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文物报,作者徐倩倩

山东地区商代遗址众多,遗存丰富,有济南大辛庄、滕州前掌大、青州苏埠屯等重要的遗址或墓葬,一些地点发现高等级的墓葬,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遗物。

这些遗址中出土青铜器较多,其中有近400件铜器上带有铭文,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发现铭文铜器的有20多个地点,重要的出土地点有:济南大辛庄、青州苏埠屯、寿光益都侯城、邹城南关、济南刘家庄、滕州前掌大等,重要的铭文有大辛庄的“索”(图1),青州苏埠屯的“亚醜”“融”(图2),寿光益都侯城的“己”“”,滕州前掌大等地点出土的“史”,长清小屯、费县朱田等地点出土的“举”(图3),长清小屯、济南刘家庄的“戈”,济南大辛庄、邹城南关等地点的“子”,济南刘家庄的“”,兰陵东高尧的“”(图4)等。另外在胶州西庵、惠民兰家、章丘东涧溪、滕州种寨、平邑洼子地等都出土多种铭文或符号。上述重点地点的铭文青铜器在《山东馆藏精品文物大系·青铜器卷》中都有收录(图5),同一地点、同组的器物,保存状况良好的器物基本均收录,基本上每一件器物的器型、铭文照片和拓片均有收录,绝大部分进行了释读,是研究这些器物的重要资料(图6)。


图1 大辛庄(索刂)鼎(大辛庄M225∶7)

铭文拓片


图2 苏埠屯扁方鼎铭文拓片


图3 晚商举鼎铭文拓片


图4 晚商戎兽面纹两垂珥铜簋底部铭文拓片



图5

铭文大多字数不多,1字的最多。1字的一般多为标志族徽,例如举、戈;有一些符号,可能也有特殊的含义,比如前掌大的“鸟”,沂水戈上的“鸟”等,个别铭文或符号目前不能辨识,例如邹城西丁村的“”。字数较多的铭文铜器较少,2、3字的一般是带有日名,为祭祀类铭文,表明器物为谁而作,目前所见的多是为“父”作,例如桓台史家遗址的“父癸”觚。少见为母而作的,例如泗水张庄的“史母癸”觚,族徽有时在前,例如滕州前掌大的“戈父乙”觯;有时族徽在后,例如淄川区的“父辛鱼”觯。有少量多字铭文的铜器,铭文为叙事,如桓台史家且戊觚,圈足内有铭文:“戍寘舞畴作祖戊彝”。道光年间寿张县梁山出土的“小臣艅犀尊”。


图6-1 山东博物馆藏“作珙从彝”盉


图6-3 盉盖内铭文拓片


图6-2 盉盖内铭文


图6-4 盉盖面纹饰拓片

带有铭文的器型也比较集中,容器主要是鼎、甗、罍、尊、簋、卣、觯、觚、斝、爵、角,武器有钺、戈、矛等,少见斝,其中又以觚、爵数量最多。铭文在器物的位置相对比较固定,例如鼎、甗、罍一般在器物口沿下的内壁,尊、罍、卣、觯多位于器内底,觚多在圈足的内壁,爵、角或者斝等带鋬的器物,多位于鋬内。有盖的器物如果有铭文的话一般在盖内有对铭。钺、矛的铭文在器身,戈在内上。

从出土铭文的情况看,山东地区一些商代遗址和墓葬地位较为重要。能够成为方国级别的有青州苏埠屯、滕州前掌大、寿光益都侯城等。很多地点从地理位置、铭文情况反映商王室东征的据点,如长清小屯、济南大辛庄、济南刘家庄、惠民大郭、滨州兰家、桓台史家、坊子院上、费县朱田等。有些地点或与殷遗民相关,如兖州、邹城一带、兰陵东高尧、新泰府前街、胶州西庵等,出土较多商末青铜器(个别地点与西周早期青铜器共存)。众多铭文青铜器的出土,反映了商王室派出多支系、大量贵族东征东夷,也逐渐成为东土的重要成员,也是周代东方主要对峙力量的根源。


图 7-1 济南市博物馆

藏亚醜罍


图7-3 罍肩部纹饰拓片


图7-2 罍口沿内壁拓片


图7-4

罍下腹部纹饰拓片

除了出土器物以外,在山东一些博物馆中保存相当数量的商代青铜器的传世品,为研究商代青铜器提供更丰富的资料,《山东馆藏精品文物大系·青铜器卷》中也有收录。例如现收藏于山东博物馆的射妇桑铜鑑,原为山东黄县丁干圃旧藏,长方体,带双附耳,器身满饰纹饰,腹内壁铸有“射妇桑”。此件器物不仅形制奇特,制作精致,铭文也少见。又如济南市博物馆的亚醜罍(图7),青州苏埠屯出土,是在废旧物资仓库中拣选而出,通高达42厘米,为带盖的圆罍,器盖和口内均有“亚醜”铭文,器型厚重,器身满饰纹饰,繁缛而精细。此两件器物均为商代晚期青铜器的重器,甚至填补了出土青铜器的空白,丰富了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研究资料,也为商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编著

《山东馆藏文物精品大系:青铜器卷》

科学出版社

978-7-03-079541-0

全套定价:29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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