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钰杨鹏成：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人文转向

作者：胡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特色新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本刊学术顾问）；杨鹏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3期

导读：

本文旨在梳理人文精神在新闻学术研究中的作用逻辑，激发其潜在的思想资源和问题意识，并探索将人文精神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新闻学研究中的人文路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出，极大拓展了中国新闻学的研究视野，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资源，也为当前新闻学部分理论基础研究提供了机遇，学术范式的更新成为重要议题。近年来，“新人文主义”理念的提出和“新闻学是人学”的重申等共同呼吁着新闻学的人文转向，彰显出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之于新闻研究的重要性。这一趋势体现出学界将人文精神作为学科价值导向的广泛认同与迫切需求，展现出其推动新闻学发展的巨大潜力。

以“第二个结合”作为思想指引，推动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人文转向，不仅需要在抽象的价值层面呼唤人文精神，还要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践行人文精神。基于此，本文旨在梳理人文精神在新闻学术研究中的作用逻辑，激发其潜在的思想资源和问题意识，并探索将人文精神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新闻学研究中的人文路径。

一、从人出发的新闻学研究

在新闻学研究中贯彻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首先需要明确，新闻研究的起点与最终价值归宿都指向“人”本身，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人”这一概念。在“第二个结合”的视野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学思想可被总结为应然层面的“现实的具体的人”和实然层面的“理想的人”两个面向。

（一）从“现实的具体的人”出发

“现实的具体的人”强调人的主体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因此新闻实践具有主体性、历史性和社会性。马克思高度概括了“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特征：“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主体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强调也见诸各类经典文本之中。由此，既要承认新闻生产、传播和接受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也要承认已有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对新闻实践的规定性。生活在社会现实中的新闻实践主体能动地参与和改造新闻活动，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新闻传播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延安时期成熟的党报传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积累的新闻传播经验的影响，最终展现出了多元化的新闻实践图景，共同塑造了中国当下的新闻生态。

“现实的具体的人”强调人的个性和共通性，因此新闻实践兼顾个性与共性。新闻源自人具体的、实时的社会需求，不同国家、文化和价值立场的人对新闻的需求不同，实践过程和产物就有所不同。但同时，处于同一时代的人存在着基本的共通性，如对于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对于美好事物的相同情感等，这是人们能够跨越地域、文化和价值之别相互交流和理解的基础所在。在全球化、数智化、平台化的当下，人工智能生成新闻、新闻游戏和互动新闻等新闻类型的出现预示着新闻的制作、传播和接受的过程高度私人化，新闻主体的个性得以彰显。与之相应，个性化的信息也能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触达全球各地的受众，新闻主体所表达的共性信息、文化和价值能够引发更广泛的共鸣。

对于新闻研究而言，研究者要认识到新闻实践者是“现实的具体的人”。如此，新闻实践者不能被预设是均质的或是可以被简单计算的原子化个体，也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情境，仅通过文本来推测创作者的心理、情感和精神状态以及价值观念。即使是大数据驱动的新闻研究，也应该首先考虑国别、文化、阶层等因素的跨语境效度问题。同时，要以全人类意识作为开展国际传播、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立场。全人类意识以人的共通性作为现实基础，“正因为忘记了人类的共同起源，缺乏了人类的整体意识，近代以来当人类不同族群相遇出现利益冲突时，往往没有同胞之情与共同愿景”[2]。

研究者要认识到自身同样具备这些特质。研究者需要对自身的价值立场、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保持高度自觉，将学术自省和批判性反思贯彻到研究的每一个环节，并对研究对象和读者保持尽可能坦诚和开放的态度；需要明确贯彻人文精神的新闻学不是“旁观”的科学，研究者不外在于所处理的经验材料，更不是研究过程和结果中可有可无的存在，研究者主体性的合理表达也不会影响新闻研究的科学性。

（二）从“理想的人”出发

“理想的人”是对人求善、求和、求自由等价值追求的勾勒，新闻是实现这一追求的重要途径。关于“理想的人”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如《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而《论语》主张的“君子不器”“君子周而不比”“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和而不同”等，也表达出类似的追求。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最简切扼要之，乃以教人做一‘好人’，即做天地间一‘完人’，为其文化之基本精神者。”[4]质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以人为本”中的“本”即在于求善与求和，“求善体现的是人的精神性存在，追求道德提升；求和体现的是人的社会性存在，追求和谐相处”[5]。这展现出了二者具有相通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新闻源于人类的需求，上述理想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是人类在价值层面的共性需求，因此也理应是新闻活动的价值追求。

