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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进四川的战略被迫放弃，日军仍竭尽全力在中国的大西南方向寻找战争出路。
1943年8月，参谋本部作战机构制定草案，准备在太平洋战局恶化的情况下，打通大陆南北地区，使日本控制的朝鲜及中国占领区与南方交通线完全连结起来。
11月参谋总长杉山元正式提出进行打通粤汉线作战。为作好准备，12月下旬进行“虎”号图上演习，拟定有4个方面的作战目的：
第一，夺取今后势将成为美机B-29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桂林、柳州，以保证本土防空万无一失；第二，通过占据桂林、柳州一带，以应付将来敌军经由印度、缅甸、云南指向华南方面的进攻；第三，在海上交通日益不稳的情况下，修复这些贯通南北的铁路，以开辟经过法属印支与南方军的联络；
第四，通过摧毁重庆军的骨干力量和所取得的综合战果，以促进重庆政权的衰亡，其后，根据兵力状况和战场形势，对作战目的又修改缩小，只突出强调要消灭中国的航空基地的重要性。
1944年1月24日，军部经修改后正式下达作战命令，代号为1号作战，该次作战目的为：“击破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南部平汉铁路沿线要域，摧毁敌空军主要基地，遏止其窜扰。”
经修改后的1号作战即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其目的已大为缩减集中于日本本土防空，从而使其性质成为本土防御之一部分。
1、豫湘桂战役
日本战略家崛场一雄评论说：“其性质作为太平洋战局的附带作战，同昭和15年底(1940)派遣军当局所提议的，为压服内地而进行的打通作战方案相比，其宗旨全然各异。”
为了确保以优势兵力作战，日军停止原计划调第三、第十三师团使用于南方的决定，将此两师团继续使用于该方向作战，并从关东军调入第二十七师团，先后新编14个独立步兵旅团和8个野战补充队及军直属部队、驻华派遣军所属航空部队第三飞行师团被升编为第五航空军，总共投入兵力约50万人、马约10万匹、汽车1500辆、火炮1500门、飞机约250架，作战历时约5个月。
南北战线约长2000公里，为侵华战争以来最大规模一次作战。在中国方面，当时在编制上所有的兵力虽然很大，但能投入作战的不多，战斗力很弱，如驻河南暂编十五军“及其他新编之军队，缺额既多，装备尤劣，不惟缺乏特种部队，即步枪堪用者亦不足三分之一，番号虽多，战斗力实堪有限”。再如桂柳作战时守卫南宁等地的第九十七军，人数编制1.3万人，但战斗兵员不足7000，参战人数仅5000人。
1号作战共分三大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京汉作战”，正式发动于4月17日，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以第三十七、第一一○、第六十二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独立步兵第九旅团等部渡过黄河，19日占郑州，21日占荥阳，接应黄河北岸的第二十七师团、坦克第三师团等部渡过黄河铁桥南下。
5月9日西进洛阳，向中国军队第一战区主力突击。5月14日占新安，18日占陕县，20日占卢氏。并于19日开始攻洛阳城，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激战6天，于5月25日失守。日军完成了河南作战计划，打通了平汉铁路南部。
6月，日军实施第二阶段的对湖南作战。鉴于三次攻打长沙失败，日军此次集中了绝大兵力。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自南京进驻汉口，作战由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日军分两线进击，第一线以第四十、第一一六、第六十八、第三及第十三师团并列于华容、岳州南、崇阳一线约100余公里正面，分三路南向突击。为防止中国军队攻击侧翼，日军将精锐师团布置于外侧。
第二线兵团由第五十八、第三十四、第二十七等3个师团随后跟进，除准备投入决战之外，还担负扫荡残敌及修补道路等任务。中国方面指挥官薛岳没能掌握日军调动情况，对其企图判断不明，还认为日军战法与前三次攻打长沙相同，故继续套用逐次抵抗、迂回侧翼战法进行抗击，未能挡住日军庞大的集团突击。
日军于6月6日进至捞刀河一线，14日占浏阳，18日占长沙，22日占萍乡。湖南会战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中国军队保卫衡阳作战，中国守军第十军守城兵力共约1.7万余人，抗击了由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直接指挥的日军第六十八、第一一六、第五十八、第十三、第四十等师团的轮番冲击，8月8日城破，坚守长达48天，予日军以巨大杀伤。日军的湖南作战暂告一段落。
