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任何人都不可能置身局外，宋氏三姐妹也是一样。
一
七七事变爆发的两天前，为了营救“七君子”，宋庆龄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和强烈反响，各界许多爱国人士纷纷签名，具状江苏省高等法院，要求“入狱”，中外报刊都以很大的版面报道了宋庆龄一行7月5日赴苏州请求收押审讯的经过。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没敢贸然对“七君子”判罪。
“七·七”事变发生，全国团结抗战局面初现。国民党对“七君子”案也难以继续审理下去。7月31日，以“具保释放”作了最后裁定。广大爱国人士和人民群众从这一事件中深刻感受到，在宋庆龄身上充满了公理、正义、智慧和力量,也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希望。
七七事变后，宋庆龄发表演讲，撰写文章，阐明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对赢得抗战胜利的意，,呼吁实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国工作。
宋庆龄还发起和参加抗日救亡团体。她与何香凝发起、组织了上海市妇女抗敌后援会（后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并亲任理事。她还积极参加和支持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被推选为理事。她多次为《救亡日报》撰稿和发表谈话,使该报进一步发挥了战斗舆论阵地作用。因为抗战筹集资金，宋子文组织了“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宋庆龄担任了委员会的常务理事，发动上海妇女踊跃献金购买救国公债。从1937年9月1日到10月1日，短短一个月，救国公债的认购额已达2.4亿元。
抗战初期，住在上海的宋庆龄得知八路军挺进山西开展敌后抗日的消息后，就曾立即与何香凝一起帮助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募集大批物资支援八路军。1937年11月，日军侵占上海，宋庆龄身处危境，难以继续革命活动。
1937年底，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撤离上海，搬到香港定居。1938年3月16日，她与何香凝联名发表《致海外同胞书》，号召海外侨胞继续给予祖国抗战军队以“鼓励援助”。
在此之前，1937年秋冬时分，新西兰作家、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访问了延安和晋东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拜会周恩来，谈起华北前线缺医少药的情况。周恩来对他说要组织起来，找医疗物资，帮助八路军、新四军伤病员，并让贝特兰把在游击区前线见到的缺医少药的情况写成详细报告，交给在香港的宋庆龄。
3月，贝特兰到香港见到廖承志，告知了周恩来的意见，廖承志很快转告给宋庆龄。彼时，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已经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取道香港去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志愿人员，响应宋庆龄号召支援中国抗战的海外捐款也陆续汇到，出现紧迫而有利的形势。
宋庆龄得知情况后，即和廖承志商定尽快建立一个面向国际的救援团体。 4月初开始，宋庆龄开始着手筹建保卫中国同盟。
1938年6月14日，在宋庆龄住宅的小客厅里，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宣告正式成立。宋庆龄亲自担任主席。
当时，中国特别是中共与外国的联系几乎都被切断了。保盟的成立，就是要“突破日本侵略者占领沿海城市后的封锁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施的物资和新闻封锁。尤其在接收外援一事上，保证各个环节的方方面面都能畅通无阻”。
“保盟”成立之前，宋庆龄就在为争取国际援助奔走呼吁，多方联系。许多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组织、国际友人纷纷响应，不远千里而来，包括加拿大共产党人白求恩。
1938年1月2日，白求恩率医疗队从加拿大温哥华乘“亚洲女皇号”邮轮启程。1月20日抵达香港，3天后乘飞机前往汉口。国民党希望“截留”医疗队，同行的美国医生帕森斯留了下来，而白求恩不改初衷，希望能够到敌后根据地服务，但无法成行。
宋庆龄得知后，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在其过问之下，白求恩与当时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会面。周恩来建议白求恩一行北上延安再前往前线。在宋庆龄、周恩来等人帮助下，2月22日，白求恩一行离开汉口。途中，白求恩一行时常遭到敌机轰炸，经常昼伏夜行，惊险曲折，一个月后才到达西安，见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3月31日，白求恩到达延安，见到了毛泽东。
“保盟”成立后，宋庆龄没有忘记白求恩，她筹款募捐，为边区救护事业提供后援保障。