同时，中国共产党培育“新人”的要求内化了“第二个结合”的基本理念，并随着历史阶段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对新闻实践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育新人，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6]“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核心任务使命，为新时代的中国新闻实践指明了方向。

在新闻研究领域，关注新闻如何反映并影响人们的情感与思想动态，探索能够有效引导人们求善、求和、求自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实践路径，应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值得强调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同时包含“现实的具体的人”和“理想的人”两个面向，人既有现实的一面，也有理想的一面，这两者共同作用并体现于新闻实践。只有在“现实与理想的人”的双重视角下，研究者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新闻作为社会之有机构成的作用，并探索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社会功能。

二、以人为本的新闻学问题视野

实现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范式更新，需要跳出传统新闻学研究中新闻本位、媒体本位、媒介本位的认识论，在更宏大的文明和社会视野中树立以人为本的问题意识。这要求新闻学的问题视野系统性地转向以下四个核心领域。通过这种根本性的范式转换，能够激活“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资源，充分发挥以上两种“人”的理论活力，新闻学研究也能真正实现从人出发、以人为本的价值旨归。

（一）生态与心态的协调发展

生存和发展是人的根本问题，以人为本的新闻学应关注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和数智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人的生存环境发生深刻改变，人们必须重新审视与探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与精神空间。费孝通曾预言和呼吁：“20世纪由于地球上人和人之间信息传递工具的迅速改进，互相反应的频率越来越高，集体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7]生态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如何获取资源以维持人类社会的物质生存与发展，实现物质富足；心态指人与人的关系，即如何构造精神世界使人与人、国家和国家间和谐发展，实现精神富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下，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从新闻的角度来看，人类生产和处理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新闻随之突破了传统业态固有的时空局限，走向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理应为促进生态与心态协调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当物理距离不再是人与人交流的阻碍，不同文化和价值间的区隔就凸显出来。以文化自觉为基础，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和谐交流、共存共荣就成为新闻的重要使命。

面对上述问题，中国新闻学研究需要建立在对中华文化特质的深刻认知之上，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推己及人等生存交往智慧与美美与共的文明观照。正如费孝通所说：“孔子讲‘仁’就是讲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孔庙）代表着中国人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关心人与人如何共处的问题。”[8]如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文化财富，使较为抽象的理念转化为世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和产品，塑造全人类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和交往方式，是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例如，“第二个结合”思想指引下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就是生态与心态协调发展的典型体现，对“两山”理念的意义阐释与传播是新闻传播的着力点之一。“两山”理念是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与实践品格形成的绿色发展观，深刻揭示了物质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与主体精神世界的协调发展如何实现价值统一的关键命题。这种发展观既非单纯强调生态维度的技术性修复，也不停留于空洞的说教，而是在生态承载力、经济持续性、人文感知度的动态平衡中，重构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深层逻辑。自然生态的持续优化助推人们形成敬畏自然的理性认知，而大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又反向滋养生态环境改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协同演化格局。可以预见的是，“两山”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传播，能够有力推动全球生态正义的实现，贡献于全世界人民群众生态与心态的协调发展。

（二）个体与集体的辩证统一

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构成了人社会化存在的基础，是人展开实践活动的结构性前提，以人为本的新闻学应关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的问题。个体有多样化的价值诉求，集体以实现共同的目标承诺作为合法性来源，两者存在着一定张力，新闻则是调节个体与集体关系，使其进行有效沟通的重要渠道。在中华文化语境下，集体既不是原子化个体的简单加总，也不完全依靠外部制度安排来实现集体的稳定，个体与集体并非二元对立，而是连续的有机整体。如在百年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激发出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诉求，形成了坚实的社会共识，使个体自愿将自身的发展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了两者的辩证统一。这一方面是因为，与处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密切相关的党的建设、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受到了深厚的中华文化滋养；另一方面是因为，党领导的新闻事业作为耳目喉舌较好发挥了宣传、鼓动和组织群众以及反映民意的功能使命，证明了新闻之于个体与集体关系的重要性。

进入新时代，广泛普及的媒介技术使人民群众具备了更为丰富的发声渠道，多元化的价值诉求得以充分表达，同时带来了信息碎片化、群体极化等现象，给新闻有效沟通个体与集体带来了新的挑战。围绕这一核心关切，中国新闻学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其一，激活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修齐治平等先进观念，创新发展新时代语境中群众路线、集中力量办大事等重要理念的实践和表现形式，巩固社会共识。其二，精准辨识民意，在激发个体对集体共同价值内在认同的同时，兼顾其多样化的价值诉求，避免宏大叙事压迫人的个性化发展和个体叙事消解主流价值。其三，将高扬的“四个自信”以及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等抽象表达和个体的人生意义感、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切实关联起来，将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以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乐于接受的方式传播开来。

