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朝历史上的外交先驱，郭嵩焘虽来自湖南，却与曾国藩、左宗棠等武夫有着截然不同命运。他早于几乎任何人察觉出洋务运动上限不高，渴望能进行更加彻底的全面改革。
结果必然是惹人嫉恨，引起整个精英阶层的集体封杀，只剩下除游记性质的《使西纪程》供人哀婉叹息。
环境剧变
郭嵩焘出生在传统思想浓厚的湖南
公元1818年，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县的一个富裕家庭。相比于只识耕读的普通士大夫，郭家的富门路主要在于经商和放贷。所以故而在潜移默化之中，为年幼子弟埋下离经叛道的思想根源。譬如郭嵩焘本人，就是长相斯文却桀骜不驯。虽谈不上斯文败类，但足以用巨大反差感给他人制造出心理冲击。
随着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人到中年的郭嵩焘不得不面对环境聚变。他既看不上因循守旧的老古董，觉得西洋人如此厉害不应被视为蛮夷。同时又嫌洋务派所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力度有限，认为西方真正强盛的秘诀不止于军事技术。哪怕熟练掌握练兵、制器、造船、用人、理财、持久等海防要素，依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郭嵩焘中年时期 正巧赶上洋务运动
正因如此，郭嵩焘很低调的成为朝中异类。当时的主流思维，在曾国藩和李鸿章之间来回调剂。大体上认定清朝可在不改动政治制度的大前提下，只通过学习军事技术与工业制造，便足以同列强相分庭抗礼。若非自己深谙明哲保身话术，恐怕早已被推出来作为异端邪说代表。当然，郭本人也仅仅是察觉出不对劲，尚未对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多少见解。
公元1876年，由于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杀，清朝廷不得不派人去通好谢罪。于是，郭嵩焘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毅然踏上前往欧洲的旅程。并留在欧洲担任英法两国公使。他像许多古代的士大夫那样，在执行外交任务的过程中自觉搜罗情报。随后汇编成册，并以《使西纪程》之名留存至今。
经染色处理的郭嵩焘照片
进化的世界观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英帝国的全球海运体系步入鼎盛
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远东通往欧洲的海上交通日益便利，但沿途仍需经过50多个国家地区。整支清朝使团从上海租界登船，向南抵达香港，再经新加坡、加尔各答、孟买、亚丁、亚历山大和直布罗陀等城市，才不远万里的抵达英伦。郭嵩焘则醉心于观察各地风貌，直接促成世界观的新一轮进化。
首先是彻底放弃华夷之辩。由于根深蒂固的儒家影响，清朝中后期的大部分精英仍会将西方人蔑称为蛮夷。郭嵩焘则从地理基础入手，意识到中国仅仅是北半球的一隅之地，根本不可能是什么世界中心。而且细心察觉到列国使用的旗帜都为通用方形，只有清朝旗帜还坚持采用古老的三角形或燕尾形。不仅与国际惯例不相符，甚至很容易输掉气势。
在欧洲执行外交任务的郭嵩焘
其次，郭嵩焘一改东土文人的“类宗教情节”，认可西洋世界亦有2000多年文明史。因为朝廷政教严明，百姓与国家同仇敌忾，所以能厚积薄发的反超中国。当时的英国已奉行代议制多年，由不同党派组阁并推举首相，被他视为最接近上古尧舜禹遗风的优良传统。相比之下，九州从秦汉起施行绝对大一统。完全与上古的恤民传统背道而驰，故而在朝代更迭过程中每况愈下。如今本末倒置，在泰西这个周面前更像四夷。
讽刺的是，郭嵩焘断定英吉利能享国长久，主要得益于君主立宪制。因为是依靠议会主持国政，而非封建帝王那样乾纲独断、反而能保证王朝稳定和君主的家族安全。即便两国交兵，投降军官也会获得应有待遇，很少遭受虐待和侮辱。等到议和完成，还可以回国官复原职、倒是俘虏自己逃回故国，会因为不遵守条约而受到责罚，并且永不起用。换句话说，他早在洋务运动初期就具备戊戌变法意识，对比其他同僚可谓遥遥领先。
郭嵩焘觉得君主立宪制有利于国家稳定
在具体事物方面，郭嵩焘对西洋列国的教育推崇备至。早在落脚香港时，便四处探查教育机构，尤其羡慕英国人治下的现代学馆。后来久居欧洲，更是赞叹于教化对象竟包括汉人、犯罪分子、小童等不同层次人群。哪怕只是学习四书五经的华人书院，都可以让学童在教室里井然有序，与那些纪律散漫的内地乡村私塾形成鲜明对比。
随着时间延续，郭松涛又接触到更多西洋世界的学术内容，感受到浓郁的实事求是特色。无论古典时代的亚里士多德，还是中世纪的培根，皆"好推求事理"。这又与不求甚解的清朝差异巨大，且被断定为根子出在教育方法上。
19世纪的英国学校 让郭嵩焘非常着迷
污蔑与封杀
郭嵩焘收藏的英国内阁全家福
正是因为深刻意识到西学先进性，郭嵩焘笔下的洋人往往具备正面色彩。此前，清朝文人继承古代对西戎的态度，经常挖空心思遍地外来事物。但是在他这里完全没有用侮辱性修辞，只有文雅、矫健、知书达理、体格强健等褒奖赞美。
在外交思路上，因为亲眼目睹过英军在世界各地的舰队和炮台，理性推断中国和对手存在武力层面差距。所以主张慎重了解西洋列国的国情局势，不要为满足一时冲动而盲目寄出暴力手段。
英国的全球扩张让郭嵩焘心存忌惮
然而，这些今人觉得合情合理的策略，在当时的顽固派眼中是异常可恶。不仅没引起足够重视，反而遭受到铺天盖地的非议与骂名。虽然士大夫们缺乏历练，根本拿不出任何反驳依据，还是不妨碍他们以"有二心于英国"罪名，把郭嵩焘贬损为"事夷"。
公元1879年，郭嵩焘尚在法国任职，就因为同僚的秘密举报而被传召回国。特别是同行出使的刘锡洪，恶毒攻击他崇洋媚外，污蔑其有摆脱不掉通夷嫌疑。
郭嵩焘的言行 终究为保守派所不容
一时间，这位清朝自己的外交先驱沦落到人人喊打地步，近乎被整个中上层封杀。哪怕为明哲保身而辞官返乡，依旧逃不过湖南老家的乡贤鄙夷和读书人讥笑。
显然，郭嵩焘的启蒙和科普之路完全以失败告终，凄凉晚景更是值得后人反复斟酌。至于嘲讽他的各色传统秉持者，亦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饱尝失败......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