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卫·弗雷恩（David Frayne）英国卡迪夫大学社会学教师与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在社会活动、消费文化、幸福的社会学，以及工作理论
近年来，我们看到最接近有组织的减少工作的运动的，也许就是争取更多“工作生活平衡”的运动。在英国，围绕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讨论在2000年代初，随着英国贸工部官方发起的“工作生活平衡”运动达到顶峰。该运动宣称目标是“通过呈现真实的案例研究，使雇主相信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经济效益，让他们相信变革的必要性”。该运动特别关注那些工作时间最长的经济部门，并承诺在五年内努力“协助雇主为员工提供更多选择，让员工能够控制自己的工作时间”。在该运动期间，从记者到社会学家到人力资源专家，各方声音都参与到在工作和非工作活动之间公平地分配时间的重要性的辩论。这场辩论主要集中在家庭时间的优先级上，而“工作生活平衡”这个词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日常语汇。
《对工作说不》
[英] 大卫·弗雷恩 著
重命名小组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5年3月
这场官方运动所激发的研究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证据，揭示了长时间工作对健康和家庭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因而 也使得与工作时间有关的一些议题更易理解，这当然值得肯定。然而，归根结底，工作生活平衡的说辞很难推动当今以 工作为中心的社会的真正替代方案。梅丽莎·格雷格将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说法描述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诡计”，其总体影响是将应对工作要求的责任推到个人身上。受其启发开展的一系列培训活动——“处理压力”“面对变化”和“时间管理”的工作坊——都在传达同样的信息：自己要为自己的承诺负责，如果你难以应付，那就是你的问题。“工作生活平衡”或“简单生活”这些时髦的观点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致：这种意识形态教导我们，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可以自由地根据自己的意愿塑造生活。如果你感到挣扎或疲于应对，这种意识形态会坚持认为只是因为你的个人选择不够正确，你必须开始自我改造的工作，从而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西方人开始远离政治和集体行动，转而沉迷于追求自我完善、个人幸福和完美的健康状况。
也许，“工作生活平衡”运动的持续影响是使工作者变得去政治化，而非鼓励他们追求实质性的变革。用这种调和的方式，这场运动将工作与生活平衡说成是工作者和雇主的“双赢”局面：工作者赢了，因为他的压力减轻了，雇主赢了，因为他的注意力和工作效率提高了。然而这一框架掩盖了工人和雇主之间根本的利益冲突。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理念被管理层采纳，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具有非凡的能力，它能削弱一个潜在的激进想法，并以能够获取商业利益的方式把这个想法还给人们。工作生活平衡论调的失败之处在于，它没有从根本上叩问工作的意义，也没有质疑工作履行其社会功能的能力；它只允许我们低声下气地请求能少工作一点（通常是为了承担其他责任，比如照顾家人）。它试图在现行体制内容纳我们对该制度的不满，阻碍了我们以开放的方式对其他选择进行真正的比较。对于那些为经济条件所迫而仍然不得不长时间工作的人来说，它没有提供任何东西。
如果我们要向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提出真正的挑战，我认为我们就不能只告诉人们“平衡”的好处。我们需要更大胆一些，开始讨论组织和分配工作的不同方式，以便给每个人更多的自由时间。与其说我是在倡导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不如说我在倡导安德烈高兹所说的时间政治：对社会中工作时间的数量和分配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共同讨论，让每个人都有更多的自由去实现自主的自我发展。其中强调的是，工作问题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因此也需要政治性的解决方案：
［解决办法在于］界定新的权利、新的自由、新的集体保障、新的公共设施和新的社会规范，按照这些条件，工作时间和活动的选择将不再处于社会讨论的边缘，而是社会新蓝图的一部分。