概言之，以人为本的新闻学既要关注个体的价值诉求，又要推动集体价值的凝聚和社会共识的形成，促进个体与集体在情感和价值层面实现深度互动，使个体在集体发展中获得更多意义感和归属感，从而实现个体与集体的辩证统一。

（三）价值与产值的同构并进

新闻既有意识形态属性，也有文化和信息产业属性，以人为本的新闻学应关注两者的关系以及如何促进其良性发展的问题。

价值与产值的同构是内在于新闻本身的属性，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对于包括新闻在内的文化产品而言，没有优秀的文化和价值内核就没有生命力和影响力，也就难以产生经济效益。而没有经济效益的内容则难以在当前的市场化环境下生存和破圈，发挥其文化和价值的影响力。同时，李子柒的乡村视频、游戏《黑神话：悟空》和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等作品的爆火也证明了文化和价值的传播与经济效益两者并不冲突，而是相互促进的。从更宏观的社会经济生活来看，“如果政治、法律、意识形态、血族等方面的关系和制度也可以在功能上发挥生产关系的作用，那就必然意味着下述可能性：同一关系或制度既可以是上层建筑，也可以是经济基础”[9]。新闻向来是调节甚至直接影响社会经济行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所以可以被视为是生产关系进而是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由此在更深层次上实现其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的同构。

另一方面，回顾新闻发展史可以发现，新闻业若过于偏重意识形态属性，则容易使“政治家办报”异化，忽略人民群众的多元需求，新闻内容僵化，传播效能弱化；若过于偏重产业属性，则容易落入过度的工具理性当中，导致“资本至上”和“流量至上”的逻辑盛行，进而消解新闻实践者的主体性地位；如此，两者终将走向自己的反面，造成价值失序、共识撕裂和文化与精神的荒芜，新闻业难以可持续地良性发展。

基于上述认知，人文转向的中国新闻学研究可作如下深化和扩展。其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切入点，在已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价值与产值同构的良性发展模式。通过精准把握人民群众需求，将优秀文化与价值内核融入内容生产，使受众的价值认同自然转化为消费动能，并在消费过程中不断强化其文化和价值认同，增强文化自信。其二，揭示新闻活动作为生产关系的内在机制。不仅要关注新闻如何反映生产关系，还要关注其本身作为生产关系的能动作用，创新其调节社会经济行为的作用方式，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其三，建构具有针对性的评价体系，全面准确评估“两创”成果，衡量文化和价值传播的实际效果，科学评估作为生产关系的新闻之于社会经济行为的客观影响等。

（四）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融合

技术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的核心变量，以人为本的新闻学应关注新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融合问题。探索前沿的技术创新方向固然重要，但相较而言，推动新技术与社会有机融合更有现实意义。只有当新技术走出知识层面的逻辑推演，走出实验室，降低使用的经济和技术门槛，嵌入当代社会的底层运行机制中，服务于最广泛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才能最大化地激活其解放性潜能。正如戴维·莫利所提醒的：“学者们倾向于只关注新技术，而在现实中，旧技术继续主宰我们的生活。不仅如此，我们对技术的描述从根本上说也是不平衡的，我们倾向于把重点放在发明而非使用、获取而非维护、必然而非选择上，然而，更重要的是技术如何使用和由谁使用的问题……”[10]可以说，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融合是连接技术创新和社会实际需求之间的关键一环。

关于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融合，有三个层面的问题值得重点关注。其一为技术的社会性。技术必然受到特定社会条件的制约，对技术的采纳受到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和资源配置、使用者的使用能力和意愿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中使用者的多元化需求的影响。在充分认识到新技术的解放性潜力基础上，也要认识到其可能掩盖或加深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甚至引发新问题。技术的工具本质决定其无法替代人类的具身性实践，特别是在应对社会问题的情境化博弈、价值权衡与伦理抉择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将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寄托于创新和应用新技术，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学者应保持审慎，站在社会与人民的视角审视技术问题，避免落入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决定论当中。