1938年7月，经过“保盟”的努力，晋察冀边区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创立，白求恩出任首任院长。医院所需费用由国内外爱心人士捐助，由“保盟”主管。
在白求恩看来，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给他提供的不仅是后援保障，还是强大的精神动力。
宋庆龄还介绍印度医生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以及德国医生米勒等到八路军中提供医疗服务。为纪念白求恩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940年1月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担任首任院长。
为了切实有效持续推进国际和平医院建设项目，宋庆龄还特别委托她的驻延安代表马海德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帮助督促落实，并及时向她通报边区军民真实的情况以及缺医少药的困难，使处于国民党重重包围之中的延安中共中央始终与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保持密切联系，从而确保和促进了对中共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的顺利援建。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保盟先后为八路军、新四军援建了8个国际和平医院。除晋察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其余7个分别是：延安国际和平医院总院、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苏北国际和平医院、华东国际和平医院、晋绥国际和平医院、冀热辽国际和平医院、中原国际和平医院。共下设42所分院，拥有11800张床位，以及20个流动医疗站，组成了国际和平医院网络。
据不完全统计，1941—1945年，保盟拨给国际和平医院的援助款共65万美元和1.7亿元法币，各种医疗卫生保健物资如X光机、显微镜、化验剂、手术器械、理疗设备、医学书籍、药品、敷料、毛毯、被服、奶粉、维生素、罐头等不计其数。曾任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的沈其震后来回忆：“其数量之大，一时难以统计清楚。只记得，仅华东军区一次转移中，就用了500名民工搬运了一天多。”
抗战结束时，得益于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边区一亿四千万人民得到了基本的医疗保健。就此，1944年9月，曾在国际和平医院接受过治疗的129师师长刘伯承、386旅旅长陈赓等148人联名给宋庆龄写去感谢信：“忠言数起，予爱国者以声援；医药频输，给抗战者以物助。秉持正义，四海同钦。”
二
宋霭龄也积极从事捐赠和募捐活动。
“一•二八”抗战中，宋霭龄从自己和朋友的私产中捐赠了8万美元，建立了一所小医院,，配了400张床位救济伤兵。不久，她又在朋友间募集了一笔巨款，建立起一所有1000张床位的私人医院，以便使“一•二八”战中的伤兵得到及时治疗。她和女友开办的这所医院，还开创了为前线士兵制作衣服和食物的先例。《申报》在1932年2月16日第2版以《孔祥熙夫人赠送棉背心》为题，报道了她“捐赠棉被420件、背心2000件，送交驻沪办事处,转前方将士运用”的消息。
“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宋霭龄一直呆在上海，直到最后。她买了3辆急救车和37辆军用卡车捐献给军队。她为航空队捐献了320多辆卡车以运送机械和飞行员。其中一些分配给驻守在上海周围区域的各个师指挥官，还为飞行员订购了500件皮夹克。
上海公共租界内有一座大型建筑物--浴场酒吧，这是青年男子光顾的场所。这天，宋霭龄前来察看了其中的两栋楼房，不出48小时，这座洒吧变成了一所设备完好，有 300张床位的医院，使许多伤兵得到及时救治。后来蒋介石下令内迁，这座医院的设备全部被抢救出来一同运走。这座医院及时地解决了战时急需。
9月，淞沪之战处于最紧张激烈的时刻。国民政府为解决战时经费急需，推销自由公债。宋霭龄所负责的区域销售限额是100万美元，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她的推销员就额外销售了50万美元的公债。她把理财方面的才干用于了抗战。
三
宋美龄关心中国空军的发展。
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首战击落6架日机，宋美龄亲自去机场对空军英雄表示慰问。在淞沪抗战中，她发表一系列的演说和广播稿,向全世界揭露日寇侵略中国的罪行，对民主国家不援助中国的做法表示愤慨,提出义正词严的抗议。9月12日起,她在南京通过美国广播网，直接用英语对美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她说道:
通过日本在中国的所为，你们便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邪恶、残忍、武装和组织良好、按照预定计划在行动的国家。多年来，日本人一直在为企图征服中国而做准备，尽管在征服中国人民之前，他们无法达到此目的。奇怪的是，似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阻止日本的行径，这是否由于日本每天广播的大量歪曲真相的消息已被人们相信?抑或世界上的政治家被日本施了催眠术?