高兹经常把他的新社会称为“选择时间的社会”或“多元活动的社会”，不过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名称。这个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更少工作时间 的政策。这项政策通过改良必要工作的社会分配以减少失业 率。将现有工作时间更均匀地分配给全体人口，能够扭转社 会不断加剧的分化——一边是职业精英，一边是大量失业、就业不足或临时就业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将减少工作，从而使更多人能够工作：
与其狂热地争分夺秒地制造毫无意义、低社会效用或者压根儿没有社会效用的新工作，不如寻求更公平地分配需要完成的工作，从那些我们选择不再做的工作中获得闲暇和创造财富。
长期的目标应当是重建社会，使工作不再成为收入、权利和归属感不可侵犯的来源。随着自由时间的延长，人们将利用自由时间从事各种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活动，每种活动都将根据他们自己自主的审美和效益标准进行。非工作时间 将不仅仅是我们工作时间的镜像一样的存在：它将“不再 是用于休息、放松和恢复的时间，次要于工作生活或仅仅作为其补充的时间，或是无所事事的时间——这不过是各种强迫性的、不由自主的工资奴隶的对立面，或是用于消遣——这是因单调而令人麻痹和筋疲力尽的工作的对应物”。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将是人们能够追求和发展各种兴趣和能力的自由度。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我们就能更多地为自己工作，从而不再依赖经济领域来满足我们的一切需求。在经济领域，需要将日常活动变为有偿工作的数量将大幅减少。新的文化价值观将体现在建筑和城市设计的新方法中，也就是鼓励和支持个体之间的自主合作。城市、城镇和公寓楼将成为交流、合作和交换的开放空间，共享工作坊和公共区域将促使志愿网络和非正式组织的生产活动的发展。这与北美和英国当前的趋势相反，即城市空间的商业化和私有化不断升级，主要服务于孤立的和依赖性的消费者。
从当前的视角看来，多元活动或基于文化的社会构想看似过于崇高且遥不可及，但它们在当下的主要作用是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变革，而是一个集体探索和公开辩论的渐进过程。事实上，民主辩论目前之所以奄奄一息，原因之一或许在于忙碌的生活让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研究政策、组织成集体或去了解我们的社区正在发生什么。民主的力量取决于人们是否有时间介入和参与这一进程。时间政治与过去规划好的乌托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并不寻求将人们纳入某个预先计划好的乌托邦计划中，而是逐渐将他们从规定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给他们成为政治上活跃的公民提供时间。对缩短工时的要求“既不规定革命性替代方案的愿景，也不是在呼吁革命，而是让参与者加入到创造更广泛的变革方法和愿景的实践中来”。也许可以抱以希望的是，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能允许人们建立新的合作、交流和交换关系，从而成为构筑自己未来的参与者。
对时间政治的呼吁意味着邀请人们开始根据一套人道主义的理想来拆解工作教条，许多学者和活动家已经行动起来 了。我们可以看到，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把GDP 增长作为衡量社会繁荣指标的有效性提出质疑，社会研究者和哲学家则对人类繁荣与资本主义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之间的关系提出质疑。在针对工作时长的具体问题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众机构正在打破一周五天、每天朝九晚五的传统工作制。英国新经济基金会认为， 削减每周工时会带来一系列可能的社会和环境效益。它的出版物同时指出我们曾拥有的六十小时工作制的过去和可能的二十一小时工作制的未来，促进了每周工作四十小时这一理念的去自然化。不过，像新经济基金会这样的组织所做贡献的真正力量在于，它们助力把关于工作的辩论推向超越传统批判和推测的范畴。该基金会的出版物遵从埃里克·奥林·赖特的一些建议，即应该通过展望“真正的乌托邦”来追求社会和政治正义。这需要比批判性诊断和未来主义幻想更进一步，对哪些替代方案最可行、最理想进行系统性的分析。这还包括研究当下，以便确立最有效的抵抗和社会转型因子。我们希望，对一个不那么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的论证将朝着这个更切实际的方向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公开、更鼓舞人心。
如果能够吸取现有替代方案实验的教训，那么这样的讨论将更具说服力。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在工作时长领域获得了 改革者的赞誉。在法国，有两部法律（一部颁布于1998 年，一部颁布于2000 年）将每周工作35 小时定为新的规范，而不是传统的40 小时。到2004 年时，德国的工会也实现了约五分之一劳动力每周只工作35 小时的目标。德国削减工时的做法在2000 年代中期遭到了很多雇主的抵制，但现在，缩短工时的做法又再次作为一种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法被提上政 府议程（荷兰、丹麦、挪威和比利时等国都有许多小规模胜利的例子）。最近一个例子是瑞典哥德堡市2014 年在不减薪的前提下为公共部门雇员实行六小时工作制的提案。哥德堡市副市长马茨·皮尔海姆坚信，该提案 不会对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大多数雇员很难在典型的8 小时工作制中始终集中注意力。
