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大陆性季风性气候，受东亚季风影响。东亚季风是全球大气环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北半球冬季，聚集在亚洲大陆高纬度的冷空气南下，从而形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冬季风。而在北半球夏季，源于热带海洋的暖湿气流北上，形成世界上纬度最高的偏南夏季风，为途经地区提供了季节性降水。东亚季风对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的中国气候具有决定性影响，形成了季节分明的气候特点。
丰富的气候带，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素材。自然是原型，更是摹本。《夏小正》提及动植物的鸟兽鱼虫和非生物等68种物候现象，还按月别记录了7种气候现象、11种农事及畜牧现象，其中写有正月植物梅、杏、杝桃开花，“柳稊”。四月“囿有见杏”。《夏小正》语句简洁，具有明显的实录性质。陆机《文赋》：“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春日景物明媚，人便感到愉悦舒畅；夏天炎热沉闷，人就常常烦躁不安；秋日天高气清，引起人们的遥远之思；冬天霰雪无边，往往使人的思虑严肃而深沉。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景物，这些不同的景物表现出不同的形貌，人的感情跟随景物而变化，文章便是这些感情的抒发。
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兴盛发达之地，也因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潮湿。竹子生长于亚热带气候带，在《左传》和《诗经》中常被提到。这说明当时的气候带要比现在偏北，夏季风所能到达的范围也比现在偏北。竺可桢认为，仰韶和殷墟时期是中国温和气候时代，当时的西安和安阳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我们可以假设，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以来，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纬度1°—3°。如果考察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各地的月平均温度及年平均温度，可以看出正月的平均温度降低了3—5℃，年平均温度大约降低了2℃。在这个意义上，周代初期气候温暖，竹类在黄河流域广泛生长，但后来温度就不适合了。
李约瑟提出，中华文明具有倚重树木尤其是竹子的特色，有西方学者甚至称中华文明为竹子文明。竹子的内涵渗透到文学中，成为精神寄托和象征。《诗经·卫风·淇奥》以竹子比君子之德，所谓“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朱熹将“猗猗”释为：“始生柔弱而美盛也。”（朱熹《诗经集传》）具体来看，“青青”是“坚刚茂盛之貌”，“箦，栈也。竹之密比似之，则盛之至也”。以淇水岸边生长的翠竹起兴，接着转向对才华斐然的君子的描写。“切磋琢磨”是古代治玉石器、骨器的工艺手法。而骨、象、玉、石都是坚硬之物，要从自然状态制成可用的器具或装饰，需要精深的功夫和长久的努力，以制器的手法来比喻君子勤于修炼品德，进而外在呈现出威严庄重的样子。君子外在衣饰华美，装饰着如星星般的宝石，与其身份相称。而“如金如锡”“如珪如璋”的形态，喻君子美德之盛。全诗以绿竹成长之态比喻君子道德修养的精进和进益过程。
兰与菊
在农耕时代，植物是与人们最为亲近的生物，是人类赖以栖居的基本环境构成。
战国时，楚人的活动区域和《楚辞》产生的背景地区，有别于《诗经》产生的黄河流域。宋《离骚草木疏》共有四卷，考释了59种植物名称，成为解读《楚辞》植物的奠基之作。根据潘富俊考证，《楚辞》中所提及植物共100种。其中，芳香植物细分则包括江离、茝、泽兰、蕙、留夷、茹、揭车、蘅、菊、胡、绳、荷、荪、杜若、石兰、枲、三秀、芭、蘘荷、菎蕗、藁本、撚支、射干等香草，木兰、椒、肉桂、桂花、薜荔、辛夷、松、柏、橘、柚、竹、桢、甘棠等香木（包括木质藤本和灌木、乔木），创造了橘、兰、荷、蕙、薜荔等典型的芳香植物意象。
上述植物为中华审美文化奠定了基础，根据王小盾的研究，如果探寻“芬芳”的概念史，会发现嗅觉文化传统，特别是《楚辞》的香草传统，尤其突出植物之气味。丰富的植物，温暖的气候，种种美妙的感知，均被写入文学篇章，给人以鲜明的植物氛围和时令感受。
植物是直观的物候。《楚辞》中最常出现的植物是兰与菊。其中，“兰”在众多香草中出现的频率居于首位，“兰”共涉及18章30句，仅《离骚》一章就有7处将“兰”作为香草意象进行书写。屈原在其作品中，频繁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以香草来比喻君子的美好品德与高洁志向。《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诗人通过佩戴江离、芷草与秋兰展示其高雅的爱好。
“菊”也是《楚辞》香草之一。《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九章·惜诵》：“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九歌·礼魂》云：“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王逸注：“言春祠以兰，秋祠以菊，为芬芳长相继承，无绝于终古之道也。”可见，在香草意义上，屈原运用兰与菊，并赋予其人格意味，实质是将芬芳审美化和道德化。
关于兰与菊的物候及仪式意义，早在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对器物上的植物几何形图案进行分析，认为以兰、菊这两种植物的花朵作为釉陶的图案，是因为蔷薇科植物的开花是在春天，预告人们可以大春耕，菊科植物的开花是在秋天，预告人们应该准备秋收了。这两种植物的花朵都与物候和农业生产有关。以仰韶文化来说，主要见于庙底沟彩陶器，上述植物被绘于细泥红陶的曲腹盆上，是仰韶文化中最精致的陶器之一。蔷薇科和菊科植物的花朵，应为农业生产开始和秋收时举行巫术活动的表现形式。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分布着半山、马厂两种文化类型，还发现彩陶瓮上绘有人形纹。这种人形纹的上肢向两侧外伸，下臂和手向上举，下肢呈下蹬状，显示出一种舞蹈的姿态。在该遗址发现了盛放的粟，这说明舞蹈纹彩陶瓮，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巫术用器。
植物作为精神标识物
在温带大陆性气候影响下，中国大地形成了独特的农耕文明。一方面，农耕文明为植物审美意义的提取提供了来源；另一方面，在对物候的感知过程中，对物候季节性的挣脱，是抽取意义的方式。二者间的相互依存，是审美意义产生的方式 。但是，如果社会意义被硬性赋予植物，脱离物候之原始意义，往往成为生硬的套式，失却事物原本的鲜活生命力。
那种纯粹的搬用，往往只是实用意义的延续，很难上升为艺术精神。如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是中华文化形成的重要前提之一，考古学往往以这两种作物的考古发现标本作为突破口。但是，在文学艺术中，对这两种植物的描述并不多见，不具有统领性，甚至无法上升为一种审美功能，这是因为实用意义的书写无法将精神实质抽取出来。
中华文明标识物是古典精神的延续，是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从古典时期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出植物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不仅具有悠久的物候传统，也蕴含丰富的想象力和人文性。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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