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醒有多累？美梦醒来有多痛苦？走向世界有多难？“清醒看世界第一人”郭嵩焘的遭遇对此有充分说明。
一、郭嵩焘“清醒看世界”
郭嵩焘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阴，1874年中进士，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相交颇深。他是湘军创始人之一，被称为“湘军财神”，曾倡议捐输抽收厘金创建水师，催促曾国藩、左宗棠出山，还救过左宗棠，劝过李鸿章回曾国藩幕府。如果没有他，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就不会有所谓的“同治中兴”，如郭嵩焘自己所言：“三人者，中兴之元辅也，其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亦一奇也。”在郭嵩焘去世后，李鸿章上奏请赐谥道：“戡定以来，论武勋者，盛称曾国藩、左宗棠，而二臣之起，则该侍郎（郭嵩焘）实推挽之。至创厘捐以济师，连兵船以剿贼，尤为兵饷大政所系，皆事成而不居其功。”
郭嵩焘
如《独醒之累》的作者孟泽所言，郭嵩焘更是那个时代先知先觉的人物，或许是我国真正的“清醒看世界第一人”。“众人皆醉我独醒”，他也因此承受了“独醒之累”。
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后，正在浙江的郭嵩焘目睹了浙江海防在英军的坚船利炮之下不堪一击的场景，他的心理受到了极大冲击。受战败的刺激，他开始“读书观史”，思索“洋患”“夷务”问题。他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写了书评，颇为推崇。在帮办曾国藩军务时，郭嵩焘见到西方“船坚炮利”，认识到外国人并非蛮夷之辈，并认真研读了《日不动而地动》等自然科学图书。被曾国藩委派到上海筹措粮饷后，他眼界大开，发现“洋人竟然很有礼貌”“夷女多出游”“马牛皆高骏，鸡尤奇巨”。他品尝了葡萄酒和奶油蛋糕，对西方建筑感叹：“细致精妙，非中国所能为也。”回江西时还特意给曾国藩带了望远镜和风雨表。
1858年，郭嵩焘入值南书房后，大量阅读了《数学启蒙》《海国图志》《发明西洋各国通例》等西学著作，也曾向咸丰皇帝奏陈有关海防、洋务意见。对于当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郭嵩焘认为“海防无功”“战无了局”，在参赞僧格林沁的津沽防务时反对与英法作战，而引起主战的僧格林沁不满与排挤打压。郭嵩焘因此“请病假回籍”，南下回老家归隐，直到1862年应李鸿章聘请重新出山任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在沪期间，他结识了冯桂芬、丁日昌等洋务派，曾与冯桂芬一起建议在沪设立广方言馆。
1863年，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但不久便遭左宗棠上奏撤换。郭嵩焘与左宗棠本是老友、姻亲，两人年轻时曾一度在湘阴老家找了个山洞毗邻隐居。后来，左宗棠出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师爷时一度以“劣幕把持”的罪名被告上朝廷，是郭嵩焘为其说好话及幕后奔走，让左宗棠得以脱险升官。郭嵩焘对咸丰皇帝说：“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可以说郭嵩焘是左宗棠的救命恩人，但不承想，左宗棠发达之后很快“恩将仇报”。当时，左宗棠率楚军扫荡太平军肃清全浙，升任闽浙总督。后来，广东“孤掌难鸣”，军务毫无起色，而左宗棠屡立奇功，于是朝廷命左宗棠节制闽浙粤三省，成了郭嵩焘的上级。
让郭嵩焘没想到的是，左宗棠在复奏朝廷之任命时竟然说：“广东民俗，类多狡猾凶顽，出人意表，此次从贼归来者又多以投诚幸免，恐两广兵事尚无已时。若得治军之才如李鸿章、蒋益澧其人，祸乱庶有豸乎？”这实际上就是说，广东巡抚郭嵩焘不是“治军之才”，应该撤换。后来，左宗棠“坏人做到底”，一连四疏直言广东军务的种种失误皆因郭嵩焘不顾大局、“迹近负气”之故，最后一疏竟暗指郭嵩焘有贪污行为。左宗棠还举荐了“明干开济之才”蒋益澧代替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郭嵩焘因此一度被迫长期赋闲。
郭嵩焘著作《使西纪程》
在任职广东巡抚时，郭嵩焘见识到更多的洋人，并努力研究国际公法，更加了解西方文化。进而，郭嵩焘对西方对世界潮流有着清醒的认知，认识到洋人也是人，可以“以理格之”“以礼通之”，认识到“切记今时天下利弊，无过于洋务”，而“办洋务”核心在于一个“理”字，认为西方先进，中国落后，应向西方学习，寻找真理，“窃以为方今治国之要，其应行者多端，而莫急于仿照西法，以立富强之基”。