日军1号作战第三阶段为广西会战，又称为桂柳会战。日军攻占衡阳，补充休整后，于8月新设第六方面军司令部，隶属中国派遣军。调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担任司令官，指挥第十一、第二十三、第三十四军等部，兵力计有13个师团、10个独立混成旅团。中国驻广西只张发奎第四战区所属约8个军12万人，不仅装备落后，连兵员也属于劣势。10月28日日军正式发动进攻，第十一军5个师团沿湘桂线南进，第二十三军由广州附近沿西江西进。
中国军队第四战区曾策定在湘桂线方向逐次防守，迟滞日军攻势，而于西江方向采取攻势，各个击破来攻日军。对桂平方向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等部发动了进攻，但未能成功。11月11日日军占领桂林、柳州，24日占南宁，12月10日由越南北上的第二十一师团一部与自南宁南下的第三十七师团一部在绥禄（南宁西南约70公里)会师，打通了中越交通线。
至此，日军1号作战结束。广西会战结束后，日军以其精锐第三、第十三师团等部冒险突进至贵州独山一线，旋被迫后撤。
2、战略上的失败
日军在败局已定的形势下，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中国军事当局未能正确判断局势，期待于世界战局廓清，战略指导错误，各个战场各自为战。这诸多失误，使日军能逐次集中兵力，依次南进，各个击破守军。其赌博性的决战终于能够获得成功，中国军队遭受了不应有的惨痛损失。
在大陆发动1号作战的同时，日军在菲律宾发动了对美反攻的捷1号作战。以菲律宾的1号作战为主作战，大陆的1号作战为次作战。菲律宾作战以空海兵力为主，大陆则以陆军为主。两个方向作战相互支持，兵力使用上相互补充，同时并举。大陆1号作战获胜，部分改善了日军在整个战争中的困难处境，也刺激了日军内部强硬派的作战主张，进攻四川作战的呼声又高涨了一段时间。
但是，日军1号作战的意义和作用十分有限。其动用的兵力比武汉会战还要庞大，为日军战史上“百年罕见的大远征”，但作战目的仅提及打通交通及加强本土防空，日军历来企求的“摧毁重庆政权抗战意识”和“解决中国问题”，未再成为该次作战的追求目标。
所以，这是日军发动最大规模的战役，也是最为消极的一次作战。
从作战结果或影响来看该次作战被认为是在“战略上毫无意义的作战”：
第一，日军在大陆作战中消耗了庞大的兵力和作战物资，延迟了调兵南方军计划，削弱了南方军力量。其原计划调动的精锐第三、第十三师团盲目地冲入贵州独山，无果而退。同期，盟军在菲律宾等战场节节胜利，进逼日本本土。中国军队和英军合作，打通了中印公路，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与盟军在畹町举行了会师典礼。日军全盘战局更为恶化。
第二，日军抽调华北部队与作战物资南下，削弱了本来就漏洞百出的华北占领区防守。八路军自1944年持续发动春、夏、秋、冬各次攻势，日军被迫龟缩于更为有限的点线之内，其“安定”华北等占领区的战略目标从根本上发生动摇。
第三，日军集中近50万兵力在中国中南部地区作战，延长了战线，消耗巨大，兵力愈感不足。而打通的交通线却经常被握有制空权的中美空军所截断，桂柳机场虽一度被日军占领，但中国幅员广大，还有可供直接轰炸日本本土的机场，例如B-29轰炸机还可利用成都机场轰炸日本本土。所以，日军打通大陆线作战，劳师而无功。
第四，直接危害了后来的战略收缩，1945年初至春夏间，日军统帅部决定收缩在华日军，加强东南沿海对美军的防守，却因部署分散，未能及时实施。
综合上述原因，日军战史写道：
“虽攻占了中国西南交通线方面的桂柳两大空军基地，以及比预期更早地打通了法属印支连接线，但在全盘战争指导上的意义和价值又将如何？”
又说：
“在策划1号作战当时所考虑的，要摧毁指向我本土的前进基地，因敌在马里亚纳基地的完成而完全失去了意义。并且不能指望利用南方陆上交通代替海上交通。中国派遣军本身的消耗也绝非轻微，如今明显暴露出由于我战场过于偏西，而在美军新的进攻时，处于极不利的态势。关于全盘1号作战，尤其是第2期的向桂柳地区挺进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是否适当，值得今后深思和检讨。”
还有的日本史家评论道：“由于这次作战投入了主力，后方战线开始崩溃，在中国的日军丧失了优势。”
所以日军所发动的赌博性的1号作战，加速了日军整个战略的崩溃，得不偿失。
3、战略的冲突
日军虽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整个中国战场形势对日军不利。
