不了监考批卷。有一天晚上有几十个班同时考试，我们科和其他几个附属医院的医生都在教学楼监考。

前一天刚下了雪，夜里特别冷，完成监考的医生们都站在外面等车，不少人冻得瑟瑟发抖。这时主任叫的车开了过来，把我们热热闹闹地都接走了。主任早就在一家有名的铁锅炖点了菜，接到我们就立即通知饭店往锅里下菜开炖，等我们到了立即就能吃上热乎的。这件事把其他医院的医生给羡慕坏了。

我们科有一个年轻的同事非常优秀，一家名气很大的医院想挖她跳槽，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说她舍不得离开我们科室。所以虽然主任爱聚餐爱喝酒的习惯，对年轻人来说是一种负担，但有时也可以是一种温暖。

我感觉我们科好像一个世外桃源，以前是因为大家都待在与世隔绝的小楼，在地理位置上像。而现在则是因为精神科是一个让人心里舒服的地方，于是在我们的心里，同样也拥有了一片世外桃源。

写到这里我才发现，精神科的命运一直跟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以前人们的观念中，“精神病”等同于“疯子”，对他们避之不及。现在的人们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发现自己状态不对，会主动来精神科检查。我在门诊和开放病房接触的患者中，很多人的表达能力比以前的老患者更好，他们可以进行很深入的交流，让我能够及时修订治疗方案。

不止是主任、我和科里的同事们，患者其实也在积极地寻找自己心里的那片世外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