其二为技术的人文性。媒介技术的应用普及需要人文精神作为价值内核，始终以服务于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向善发展作为评价标尺。技术发展史表明，脱离人文性的技术或者很快被淘汰，或者引发更多新问题，甚至是难以预料的灾难。当前，老龄和残障群体的数字融入困境，欠发达地区的远程教育普及问题，社会底层群体的文化表达与消费需求，网络空间命运体的建构等一系列问题都亟待解决。人文精神也需要技术作为载体传播文化和价值观念，创新叙事逻辑和表达形式，构建更加理性、包容和普惠性的新闻传播生态，使优秀的文化产品触达更广泛的人群并深入人心。

其三为技术的伦理性。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融合不仅是新技术下沉的问题，更是涉及技术伦理的问题。新技术的采纳将对既有的相关规则造成挑战，因此需要明确使用该技术的权责界限与行为规范，保障该领域的健康发展，维护行为主体的合法权益；需要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以教育、引导使用者掌握相关技能，提升媒介素养。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与普及，就催生出了人工智能使用的规则博弈、算法黑箱的伦理风险以及智能系统与人类的价值对齐等一系列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

三、新闻学研究的人文路径

当代中国新闻学人文转向的关键不仅在于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价值导向，扩展了问题视野，凸显出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社会共同体意识以及精神文化需求的深度关切，也强调在“第二个结合”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将人文精神贯穿于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以人文精神引领、社会现实观照、文化主体性自觉为核心的新闻学研究的人文路径。

（一）新闻学研究中的人文问题确立

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连接研究者、研究对象与社会需求的关键节点。明确新闻研究中的人文问题，充分彰显对人的关怀与洞察，直面社会重大且迫切的问题，才能使新闻学研究兼具人文温度与现实关怀，使研究成果真正落地生根、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根本指引，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当代中国新闻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如何牢牢把握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事关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与民族精神的凝聚。在学术研究层面，“第二个结合”不仅关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结合，也关乎如何透过新的学术范式来回应时代命题，彰显文化自觉与自信。应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独特性，在守正创新中弘扬其精神内核，应跳出西方中心主义和基于经验主义与路径依赖的认知方式，从中华文化的立场与人文情怀出发，在世界文明发展与交流互鉴的视野中重新检视新闻传播活动，迸发新闻研究新的学术想象力。

以对社会现实的把握作为出发点，从学者对于现实问题的切身感受出发，将个体的社会经验与学术关怀紧密结合。这种对社会现象的敏锐体察不仅限于广泛收集和准确分析经验材料，更要对材料背后的人性、物质与精神诉求进行深度挖掘，为研究注入更具温度与深度的人文关怀。若缺少对社会现实的真切体会与情感投入，没有“感受”层面的融入和审视，经验材料就沦为可被随意摆弄的数据或特定理论的证据堆叠，研究就成为对现象的描述和工具理性的推演，难以展现出真正的思想张力，也不足以支撑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思考。因此，既要关注宏观的结构、体制与政策因素，也要走近社会动态中真实而鲜活的个体与群体，从研究对象的言语、行动乃至沉默中发掘丰富的社会意涵。同时，研究者必须保持必要的反思与批判意识，将真切的情感体验与严谨的学理分析有机结合。新闻学研究才能拥有内在驱动力和深层穿透力，才能深入到社会现实的深层次结构中，贴近真实的人。

（二）新闻学研究中的人文方法探索

在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范式转型时期，方法论自觉已超越传统的研究工具范畴，成为学术范式重构的关键环节。这要求新闻学研究探索人文方法，超越方法论本质主义或对方法的工具性崇拜，实现从将方法视为纯粹中立的工具到对方法的理论负载性的认知转变。换言之，研究者应具备充分的方法论自觉，明确作为研究工具的方法本身可能带有的理论和价值预设，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立场。

应采取综合的、系统的、批判的研究，突破方法论民族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避免媒体、媒介和文本中心主义。“方法论民族主义”指的是在研究过程中将国家或民族视作自然而然、不证自明的分析边界，忽略了各种跨国、跨地域的社会文化互动，导致对全球化进程中地区间交流合作及跨文化传播等问题缺乏应有的问题意识。与之相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则往往把个体视作独立的行动主体甚至是可被简单计算的原子，忽略了群体、组织与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深刻影响。同样，单一地聚焦于媒体、媒介或新闻文本，虽然能够揭示新闻传播的部分规律，却无法充分反映新闻作为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新闻传播活动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新闻学研究理应回归到更广泛的社会视角，分析新闻活动如何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运行机制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互动和相互影响，同时广泛吸取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更全面地理解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在机理，为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提供更加宏大的问题视野和更具启发性的理论框架。