最后我们可以看看英国的绿党，他们已经将缩短工作周变为一项经过成本核算的官方社会政策。为了更公平地分配现有工作，让人们享受更多的闲暇时间，该党承诺致力于在英国建立每周工作35 小时的制度，并坚持捍卫政府在最长工作时间方面的规定。该政策是绿党更广泛承诺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即承认正式经济之外的活动和各种自行组织的形式的价值，其官方政策大纲将工作定义为“人们为养活自己、支持家人和社区而从事的所有活动”。威尔士绿党的一份声明补充道，“我们用于知识、发明、互动和即兴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绿党削短工时的政策旨在为这些活动和能力的繁荣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工作时长方面的创新者面临的更大难题之一当然是，如何在减少工作时间的同时又不使低薪工作者损失收入。对于 大多数支持向不那么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转变的人们来说， 任何削减工时政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都是：不再将工作作为社会收入分配的主要方式。人们意识到，工作的稀缺性和不稳定性已经使其不再是适合的收入分配手段，因此他们认为现在应该将工作与收入解绑，探索其他财富分配制度。在欧洲和北美，最受学术界和社会活动家欢迎的替代方案是 基本收入。其原理简单易懂，正如罗素早在1918 年阐述的那样：“应确保所有人都有一定的小额收入，足以满足生活必需，无论他们工作与否。”基本收入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每个人都应该获得满足基本需求所需的资源，这一方案在设想中要确立一个收入不低于此的基准线。希望增加收入或追求职业生涯的公民仍可通过传统的有偿工作渠道实现这一目标，但基本收入将保护社会中的每个人免 受贫困威胁。这个方案的期望是，人们在摆脱饥饿威胁后， 能够发展出各种兴趣和能力，毫无畏惧地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并在工作之外过上更丰富多彩的生活。
该政策有两个新颖且不可或缺的要素，使其区别于当下的福利政策。首先，基本收入是普惠性的，作为国家公民的权利，人人都可获得；其次，基本收入是无条件的，无论个人是否工作或有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贡献，都可获得基本收入。通常的主张还认为基本收入应该是一种个体应得的东西，应根据每个人的个人权利支付给每个人，而不是支付给一个家庭单位的指定户主。该政策的更多细节仍需进一步商讨，诸如满足基本需求的合理金额是多少、该金额是否需要随生命周期变化，以及儿童如何纳入该计划等问题。如果说基本收入看起来非同寻常，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的一些政党（包括英国绿党）中，它已经作为一项经过成本核算的官方社会政策存在。如今，基本收入已经不再是一个学术奇观，人们对它的兴趣似乎正在增长。学术界和活动家们都在从不同角度研究基本收入提案，讨论其道德和哲学依据、经济和政治上的可行性，以及对自由和社会公正的潜在益处。（Widerquist 等人编辑的文集收录了涉及这场辩论的各个主题的文章。）
本书无法涵盖对缩短工时的政策或替代性收入分配方案的详细分析，但公正地说，不能把这些政策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减少工作带来的潜在好处不会自动兑现，任何政策变化的可行性和官方目的都需要经过认真讨论。就目前而言，很难想象工作时间的大幅削减，因此，社会活动家们继续为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能应付生存的工资的努力也很重要。显然，一个更少以工作为中心的未来的要求能否以及如何有效地与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应付生存的工资的迫切需求 有效结合起来，对此我们还需要仔细思考。尽管如此，我认为上述替代方案是“一切照旧”的混沌泥潭中令人耳目一新的一线希望。它们提醒人们，“正常”是一个流动的范畴，随时都有重塑的可能，同时它们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 许多人正在思考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的替代方案。让我们从不同的声音（无论是社会活动家、哲学家、研究员，还是本书介绍的抵抗工作者）中汲取灵感，一起开始拆解工作教条，审视社会对工作的执迷，社会将其视为收入、权利和归属感不可替代的来源。让我们指出当今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的病态特征，并且坚信未来可能会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