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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毅品文团队毅叔，欢迎转发！
日本对中国的复杂情感，尤其是其深层次的恶意和仇视，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根植于其近代化进程中的“去东大化”（即去中国化）战略。这一过程不仅是政治和经济的转型，更是对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深刻重塑。日本在幕府末期，因国内治理失效和外部压力，掀起王政复古运动，强调“神国”地位，将中国文化视为落后象征，而推崇西方文明为先进代表。这一思想在明治维新后进一步强化，通过对华战争和文化政策，日本完成了“脱亚入欧”的国家战略。如今，随着中国的重新崛起，日本面临文化认同危机，承认中国的强盛意味着对其“去东大化”努力的否定，动摇了其基于神道教的民族身份基础。
一、“去东大化”的历史根源
从飞鸟时代的大化改新开始，日本通过全面移植唐朝制度完成了从部落联盟到中央集权国家的转型。孝德天皇颁布的《改新之诏》中，不仅模仿唐朝建立三省六部制，更将 租庸调制 和 班田收授法 作为经济基础。这种全方位的文化输入，使日本在相当长时期内形成了以中国为文明母国的认知体系。平安时代编纂的《古语拾遗》中，甚至将天皇家族溯源至周武王之孙，这种攀附性叙事深刻反映了早期日本的文化自卑。
但这种文化认同在 19 世纪中叶遭遇剧烈冲击。德川幕府晚期，日本社会陷入深刻危机：经济崩溃、饥荒频发、民变不断，中央权威衰弱。将军推行的削藩政策加剧了地方大名和武士阶层的困顿，许多武士甚至被迫卖儿卖女以求生存。据历史记载，19世纪中期，日本部分地区因饥荒导致人口锐减，例如1830年代东北地区的大饥荒（天保饥荒），死亡人数高达数十万。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促使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王政复古运动。
王政复古运动的核心是恢复天皇权威，强调日本是“神国”，其衰落归咎于德川将军压制了神道教和天皇的地位，转而尊崇来自中国的儒术和佛教。这一运动不仅是对幕府政权的反抗，更是对中国文化影响的全面否定。
黑船来航事件后，日本知识分子更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定位。佐久间象山提出的 和魂洋才 论，表面上是调和东西方文化，实则暗含将中国文化从 魂 的位置剥离的意图。这种思想在倒幕运动中被极端化，长州藩士高杉晋作在《航海日记》中直言：支那之衰微，源于儒教之毒害，将中国文化等同于落后的代名词。
在倒幕派的思想中，中国文化被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而西方文化则被视为“文明先进”的象征。例如，尊王攘夷派领袖西乡隆盛等人主张，日本应摆脱东亚传统秩序，以西方为师，重塑国家。这一文化转向，为日本后来的“去东大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明治维新与“脱亚入欧”的强化
明治维新（1868年）是日本近代化的转折点，也是“去东大化”进程的高潮。新政府全面学习西方，推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改革。在文化领域，日本政府大力推广神道教，强调天皇的“神圣”地位，同时削弱中国文化的影响。例如：
教育改革：1879年，日本颁布《教育令》，规定学校教育以日本国学和神道教为基础，减少儒学内容，转向西方科学和技术教育。
文字改革：日本逐步推广假名文字，减少汉字使用，以淡化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到1946年，日本政府正式颁布《当用汉字表》，限制常用汉字数量至1850个，进一步削弱汉字的文化影响力。
节日变迁：传统上受中国影响的春节逐渐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圣诞节和元旦。如今，日本几乎不过春节，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每逢春节，贺词会用多种亚洲语言书写，却唯独没有日语，凸显日本“去东大化”的彻底性。
与此同时，日本通过对外扩张巩固“脱亚入欧”战略。甲午战争（1894-1895年）是关键节点，日本击败清朝，不仅获得台湾和巨额赔款（2亿两白银，约合清政府4年财政收入），更在国际上确立了“文明国家”地位，与中国划清界限。日本媒体大肆宣扬中国的“野蛮”和“落后”，例如《东京日日新闻》在战前刊文称：“支那（中国）乃腐朽之国，需日本文明之光照耀。”这种宣传为侵华战争提供了舆论支持，进一步深化了日本对中国的敌视。
三、文化认同的危机与现代挑战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对日本的“去东大化”战略构成巨大挑战。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年中国GDP为6.1万亿美元，日本为5.7万亿美元）。这一事件对日本社会造成心理冲击，许多日本人担忧其国际地位和民族自尊心受损。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强盛让日本的“脱亚入欧”显得可笑且无意义。如果承认中国的崛起，日本就必须面对一个尴尬现实：其“去东大化”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和贬低之上。
日本的民族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依赖“神国”神话和对天皇的崇拜。这一体系将日本视为独特且优越于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而中国被视为需要超越的“落后”对象。然而，中国的崛起动摇了这一认同基础。日本人开始质疑：如果中国能够重新崛起，“去东大化”是否还有意义？日本是否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旁系分支？这种文化认同危机激发了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许多人通过强调日本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来维护自尊，却往往伴随着对中国等邻国的敌视。
四、日本的心态剖析
日本对中国的恶意和仇视，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认同的困境。“去东大化”虽助力日本实现现代化，却让其在文化上陷入孤立。承认中国的强盛，意味着否定“神国”优越性，将日本置于东亚文化圈的边缘。这种心理冲突催生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例如，日本右翼团体常宣扬“中国威胁论”，如2021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将中国列为“主要安全威胁”，反映了这种心态的延续。
此外，日本对中国的敌视还与历史记忆有关。近代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塑造了“优越感”，而战后中国的崛起打破了这一幻象。日本不愿正视历史，反而通过否认或淡化侵略事实（如教科书争议）维护民族自尊。这种心态在民间表现为对中国崛起的抵触，在官方层面则体现为对华遏制政策。
五、结论
日本对中国的恶意和仇视，根源于其近代化中的“去东大化”战略。这一战略从幕府末期的王政复古运动发端，在明治维新中全面展开，通过文化重塑和对外战争完成了“脱亚入欧”。然而，随着中国的重新崛起，日本的“去东大化”面临合法性危机，动摇了其基于神道教的民族身份认同。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高涨，对中国的敌视日益加剧。要化解这一矛盾，日本需正视文化认同困境，以开放心态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共同面对亚洲的未来。喜欢本文的朋友还请多多分享转发，大家有什么有趣见解，欢迎订阅本号并在下方留言讨论！（本文为毅叔说世界系列，感兴趣的朋友，请用微信搜索公众号：战争史，收看全部毅叔说世界系列原创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