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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改编自李成瑞老人口述，老猫对部分口语做了书面化，李老是革命战士，后来担任过国家统计局局长
“七七事变”那天我正在保定，下午一点有人打电话说，长辛店（当时我们不怎么叫卢沟桥）出事了，又不知是什么事。
那时广播也不普及，后来回来看到报纸，才知道是卢沟桥发生冲突了。
当时也没有想到，这次会变成全国抗战的起点，毕竟在卢沟桥事变前，类似事件发生过多次。
那时我们离县城八里地，经常到县城取报纸看，知道日本人从南苑发动进攻，整个包围了中国军队。
29军缺乏准备，佟麟阁和赵登禹战死，都是仓皇应战。
后来事态扩大了，阴历八月十五，日本鬼子就占领保定了。
后来往西开进，离家乡只有十几里路了，怎么办呢？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呀？
国民党军倒是开到河北了，打破了河北的界线，但见了日本人一触即溃，没怎么打就往回跑。
我们家乡门口有条公路，当时说准备抗战修的公路，老百姓都很积极。
结果咱们没有用上，倒让日本鬼子的坦克、装甲车、汽车用上了！
老百姓说，这路都成了给日本人修的，出了大汉奸了！
他们问国民党退下来的败兵，你们见到日本人了吗？
有的不做声，有的就回答，要见了日本鬼子，还能跟在这跟你说话吗？
他们的恐日病、失败主义情绪非常严重，而且往南逃的时候，还经常骚扰百姓。
国民党军骚扰百姓，老实讲比地方军阀还稍好点，地方军阀抓夫、抓牲口、还强奸妇女抢东西。
中央军不强奸妇女、不抢东西、但抓夫抓牲口，这个老百姓还是受不了。
抓夫，将劳动力抓走了，家就没法支撑了；至于牲口，是种地不可缺少的，老百姓半个家当。
国民党军一直往南撤，老百姓都骂他们不干正事。
我们是八月十六开始逃难，八月十六的月亮圆得很，我们一步一回头，不停掉眼泪。
我那时有个幻想，认为日本鬼子过不了黄河天险。
只要逃过黄河去，就可以安定下来，继续上学读书。
那时也没太高的理想，没想过要参加革命，就是想读完师范，能够当个小学教师养家糊口，一辈子就行了。
至于上大学，真没那么多钱，虽然家里是富农，还是上不起。
再说当时师范毕业生，五年以内不能上大学。
因为师范是官费的，必须服务五年以上，当小学教师，才能考大学。
我们跑到邢台，保定南三百多里，邢台有个亲戚，先到他那里了。
到那后他找好家了，委托山区里一个姓王的小学校长，招呼我们住下了。
日机每天轰炸，我们就躲在屋里。
有次买的粮食堆在那里，我就躲在粮食后面，敌人的机关枪，将瓦片都打飞了，还好我没受伤。
我们觉得待不住了，还是到山里躲一躲吧。
因为带的钱很少，不能老吃人家喝人家的，每天吃两顿饭，也不能太饱，我就生病了。
当时人叫黄病，可能是黄疸症：眼珠是黄的，脸是黄的，皮肤也是黄的，走不动路了。
我父亲是小学教师，他懂些中医，他说有个中药叫茵陈，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六月当柴烧。
用三月、四月采的茵陈晒干了，可以治黄病。
他就打听村里有没有茵陈？结果有个老乡有，拿来给我喝，还真见效，喝了就好了。
但营养依旧不良，小学教师就说你到我们学校来，可以吃饱饭。
我在那住了两天，有天早晨突然听到“当当当”的紧急的铃声，到大教室集合，要上《最后一课》
王校长是个爱国校长，他将都德的《最后一课》印出来，不管年级，一人一份。
王校长说，日本鬼子离我们几十里路了，今天上最后一课，就开始念都德的课文，念了两句他就掉泪了！
他说：我们快要做亡国奴了！课文大家回去自己看！
他转身在黑板上写字，都德写的是“法兰西万岁”，我想他一定写“中华民族万岁”。
结果他写了五个大字：我是中国人！
他说，今后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就是遇到掉脑袋的情况，你也不能忘记，我是中国人!
然后大家就喊：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喊了四五次。
王校长说散会，回家，这就是我讲的最后一课。
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喊的五个字很得要领，在任何时候，不能忘记我是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