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下午看到一则消息，在浙江温州苍南县法院的一起合同诈骗案庭前会议中，被害人王建东和他的两位律师，因为表达了与公诉意见不同的主张，被法院以“只能控告、不许辩护”的理由，直接剥夺了代理权和：
出庭资格。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王建东一方面被指控是被告人，另一方面也成为被害人之一，可他本人却不断强调“我没被骗，也没有财产损失”，要求查明事实，结果刚开了两次庭前会议，就遭遇了：
禁言。
先将这件事的脉络展开。
这起合同诈骗案，被检方认定有402位被害人，其中两位显得尤为特别——一位是被告人何华芳，另一位则是何华芳的丈夫王建东。
王建东明确表示自己并未受到损失，想通过开庭了解究竟是怎样的骗法。在2025年2月11日、3月12日的庭前会议上，他的律师就案件管辖、证据调取、合议庭人员组成、公开庭审等问题提出质疑和建议。然而，这些质疑却被合议庭视作辩护性意见，认为他们越了界。
法院认为，你身份是被害人的代理律师，就该跟着公诉的方向走，只准进一步控告，不得提出：
反对意见。
最终，法院干脆通知，王建东只能旁听，而其律师连旁听席都坐不上。
这种“法庭允许你说话，但不允许你反对”的逻辑，让人不禁想起了一些古老的传统。
中国不是没有讲求“听取多方声音”的风气，例如孔子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大意是人们可以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各抒己见。
但在某些时期，一旦有人提出不同，就可能遭遇各种名目下的限制。可悲的是，这些限制并不总是发生在久远的年代，而是时至今日仍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回到此案，最离奇的地方在于，王建东从头到尾都是在表达对自身权利的关切。他认为自己并未被骗，也想亲自到庭质证，确保事实不被扭曲。哪怕退一万步说，他就算说错了，法庭也应当在正常的程序中予以纠正或驳斥，而不是直接将其：
踢出群聊。
因为司法程序的本义，是给每一方当事人一个充分说理的舞台，让真相在一次次交锋中逐渐浮出水面。要是只剩下公诉和某些事先认定被害的意见，那么这场审判就成了独角戏，台下观众自然没有提问题的资格，台上演员：
统一口径。
读过点古书的人都知道，中国传统里也有许多关于公正与冤屈的故事。比方说，古代有若干公案中，往往通过精心调查证据、反复询问证人，才使沉冤得雪。可见，要打破迷雾，就得依赖公开、全面的质证和辩论，而不是一厢情愿地让某部分人噤声。
试想，如果法庭规定了只准你说某些话，不准你说另一些话，那不就相当于在故事开头就写好了：
结局。
当事人之间、控辩双方都失去了公平竞技的机会。
放在现代社会更该如此。今天，我们总强调要依法治国，要健全司法公正。那就更需要给不同声音留下应有的空间。
有人可能会反驳：“这是刑事案件，被害人的职责就是控告嘛。”
但实际操作中，法律赋予的权利岂止于此？被害人或其代理人也有权表达对案件事实的理解，对证据的质疑乃至对程序的建议。否则，一旦把被害人的意见框死在某一个方向上，等于把真实情况也给框死了。难免让人怀疑，是不是真相跟法庭的预期有出入，因此
干脆先堵嘴。
这种做法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更普遍的现象，有些场合表面上百花齐放、畅所欲言，但一旦有人提出与既定基调不同的观点，立马就遭遇种种障碍，甚至被冠以各种帽子赶出去。尽管社会在进步，这种思想上的栅栏却依旧顽固。归根结底，大概是某些掌握权力的人，缺乏对不同意见的包容，也缺乏对程序正义的：
敬畏。
而这起案件里，最惊悚的是，王建东不光被赶下了场，他的律师更被禁止再度出席庭审。律师本就是协助被害人或被告人维护权益的专业群体，本该在法律的框架内畅所欲言。怎么现在连律师发言也成了越权？难道律所的业务是帮忙背书而不是帮忙说话？要知道，律师制度的设计初衷，正是为了让各种不同视角的声音进入法庭，相互制衡，而不是只会：
一味附和。
在这种情形下，公众对审判公正性的忧虑自然会油然而生。有人说：“就算有问题，也别对外声张。”然而，司法的威信恰恰需要在阳光下建立，弄不清事实、剥夺当事人发声，只会令更多人心生疑窦。退一步讲，就算王建东的意见真是错误的，也得由法庭在法律程序中给予充分回应，何必要：
关门打狗。
最终，我们只能在隐隐的荒诞感中感慨，法庭允许你说话，但仅限于符合我想听的声音；只要越出这条线，就立刻变成了非法。这样的态度，哪里能称得上真正的公开、公平、公正？希望此案在舆论的关注下，能有一个合法合理的解决，让司法回到本来的模样：让双方都能说话，让真相得以还原，让所有人心中的疑问能够在法槌落下前被解答，而不是捂着耳朵自说自话。
毕竟，法律的尊严来自它的中立与独立，当事人的诉求也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得到真实的对待。如果一开始就人为地划定声音的红线，这不但伤害了具体的当事人，也在损害整个法治的信用。我们期待看到的是一个真相明朗、程序正义、证据经得起考验的结果，而不是一场早已预设答案的独角戏。愿所有善意的质疑都能被倾听，也愿每一次审判都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写于2025年3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