国民政府着手制订反攻计划，准备首先在南方发动反攻，打通对外交通取得补充，再收复全国失地。远征军及驻印军等取得滇缅战场胜利后，开始转进东部正面战线。在日占区，自1943年后抗战力量重新恢复和发展，抗战根据地迅速扩大，到1945年初，中共领导的抗战根据地共19块，总人口约9000万，主力部队78万人，民兵200万人，且经过局部反攻的作战与训练，军政素质都有全面提高。
日本扶植的汪精卫及各地方傀儡政权分崩离析，士气低下。汪精卫本人1944年底病死于日本。日军在大陆战场败局已经十分显明。
形势发展迫使日军统帅机构于1944年底制定了陆军省《以国力为基础的形势判断》、参谋本部《关于帝国应采取之战争指导的观察》、和《大概以昭和20年(1945)中期为目标帝国应采取之战争指导大纲》等文件。
其中关于形势与战争指导方针方面强调：
“今后国力、战力之估计是：业已临近遂行现代战争之极限。因此今后的战争指导应直视现实状况而慎重进行。综合各方面因素后，帝国‘在战略上应确保巩固的固守态势，战术上努力实施有限的集中攻击以摧毁敌之进攻力量。政略方面应强化和促进战略性固守圈内的自给自战施策，以坚忍不拔地确立遂行长期战争之态势，并继续努力解决对华、对苏问题’。所谓确保战略性固守态势即‘控制日满华要域并加以固守’。所谓战术所要求的集中攻击为‘限定在战略的守势之内特别是在海上摧毁敌军，应防止分散力量而集中于一点’。”
该方案还认为：
“在日满华的自给自战施策十分困难，要并行积极作战更不可能。因此，要收缩广阔战面上的分散作战而努力培养国家力量，集中精力于自给自战施策，必须确立能承受于长期战的态势。”
这几个方案所形成的“收缩战面”避免分散作战，加强日满华范围即日本及中国占领区内的“自给自战”态势等原则，成为1945年战略崩溃时期的基本指导原则。
日军统帅部认为日本在军事上所受到的战略威胁来自两个方向，一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特别是沿菲律宾、冲绳群岛对日本的进攻，再就是在中国大陆上所受到的各种攻击。
在大陆战场，也包括在东南对抗美军登陆与在西南对付国民政府的两面作战问题。为调整部署特派出调查组到南京、汉口、上海等地考察战场实况，于1944年12月18日制定《关于加强台湾、中国东南沿海防御》草案，试图收缩大陆战面，强化大陆东南沿海及台湾沿海防御，同冲绳、菲律宾等西南太平洋海上防线相呼应。日军将一部分通讯部队编入第六方面军及第十三军序列，从第八飞行师团抽调两个独立飞行中队编入第五航空军序列，参谋总长对其任务指示为：“主要在中国东南沿海协同海军保护海上交通线。”
按日军参谋本部这一部署，是要加强东南沿海防御，而暂置广大内地于不顾，也就是大陆以东南为主、西南为从。
中国派遣军对上述东主西从战略不以为然，强调：
“一、再给重庆一次打击，必将使之崩溃。二、纵令同时出现中国东南沿海作战与本土作战状况，也不可能在中国东南决战，因而派遣军要专心于西进作战，以获取决定性的胜利战果。”
坚持西进为主，反对将防卫重心置于东南。翌年1月，冈村进一步建议：“重庆已成为美国的傀儡，且在全面战局对轴心国不利的现状下，解决中国问题不能单靠外交谋略手段。”
日军统帅部的在大陆上的东主西从战略同侵华日军司令部的西主东从战略发生冲突，大本营决定召回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中将到大本营协调意见。
1月5日由松井代表派遣军建议：
“判断美军进攻中国东南沿海将在本年中以后，要在其进攻之前进攻四川，摧毁重庆。”
其理由是：
（一）事前摧毁重庆的企图，以防本年中将出现两面作战的困境；（二）摧毁敌航空基地；（三）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的，结合研究今后缅甸方面军的作战变化，进而考虑将来打通大陆南方，有必要先在西部扩大地盘。
参谋本部作战课对上述意见研究后于1月6日作出结论：
“总司令官关于进攻四川的设想虽属可行，但鉴于帝国全面战略态势和国力现状，须全力对付主敌美国，不可能同时实施两面作战，故望派遣军首先专心于对美作战，加强中国东南方面的战备。”
据此由参谋总长与作战部长正式向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发出了指示。
经过上述协调，日军确定了在大陆中国以防备东南沿海为重点的东西两面作战方针，于1月22日正式下达命令：
“加速强化中国大陆上的战略态势，击破从东西两正面来攻之敌，尤注意击破美军，以确保大陆上之国防要域。”强调“强化战备的重点应放在中国中南部，特别要保持扬子江下游要域”。
对大陆作战范围作出规定：
“连接大体上以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山西省西南端的黄河、老河口、宜昌、秀山、黎明关、平马一线，如果向以西地方实施作战应以小部队进行挺进奇袭作战等，依据另外命令。”
4、战略收缩的失败
日军统帅部关于这时期两面战略的制定，是部分迁就了中国派遣军的意向之后作出的。而冈村宁次很不满意，企图在实行中变其大陆战略为东守西进战略。
在29日各军司令官会议上，作了如下训话：