应进入特定情境，以将心比心的方式贴近研究对象的情感活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新闻作为社会关系的镜像，其生产机制、文本形态与接受方式始终受制于时代特有的社会文化结构，同时新闻作为实践主体能动地感受、认知与反映世界的方式，具备深刻的个性化烙印。因此，透过已有的经验材料，研究者既要将新闻活动置于特定情境中解读，又要深入实践主体的精神世界把握其行为的深层动因，将鲜活的个体、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更为深沉的历史文化因素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此外，将心比心的研究方法论是彰显学者主体性的重要方式。这种主体性构成了学者个人学术创新的深层次动力，也决定了有生命力的学术成果是特色鲜明的，是不可批量复制的。这并不会削弱学术共同体的交流可能，反而能通过差异化的理论视角，促进学术研究的真正创新。

（三）新闻学研究中的人文知识生产

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人文转向归根结底体现在新闻学的人文知识生产层面。以西方为主的全球知识和话语体系正受到全面挑战，世界急需更加理性、和平、包容的替代性叙事与发展道路。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应强调理性知识与人文价值的融合，以贡献于世界新闻学术和实践的创新发展。

应夯实知识生产从现象到问题再到概念的逻辑，突出现象的问题化环节的核心作用，有效回应社会现实。把握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发现主要矛盾，提出切中要害的问题，并用学术概念简洁和普适地表达出来，加以分析，是学术知识生产的基本思路。若缺少对现象的问题化环节，则可能陷入琐碎的描述性研究，或落入将学术创新简化为概念创新甚至概念游戏的误区，从而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观照。回顾中国学术史可以发现，张载所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展现出了古代学者学以致用、经世致用、体用贯通等鲜明的学术志趣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新闻学研究应该继承和坚持的优秀传统。

当前，新闻学术概念的创新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绝大多数概念的生命力和说服力有限，多随着社会现象热度的消散而褪色；而反观学术研究中真问题和大问题的呈现和解决，往往只需要朴素和简练的表达。因此，在具备上述问题意识的基础上，还应提升将现象问题化的能力。这既需要研究者对经验材料的敏锐感知、全面掌握与准确描述，也需要足够的理论积累，从而提出真正的研究问题，推动中国新闻学高质量的知识生产。

应树立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文化主体性，在“第二个结合”的指导下体现高度的文化自觉自信。当代中国新闻学的人文转向在认识论层面确立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本地位，本质上是文化主体意识觉醒的学术表征，其核心和基础在于认知和传播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与新闻同理，没有文化和价值内核的新闻学知识是没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新闻学知识的生产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理论滋养，从广大人民群众最鲜活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挖掘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打造具有独特文化标识的知识成果，形成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自主知识体系。新闻学知识的传播应以新人文主义为基本理念。“新人文主义具有理性、和平、包容的精神，以人类为中心、以平等为原则、以合作为方法、以自由为追求。新人文主义是滋养人类发展的新的文化精神，推动建设世界文化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11]学术知识作为信息密度最强的文化内容产品之一，更应彰显出新人文主义理念，推动其与世界学术界乃至更为广泛的国际社会受众展开更好的对话，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展现中国学派的独特魅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发挥深层次的影响力。

在推动当代中国新闻学的人文转向中，既要立足文化主体性的坚守，又要把握全人类意识的弘扬，要在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大问题、真问题中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中国发展提供的道路选择，也是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道路借鉴，要把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在发展中的共同问题与共同命运作为新人文主义新闻学建设的重要时代背景。与此同时，要密切关注西方国家新闻事业中的经验与教训，对其新闻专业精神与能力予以吸收，对其所面临的资本主导、技术中心与个人主义等带来的虚假化、武器化新闻等现象予以警惕，特别是要善于利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理进行批判分析，以科学的理论解决现实的问题，并在此进程中坚持“第二个结合”，推动当代中国新闻学的创新发展。

当代中国新闻学的人文转向是一场文化自觉的学术实践。要求研究者以“第二个结合”为思想指引，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在全球化和数智化进程中坚守“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彰显“美美与共”的文明胸襟。这种转向不仅为破解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桎梏提供了中国方案，更通过将新闻活动置于人类文明演进和社会发展的长时段、宽视野中考察，为构建更具理性、和平和包容的全球新闻传播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铺设理解与共识的桥梁。这既是当代中国新闻学的学术使命，也是中华文明为世界提供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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