难能可贵的是，郭嵩焘率先创议“循习西方政教”，认为议会政治是西方富强之本，“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欲循西洋之法，以求进于富强，未有舍政教而可收效者”。他还认为商人和士人是平等的，应大力发展工商业，“以行商为国计，其势必不能竟已也”，认识到“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郭嵩焘还认为中国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深厚、流极败坏的政教体制，他说武器、制造也许三五十年勉强能“望见其涯略”，以百年之力或许可以“涤荡旧染”培养出合适的人才，再以百年之力方可改变人心风俗，而真正的振兴便在于人心风俗的改变。郭嵩焘比后来的历史学家唐德刚更早地认识到中国需要两三百年才能完成社会转型。
对于晚清外交，郭嵩焘则尖锐地批评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他将晚清外交方针概括为“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这个评价的确准确概括了晚清外交，不久爆发的“马嘉理事件”便验证了郭嵩焘的观点。
二、郭嵩焘出使英国
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等人在云南被当地民众打死，史称“马嘉理事件”。清政府刚开始称是民众所为，与政府无关，但最后还是被迫签订了《烟台条约》，其中要求清政府派人赴英国当面向女王道歉表示“惋惜”。根据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要求，清政府借此次出洋道歉的机会，决定正式派遣驻外大使。由此，1876年郭嵩焘出任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即驻英公使，因为他“学问极博，于古今治乱升降之故，皆有得于心，言之成理，尤详究海外形势”。这是中国终于走向世界的标志之一，意味着“天朝上国”的理念走向了崩溃，也是郭嵩焘人生的重要转机。
郭嵩焘本不愿出使，“旦夕求归”，在慈禧出面慰勉下不得不接受任命，慈禧给他“戴高帽”道：“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但时人为之惋惜道：“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处世，真为可惜。”郭嵩焘还被讽刺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郭嵩焘家乡的人则引以为耻甚至要捣毁郭家住宅。
1877年到英国后，郭嵩焘如鱼得水。他参观英国各地的银行、学校、造币厂等，广交外国朋友，维护了海外华工的权益，妥善处理了武昌教案、乌石山教案等外交纠纷，还练出一口流利的英语，主办了中国外交史上第一场招待舞会，被英国政治家格兰斯敦誉为“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次年，郭嵩焘又身兼法使，来往于伦敦与巴黎之间。
郭嵩焘置身于西欧文明之中，如同海绵一样积极吸纳西方各种知识，系统考察西方历史文化及现状，留心西方法律、制度、教育，探究西方的富强之道，更加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先进。如他认为西学是西方文明的动力，法治则是西方文明的支柱，认为中国必须适应新世界以求生存富强。
但郭嵩焘如赫德所言“终为一中国人”，他和长期来华的传教士理雅格说：“余承认英国有较为富丽的公舍与官署，较多之精巧工艺，各方均较中国整洁，但非余之所指。余意系就道德方面考察两国，所谓道德方面，应于仁义礼智信观之。”即他虽承认西方国家“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但其“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矣”。也就是说郭嵩焘虽然承认西方物质、政教方面优于中国，但依旧认为西方在文化、礼乐方面输于中国。他甚至认为英国学制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