在这期间，宋美龄写下了《日本的烟幕》、《战争的进展:来自前线的消息》《令人失望的美国态度》、《日本的恐吓战》、《对南京的破坏威胁》、《长谷川清的无礼命令》、《不宣而战的可能性》等一系列文章，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和日本政府散布的种种为侵略制造借口的谣言，鼓动全民族奋起抗战，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上海战场的状况，呼吁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
宋美龄的才华，绝不亚于一个优秀的作家。
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宋美龄把她的才华全部展示了出当初蒋介石选定宋美龄做第一夫人,看来确实没有选错来。对外，她施展外交手腕,利用精通英语的才能,利用她善于辞令、善于交际的才华,加上她高雅娴丽的容貌,在国际上确实征服了不少人的心。在淞沪会战中帮助了中国空军作战的美国飞行顾问陈纳德，第一次与宋美龄见面,宋美龄就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回忆道，这是“一次使我的心灵再也无法得到平静的相逢。直到今天,我仍然被她的魅力所彻底征服。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道:她对于我将永远是一位一公主。我从来没有动摇过蒋夫人是世界上最出色、最坚强女人的看法。”
“我想，我们俩将同心协力建立起你们的空军。”陈纳德对宋美龄说。
就是这位陈纳德，后来组织了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虎队，直到帮助中国打赢了抗日战争。
乔·史迪威将军也为宋美龄的魅力所征服,这位轻易不为人所动的尖刻的将军发现她“娇美、聪慧和真诚”。
在淞沪会战中，宋美龄几次来到前线，有时是陪蒋介石督战，有时则是个人慰问官兵，探望伤员。第一夫人出现在前线，对稳定军心和人心,鼓舞官兵杀敌报国起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第一夫人来到医院,受伤的官兵们得以抚慰。
不过有一次，上前线可差点儿出了事,差点儿要了第一夫人的命。
这是10月22日，蕴藻浜防线被日军突破，中国军队正在撤退，战事正紧。宋美龄和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以及一名副官前往上海看望伤兵和处理其他一些政务。这天,她身穿一条蓝色的羊毛便裤和一件普通的衬衫，这是她往常穿着的工作便装，没有一处可以显示出她的第一夫人的身分。她所乘坐的轿车马力很大，速度很快。车子驶入“危险区”后，他们开始留意天空，观察日本轰炸机。这样司机的精力就不能不分散。大约4点30分，几架飞机飞到了上空，这时小车却偏偏陷进了路边的一个弹坑里。司机加大油门，开足马力，冲出弹坑，但前轮撞到了一个土堆上，车身被弹向空中。在一般情况下，小车这时是可以重新掌握方向的，但不巧，前轮再次被另一土堆弹起，于是整个轿车翻出了公路,车里的人从后座中被甩了出来。端纳感到自己飞了起来，而且看到宋美龄和副官的身体在他眼前飞掠而过。他摔倒在翻倒的小车旁，但却没受伤。
当晚10点钟，宋美龄带伤到医院慰问了伤兵。
在以往的十数年间，宋氏三姐妹虽近在咫尺，却很难仨人一起聚首，尤其是宋庆龄和大姐小妹之间，政见的不同，使她们拉开了距离。但1940年初，在香港沙逊街宋霭龄的住宅却显出异常的热闹景象，引起了中国乃至世界报界的注意。这是宋氏三姐妹多年来第一次抛却政治上的分歧，愉快相聚。联合阵线或者说抗日统一战线在宋氏姐妹间成为现实。三姐妹一起闲聊，一起烹饪，一起开玩笑，一起上街购物,姐妹间恢复了早已疏淡了的亲情。对三姐妹同时出现在香港，无时不想瓦解中国人民抗战斗志的日本帝国主义,抓来当作恶意攻击的把柄。报界宣称:宋家正在逃离战争蹂躏的中国,要到某个中立国或地区过和平日子。
为了给敌人的攻心战以回击，三姐妹做出了惊人之举：-一同出现在香港饭店并在那里用餐，向世界宣告团结抗战到底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