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我在虹镇老街179弄的拆迁办公室第一次见到陈建斌的父母。这栋建于1958年的石库门住宅即将被纳入旧改范围，墙面上用红漆刷着的"拆"字已经褪成暗褐色。陈建斌的父亲陈德昌戴着老式玳瑁眼镜，将三本暗绿色房产证依次摊在掉了漆的办公桌上，封皮上印着"上海市虹口区房地产登记"的金字。
"小沈，你和建斌要结婚我们是很欢迎的。"陈母王美凤用蒲扇敲了敲房产证，"但这套房子现在市值320万，等动迁置换后价值要翻三倍。加名字需要缴纳的契税不划算，等孩子出生上学时再办手续更实惠。"
我摸着怀孕十二周的腹部，产检单在掌心微微发潮。陈建斌坐在藤椅里低头玩手机，屏幕光照亮他后颈处剃短的头发。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看似合理的建议会成为十年后女儿入学危机的导火索。
作为南通启东考到上海理工的毕业生，我在陆家嘴某外资银行担任信贷审核员。陈建斌是土生土长的虹口人，在杨浦区国资委下属企业做行政工作。恋爱期间他常带我去舟山路旧货市场淘老物件，说那里的民国台灯和月份牌比恒隆商场的奢侈品更有上海味道。
2014年3月，虹镇老街拆迁正式启动。根据《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我们选择产权调换方式，将原建筑面积58平方米的老房置换为杨浦区隆昌公寓的92平方米两居室。这套被称为"远东第一公寓"的筒子楼建于1930年，铸铁阳台和混凝土外廊被列入市级保护建筑名录。
搬家那天，我在物业处办理入住登记时注意到，新房的不动产登记簿上依然只有陈德昌、王美凤和陈建斌三个名字。面对我的质疑，陈建斌解释："爸妈说等动迁款全部结清再办加名，现在置换手续还没走完。"
此后的六年里，这个话题像被遗忘在隆昌公寓公共厨房的旧砂锅，直到女儿陈雨欣面临幼升小择校问题。2020年4月，控江中学附属小学发布入学新政，要求非沪籍学生监护人必须持有学区房产份额。当我拿着结婚证和户口簿去教育局咨询时，工作人员指着系统中"不动产权利人"一栏摇头："系统里查不到您和学区房的关联信息。"
那个闷热的午后，我在平凉路街道政务服务中心的查询机上打印出完整的房产信息。权属登记栏显示，隆昌公寓的产权由陈德昌占40%，王美凤占40%，陈建斌占20%。更让我震惊的是补充条款中的备注："本不动产属按份共有，非经全体共有人同意不得变更权属比例。"
当晚的争吵持续到凌晨两点。陈建斌蹲在铸铁阳台上抽烟，烟头在黑暗中明灭："当初说好动迁完就加名字，谁知道政策变得这么快。再说爸妈那套老房子，本来就是我们陈家的祖产。"
我开始着手收集法律证据。在杨浦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的档案显示，隆昌公寓的产权变更手续早在2015年6月就已全部完成。也就是说，陈家人刻意隐瞒了五年。更讽刺的是，我在陈建斌书桌抽屉里发现2016年的公证书，上面明确写着："隆昌公寓产权永久维持现有比例，不得因婚姻关系变更权属。"
2021年3月，我委托的律师在调查中发现更多问题。陈建斌于2018年将江浦路三间商铺抵押给浦东发展银行，贷款金额480万元，用于其堂弟陈建国的建材公司周转。这些商铺登记在陈德昌名下，属于隆昌公寓置换时的动迁补偿资产。
"根据《民法典》第三百零一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应当经全体共有人同意。"律师在律所会议室指着《抵押合同》复印件，"但整个抵押流程中，没有任何您签字确认的文件。"
离婚诉讼于2021年9月正式立案。杨浦区法院的调解室里，陈建斌的代理律师提出和解方案：补偿我婚内还贷部分合计86.5万元，女儿抚养权归陈家。这个数字还不到隆昌公寓当前市值的1%。
庭审过程中曝光的境外资产让我彻底清醒。陈建斌早在2017年就在开曼群岛设立家族信托基金，受益人为"陈氏家族直系血亲第四代"，基金托管人是他的高中同学周雅婷——某国际投行香港分部的执行董事。这些信息在夫妻共同财产申报表中毫无体现。
2022年6月，二审判决下达。法院认定隆昌公寓属于陈建斌婚前财产，我最终分得夫妻共同存款128万元。搬离隆昌公寓那天，物业保安拦住我的搬家货车，要求出示业主签字的放行条。陈建斌在电话里说："雨欣的香港国际学校需要家长提供资产证明，你把钱转回来，我让爸在信托基金里加个补充条款。"
如今我在波阳路租住的老工房里，依然保留着当年虹镇老街的动迁通知书。那张盖着虹口区住房保障局公章的文件上，受益人名单里从未出现过我的名字。女儿每周过来住的时候，总会盯着墙上的上海地图问："妈妈，为什么我们家的房子在地图上找不到？"
上周经过大连路地铁站，看到隆昌公寓挂着"历史保护建筑"的铭牌，外墙脚手架正在拆除。穿西装的中介举着"稀缺遗产房"的广告牌，向来往的白领介绍："这可是杨浦滨江最后的文化地标，业主全家移民才舍得放盘。"
站在定海桥渡口等轮渡时，我终于明白这座城市的光鲜背后，藏着多少本写满排外密码的房产证。江面上漂浮着水葫芦，对岸浦东的摩天楼群在暮色中亮起霓虹，那些璀璨的窗户里，不知还有多少外地媳妇在翻找属于自己的一页产权登记。
口述：沈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