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场之上，自古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虽然在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对俘虏的政策非常好，但是那些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逃不过成为“寇”的处境。这种从天上瞬间掉落到谷底的落差感，想必陈长捷是最有发言权的。
回想起1948年5月，陈长捷刚刚就职天津警备司令之时，他是何等的威风。为了能给天津修建坚固的城防系统，他不惜动用手中权力，将大量的民宅强行拆除，致使数以万计的天津市民无家可归。
同年11月，在人民解放军解放东北全境，剑指平津后。陈长捷更是狂妄地断言，东北野战军至少需要三个月的休整才能入关。
然而，东野入关的速度完全出乎了陈长捷的预料。东野仅仅休整了20天，就分三路秘密入关了。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令陈长捷措手不及。以当时天津几万人的兵力，想要抵御东野34万大军的进攻，是几乎不可能。
按理说，自古名将不打无准备之仗，面对如此悬殊的实力差距，陈长捷最好的选择就是趁早撤离。然而，陈长捷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
为什么陈长捷会这么做呢？除了他对自己精心修建的城防系统颇为自信外，更多的是出于对傅作义的愚忠。
傅作义曾经跟陈长捷一起在保定军校就读，之后又多次举荐他。傅作义对陈长捷来说，既有同窗之谊，又有提携之恩。在东野入关之后，傅作义曾多次致电陈长捷，向他灌输“平津一体”的观念，要求他必须守住天津。
可是，陈长捷不知道的是，他把傅作义当老大，当兄弟，傅作义却把他当筹码，当垫脚石。
就在陈长捷孤军死守天津的时候，傅作义却背着他在与我党谈判。对于傅作义来说，陈长捷的死守，就是他讨价还价的最大资本。
这件事，傅作义做得确实是相当不地道。按理说，傅作义想要起义，应该与陈长捷知会一声。这样，他能守住天津就守，实在守不住也能顺势起义。然而，由于傅作义没有将此事告诉陈长捷，就导致了他到最后都在为傅作义卖命。
就这样，陈长捷在完全被蒙在鼓里的情况下，与解放军展开了全面对抗。然而，就如前文所说，天津几万人的兵力根本抵挡不住东野的34万大军。
12月12日，天津已经被东野四面包围。可是，即便是到了这种时刻，陈长捷依然在指挥抢修巷战工事，妄图拼死一搏。甚至，陈长捷还多次给傅作义发电报，询问北平的状况。在如此艰难的时候，他依然还在为傅作义的处境考虑，着实是令人感动。
1949年1月5日，随着解放军全面突破天津的外围阵地，天津前线司令员刘亚楼决定给陈长捷一次机会，亲自写信给他，劝他投降。
但是，陈长捷却一边提出各种苛刻条件拖延谈判进度，一边继续指挥部队抓紧修建工事。
1月13日拂晓，我军在与陈长捷多次谈判无果后，对天津市区发起了进攻。当日清晨，我军突破小西门，随即与陈长捷所部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此时的天津，对于解放军来说，那就是唾手可得，陈长捷心里也很明白这一点。因此，陈长捷除了召开会议要求各部拼死抵抗外，自己也立下了遗嘱，准备战死沙场。
1月15日凌晨，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第1师第1团2营在副营长朱绪庆的率领下，攻入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所在的楼房。
他们从一楼一直打到顶层，但是却始终没有找到陈长捷的踪影。朱绪庆判断，这里应该有地下室，而陈长捷的指挥部一定就在地下室里。
可是，朱绪庆带人在司令部找了一圈，愣是没有找到地下室的入口
于是，朱绪庆对俘虏的国民党兵进行了审问，最终在一个俘虏的口中，问出了地下室的入口。
然而，当他们找到入口时却发现，那道门非常窄，只能供一个人进出，如果贸然进去，很有可能被直接击毙。
这时，6连1排排长邢春生挺身而出，他一脚踢开地下室的门，端着一挺机枪就冲了进去，两名战士也紧随其后。
地下室里的国民党军官们看到我军打进来了，一下子就慌了，竟然没有进行抵抗，全部举起了手。就这样，邢春生带着两名战士，俘虏了十几名国民党高级军官。之后，他们在俘虏的指引下，冲进了地下室里的最里面一间。
在邢春生等人进去之时，陈长捷正在给傅作义打电话请示。而直到陈长捷被邢春生用枪顶住后背，电话那头依然还在重复着一句话：“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之后，朱绪庆也进入了地下室。陈长捷在得知他只是一名副营长后，甚为不屑，竟然还摆出一副高高再上的样子，对朱绪庆说：“你们的司令呢？我要跟他谈判！”
在听到陈长捷这句话后，朱绪庆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而是先环顾了一下四周，看了看身边那一群失魂落魄的国民党高级军官。然后，他严厉地说：“你现在是我的俘虏，没有资格谈判！”
听到这句话的陈长捷别提多尴尬了，曾经高高在上的天津警备司令就这样成为了我军的俘虏，从天上瞬间跌落谷底，这其中的滋味恐怕连他自己都很难说清楚。
随着天津解放，傅作义彻底失去了谈判的筹码，最终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起义。
当在战俘营中的陈长捷得知傅作义起义的消息后，他不禁气得捶胸顿足。直到此时，他才知道自己被傅作义给卖了。
在建国后，陈长捷被关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而傅作义出任了新中国的水利部部长。汝为座上宾，吾为阶下囚，如此鲜明的对比令陈长捷对傅作义恨之入骨。后来，傅作义来功德林看他们，许多人都对傅作义很友好，反而是曾经对傅作义忠心耿耿的陈长捷对他怒目而视，一言不发，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1959年，陈长捷被第一批特赦，并受到了周总理的亲自接见。在周总理的调解下，陈长捷才勉强表示原谅傅作义。但是他心中还是难以释怀，此后很少跟傅作义来往。
陈长捷的故事，令人颇感唏嘘。在笔者眼里，陈长捷与傅作义的关系有点像《水浒传》中的李逵和宋江。
两者都是情同手足，份数君臣，陈长捷对傅作义就像李逵对宋江一样忠心耿耿，但是最后也像李逵被宋江骗喝毒酒一样，被傅作义当作了谈判的筹码，落了一个被俘的下场。
当然了，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时，不能总是“马后炮”，还应该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人物的历史局限性来评价。
傅作义作为国民党的将领，受到蒋介石的长期蛊惑，对我党抱有一定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他不敢确定自己起义后，是否会得到足够好的待遇，所以想以陈长捷死守天津来作为筹码。从这一点来说，无可厚非。
傅作义唯一做的不对是，他不应该不告诉陈长捷此事，令陈长捷被俘得有点冤。一个人立于世上，最重要的就是义气。陈长捷对傅作义可以说是有情有义，但是傅作义却有点“小人长戚戚”，竟然不敢正大光明地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好兄弟。
我们且不说陈长捷会不会像李逵那样，在得知喝下毒酒后说出那句“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就算陈长捷真不愿意为了傅作义拼到最后，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难道就许你傅作义起义，就不许陈长捷起义吗？
即便傅作义想利用陈长捷，那利用到天津城破也差不多了，用得着在陈长捷被人用枪顶着后背时，依然在电话里让陈长捷“坚定守住”吗？
所以说，陈长捷被俘是结结实实地被傅作义给坑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被俘时还想要找我军的高级军官谈判，因为那时他已经不欠傅作义任何恩情了。只不过，作为一个俘虏，那是的陈长捷已经没有了谈判的资格，只能低下他高傲的头颅，乖乖地举起双手，成为了我军的阶下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