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是理论的基石，成功的概念建构则是知识体系形成的前提。所谓“成功的概念建构”主要是指一个概念的提出能够获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同和接受，进而扩展旧的知识体系抑或促生新的知识体系。近代以来，中国在持续性、规模性地移植西方概念的同时，对本土概念的建构却缺乏应有的重视和自觉。对之始终保持批判态度的费孝通积极倡导、践行社会科学中国化，提出了诸多影响深广且相互关联的本土概念。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讨论蓬勃开展之际，我们应当回到费孝通，重新思考其概念建构的逻辑与策略。
从实求知与概念的边界设定
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的概念建构是学者基于特定规则对概念指涉对象进行归纳、概括并命名的过程。概念的内涵清晰度和外延明确性取决于学者对概念指涉对象所作出的边界设定。众所周知，费孝通生活的时代是新旧文化冲突最为激烈、社会变迁最为深刻的时期。无论是中国固有的旧概念还是舶自西方的新概念，都难以准确解释不断变动的中国社会。概念与事实之间的“名实分离”让费孝通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科学必须摆脱对西方的追随、模仿或移植，从本土的社会生活出发重新建构能够反映中国实际、满足中国需要、彰显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社会生活显然不是一个抽象的实体，而是由具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构成。对于广土众民、生态多样的中国而言，社会生活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因此，新的概念建构必须对概念指涉的对象作出清晰的边界设定。
为了作出清晰的边界设定，费孝通将经验观察聚焦于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社区。他所理解的社区是一个特定的时空坐落，既可指微型村落也可扩展至小城镇、城市、区域、国家甚或天下。由于同一空间层次的社区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费孝通在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展开比较研究。类型划分的依据是社区内部的文化同一性与社区之间的文化差异性。类型比较则主要分为两种：中西比较和区域比较。中西比较旨在通过对两种社会形态和文明体系差异的揭示，提炼出认识中国的概念工具。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礼治社会与法治社会、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接力模式与反馈模式等一系列概念的提出即是中西比较的结果。区域比较则着眼于中国内部的差异。亲迎区、半亲迎区、不亲迎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耿车模式、侨乡模式、民权模式、南岭走廊、藏彝走廊、河西走廊等一系列概念，则为认识中国的内部多样性提供了帮助。
文化自觉与概念的命名策略
命名是概念建构的关键一环。在此环节，词汇的选择影响着概念的意义表达、传播范围和社会认同，甚至决定着能否嵌入或更新既有的知识系统。在传统与现代相互冲突、中国与西方彼此颉颃的转型时代，费孝通面对的是一个包括文言、白话和俗语在内的复合语言系统。其中，白话既包括中国本土的日常用语，也涵盖译自国外的学术语言。词汇的选择无疑是文化心理的投射。在西方中心主义较为盛行的历史语境中，费孝通的词汇选择力图最大限度地切合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语言习惯和文化心理，而由此命名的概念“要能用普通的语言讲出来，让别人也可以明白，形成共识”。这种“普通的语言”显然不是纯粹的日常用语，而是将普通民众较为熟知的日常语言与普通民众相对陌生的学术语言联结起来所形成的新概念。比如“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熟人+社会”“草根+工业”“民族+走廊”，等等。
这种“日常语言+学术语言”的概念命名及其意蕴有别于西方式概念。西方式概念一般遵循逻辑实证主义的原则，追求语义的精确性和逻辑性。费孝通的概念建构则是在不同词汇的巧妙组合中将意象性与抽象性融为一体。如同中国古人一样，费孝通对概念几乎不作任何界定，而是采取“能近取譬”的策略，以隐喻的方式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解释。借助隐喻，抽象的概念与平常的事物或事件发生微妙关联，从而生发出亲切可感的意象。例如，“乡土中国”与泥土、种子、落叶、树根等联系在一起，从乡土的意象可以推知抽象的中国；“差序格局”与水波纹、蜘蛛网联系在一起，从同心圆的意象可以推知抽象的结构；“草根工业”与野火、小草联系在一起，从“野火烧不尽”的意象可以推想中国经济的蓬勃坚韧。“社会性断乳”“社会继替”“双轨政治”“民族走廊”等概念亦是日常语言与学术语言的巧妙组合，兼容抽象性与意象性。概言之，费孝通的词汇选择体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实现了中国传统概念思维与西方现代学术语言的创造性接榫。
知行合一与概念的体系形成
任何一个孤立的概念都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学术影响，更不可能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功能。成功的概念建构必然是由核心概念和外围概念共同组成且具有逻辑性和完备性的体系。在相对完备的概念体系中，建构者既可以提供一种解释世界的独特方式，也可以擘画一种改造世界的理想方案。然而，以价值中立为圭臬的西方社会科学却常常将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视为对立的两端，以解释世界为旨趣的知识生产与以改造世界为旨趣的社会行动似乎不可兼容。深受西学熏陶的费孝通却接续了中国儒家“知行合一”的传统，在概念建构中努力消弭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行动之间的隔阂。因此，从未满足于单一概念建构的费孝通在行行重行行中不断将自己的经验观察抽象化，最终形成一个具有解释和改造双重功能的概念体系。在此体系中，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蕴含着巨大的解释潜力和鲜明的变革意图。
在人们的印象中，“农工相辅”这个概念似乎仅仅描述了一个客观事实，即中国传统的农村经济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农业而是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体。若将之与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无讼社会、礼治秩序、乡土工业、双轨政治、手艺精神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我们将不难发现其蕴含着费孝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强烈追寻。“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旨在揭示中国人的关系逻辑和行动取向。若将之与乡镇企业、草根工业、社会继替、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耿车模式、侨乡模式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我们将不难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何以内生于家庭和乡土之中。同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唯有与“边区开发”“民族走廊”“生态秩序”“心态秩序”“文化自觉”等概念发生逻辑关联时，才能真正彰显费孝通的文明理想和现实关怀。可以说，概念之间的相互牵连和彼此观照完整地承载了费孝通的“知行合一”理念。
作为中华文明之子，费孝通以其毕生的努力将中国人的经验世界与理念世界编织于富有解释力和经世性的概念体系之中。这一概念体系因切中时代脉搏、回应社会需求、触摸文明律动而产生深广的学术影响和实践效应。从费孝通这里，我们应当看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概念建构必须深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以从实求知的原则、文化自觉的心态和知行合一的理念不断展开。唯其如此，建构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方能来日可期。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刘翔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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