即便如此，郭嵩焘依然遭受众多非议，被很多人骂为“汉奸之人”“勾通洋人”，甚至被总理衙门大臣李鸿藻弹劾，说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他的著作《使西纪程》激起“满朝士大夫的公愤”，被朝廷勒令销毁。他因穿英国人大衣、见巴西国王时起立致意、参加音乐会“屡阅音乐单”、让自己如夫人按照西方习俗应酬等小事被副使刘锡鸿弹劾为“穷极天下之阴毒险贼”，他也很快被朝廷撤职再不起用。原来劝“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的慈禧斥责他道：“傥敢仍怀私怨，怙过不悛，则国法具在，不能屡邀宽宥也。”家乡士绅则不让郭嵩焘乘坐的轮船上岸，还“几欲焚其寓室”……对此，李鸿章在致友人信中感叹：“筠仙（即郭嵩焘）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举世皆清我独浊，众人皆醒我独醉”，“以身之汶汶，受物之察察”。对于自己的遭遇，郭嵩焘虽然也很抑郁，“时自伤哽”，但始终不悔，他鄙视刘锡鸿：“一诪张为幻的小人，何足与较？”他写诗嘲讽其他人道：“人生都是可怜虫，苦把蹉跎笑乃公。奔走逢迎皆有术，大都如草只随风。”
三、郭嵩焘充满自信
回国后，郭嵩焘拒绝到京城交差述职，而是直接称病回籍，从此彻底离开官场。返乡后，他继续“关心君国”，不忍不谈洋务，反对与外国轻言战争。“中俄伊犁事件、中法越南事件期间，他已是在野之身，原可不闻不问，以免沾惹是非。但他不肯自默，积极发表不讨时好的言论，甚至上疏朝廷，直言无忌。他不会不知道清流的权势与声势，却敢独排清流，责其虚骄，不能不说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他还“打洋拳”，将自己见解论述编成《罪言存略》，送给故人朋友，希望人们对洋务多“通知其情伪，谙习其利弊”，并坚称“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力主中国当亟办火车、轮船、电报三事”。他对自己也充满自信，“以外交能手自负，尝自谓七百年来所无”，“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予于此亦有所不敢辞，于区区世俗之毁誉奚校哉”。甚至有传说，死前郭嵩焘在自己照片背后留下了预言诗：“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郭嵩焘的后半生，如他的诗《戏书小相》中所言：“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曾国荃曾经为郭嵩焘不平道：“居今日而图治安，舍洋务无可讲者。仅得一贾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为太息流涕者也。”美梦醒来很痛苦，独醒更累更痛，郭嵩焘于1891年身染重病怆然离世，遗嘱言：“三日成服，传知本家及一二至亲，并于灵前行礼，其他亲友概不通报。”他已不在乎世俗的虚荣，以如此决绝的方式与那个昏聩的时代彻底了断。据说，郭嵩焘还把自己埋葬在一个叫蜈蚣开钳的地方，他或是想借蜈蚣的两只巨钳把中国积重难返的恶习革除掉。
唯一欣赏且想帮助郭嵩焘的李鸿章请旨按惯例为他赐谥立传，但朝廷颁旨说：“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如学者汪荣祖在著作《走向世界的挫折》中所言：“朝廷立传赐谥是要提供行为的楷模，郭氏不合时宜的议论遭到广泛而恶毒的攻击，朝廷又何敢立他为楷模？”郭嵩焘死后第九年，当义和团运动高涨时，还有官员上奏请开棺鞭戮郭嵩焘尸体以谢天下。
纪念馆里的郭嵩焘塑像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郭嵩焘虽然不被时人理解，但他开风气之先，如严复、陈宝箴、瞿鸿禨等人都深受郭嵩焘影响。尤其是他晚年长期担任湖南书院山长，并主持思贤讲舍，改校经堂为教育机构，“与之讲论读书经世之方”，对于湖南后来人才辈有着重要贡献。
郭嵩焘的确可谓我国“真正清醒看世界第一人”，他在那个时代站得最高看得最远。历史学家汪荣祖对郭嵩焘有准确评价：“而郭氏执着之深，正见其信心之坚。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郭嵩焘确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的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此人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谦，实则自负与固执，以至于被视为易遭物议、性格偏狭之人，终身受挫。”
“挐舟出海浪滔天，满载痴顽共一船。无计收帆风更急，那容一枕独安眠。”郭嵩焘的人生也充分反映了洋务运动及那个时代先行者的命运，他的挫折也是整个洋务运动乃至我们民族走向世界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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