“本职决意在全军将士奋起之下，在北方确保大东亚圈内的宝库，在东方海岸要域布成铁桶般的阵地，当敌登陆时予以歼灭，在西方排除万难挺进深入重庆辖域，以摧毁敌之根据地。”
并命令第六方面军加以研究并制定计划。而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对此作战没有信心，始终持消极态度，直到战败投降也未能提出最后策案。
日军协调制定的两面战略，未能约束大陆日军在西部大规模用兵，冈村宁次决定对老河口、芷江两地发动进攻作战，作战目的是“摧毁敌前进航空基地”。对老河口作战自3月22日开始，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出动第一一○、第一一五师团和坦克第三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等优势部队，另有荆门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向襄阳作牵制性进攻。
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抗击，但因指挥失误，使日军曾一度攻占了老河口机场和市街。其后日军又被迫撤回。日军对芷江之战则遭受惨痛失败。
自4月上旬开始，日军第六方面军以第二十军所属第一一六师团及第四十七、第三十四、第六十八师团各一部向湘西进击。由于中国军队坚决抗击，日军在雪峰山一线受阻，现地指挥官要求增兵2至3个师团，日军统帅部无力增兵。5月9日日军开始败退，中国军队展开攻击。日军在老河口、芷江两地作战伤亡达4万余人。
日军战史认为，这两次作战特别是芷江作战，由于中国方面投入了经过整训的美械装备部队，使“敌军面目一新”。日军上述老河口、芷江战役的发动，除明确规定的摧毁机场以强化本土防空等目标之外，包含有西进因素，是为冈村所安排的对四川作战的一个重要步骤，或一次尝试。
两次作战特别是芷江战败，表明日军在大陆的力量早已成为强弩之末，同时，日军所企求的进攻四川的西进计划则被完全打破。
在芷江战败之际，4月，美军又攻入冲绳，踏上了日本本土门槛，迫使日军作新的战略收缩。大陆日军统帅部决定完全贯彻原定两面战略，以冲绳本土防卫为中心，大陆战线也要：“东主西从，沿海战备重点放在华中（东）、华北。”
继而准备战略撤退，放弃华南。将武汉以南兵力大部调往满州，一部调回本土加强本土决战力量。首先决定将广州地区的第三、第十三、第二十七、第三十四等师团北撤。4月18日下达北撤命令。
但是，日军的战咯撤退究竟如何实施，收缩的范围如何，尤其是是否保留武汉，内部分歧甚大。参谋本部决定放弃武汉，而陆军省及派遣军最终还是决定：“确保上海、汉口附近甚妥。如果放弃该地区，实即败退，如收缩集中于华北，粮食自给则不可能。”
6月4日，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大连召集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两总司令讨论形势与任务，会议决定日本在中国关内地区作战方针如下：
“(一)派遣军以主力控制华中（东）、华北要域，在对苏联、中国实行持久战之同时，歼灭来攻沿海要域的美军，以使日本本土决战顺利进行。
(二)对美战备重点，首先为华中（东）三角地带，其次为山东半岛，但应该注意识破敌对华中、华北登陆企图，努力及时地将派遣军主要战斗力量集中于该地。
(三)在万不得已时，也必须确保南京及其周围，北京及其周围与武汉及其周围等要域。”
日军的战略收缩计划距其投降只两个多月时间，其各地驻军由于受中国军队的牵制围困，执行十分困难。日军的收缩撤退，恶化了本身的颓势，抗战力量加速了反攻。在华北、华东等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为口号，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基础上于1945年再度发动攻势，收复了大片国土。
日军企图确保之地，亦难以保持。特别是华北各地，形成溃败。国民政府军队也已着手收复两广等华南要地，5月27日中国军队攻占南宁，6月29日收复柳州，7月27日收复桂林。但国民政府的反攻计划过于迂缓，直到日军提前投降，也未能制定更好的计划。
由于国民政府没能抓住时机转换战略，受消极的应战战略的影响，眼看着日军在溃败中仓促收缩和撤退，也未能给予应有的打击，夺取更多的战果。反而，中共抓住时机，发起反攻，从而大面积扩充自己的根据地。
日本6月8日举行御前会议，铃木首相及军部要员均无视崩溃局势，继续作因兽之斗，决定“坚决完成战争”，但大势铸就，败局难收。日军所制定的大陆防守计划，几经改动，最终还是留下了几页失败的记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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