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脱亚入欧”，日本曾找到一条近代化的捷径，但“失去的30年”表明日本无法依靠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实现持续崛起
对于日本的崛起，美国一直在防范、限制，早在1970年代就开始在纺织品领域动手打压，到了1980年代更不惜动用政治手段和实施安全威胁，最终导致日本经济一蹶不振
美国如今的国力不能与战后初期相提并论，导致美国在联合盟友伙伴共同“遏华”“制华”的同时已无法给予后者相应的经济补偿
日本国内需求日益萎缩，以“国家安全”为由推动日本科技企业与中国庞大的市场“脱钩断链”，就等同于让日本科技研发丧失最重要的海外财富积累基地，利弊得失不言而喻
文 | 蔡亮
观察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百年兴衰，用“福祸相依”的辩证性来概括比较合适。
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迈向近代化国家的大门，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日本既经历了从东方边陲的蕞尔小国到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所谓“一等国”这样的华丽转身，也经历了将整个国家拖向战争深渊的疯狂。二战结束后，“脱亚”依旧，“入欧”修正为“入美”，日本经济迅速复苏，仅仅用了20多年便崛起为西方阵营中的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进入1970年代以后，日美经济摩擦与日俱增，从纺织品到汽车产业，再到半导体产业，最后是经济结构调整……再加上美国逼迫日本“自愿限制出口”，通过1985年的“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等，日本崛起的势头被打掉了。此后，日本开始在迷茫中游荡，先是“失去的10年”，然后变成“失去的20年”，接下来就是整个平成时代（1989～2018年）被称为“平成不况”（“失去的30年”）。
通过“脱亚入欧”，日本曾找到一条近代化的捷径，但“失去的30年”表明日本无法依靠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实现持续崛起。若想在未来提升产业竞争力，拓展全球化空间，日本唯有深化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人们走过日本东京涩谷车站前的十字路口（2023年11月15日摄） 张笑宇摄 / 本刊
日本曾找到一条捷径
19世纪，西方列强从军事、文明等不同层面撞开日本紧闭的国门之后，尽管日本国内也存在“攘夷”与“开国”两派的严重对立，但日本逐步认识到近代化或者说西化的潮流势不可挡，为了维护日本的独立，唯一的手段就是主动进行西化，从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等各方面改造旧有的国家运作方式，借以实现国家富强，并最终使日本成为与西方列强并列的“世界一等国”。
1871年12月15日~1873年9月13日，明治政府派遣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走访美欧12国，找寻日本建立近代国家的范本，最终确立了以德国为主要蓝本的政治体制，又先后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国家发展口号，使日本逐渐步入国家发展的上升期。用美国学者艾尔伯特的话来说：“明治领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门槛上出现优于自己的西方大国。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以抗衡他们已经强烈意识到的外国……日本是多么执着地要与西方平起平坐。”
毋庸讳言，与日本崛起相伴始终的是它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扩张，其影响所致不但使亚洲各国及日本民众成为战争的直接受害者，还导致直至今日把东亚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仍颇具困难。
日本战败后，国内各种生活物资奇缺，民众生活陷入极度贫困。为防止日本倒向苏联，美国不但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还为日本量身定制了一套稳定经济的计划即“道奇计划”。其核心是编制超平衡的财政预算，坚决紧缩财政和金融，抑制通货膨胀，制定1美元兑360日元的单一汇率。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为配合“道奇计划”，还推出了产业合理化政策，为日本的经济复苏及后来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而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朝鲜景气”也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契机。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日美安保体制的确立，吉田茂又奉行了“轻军事、重经济”的国家发展方针：将日本自身的国防力量控制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从国防支出中挤出来的部分经费全面投入到经济活动之中，将日本打造成通商国家，并由此在自由贸易体制中开启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之路。
1953年，日本除外贸总额外的主要经济指标都已达到或超过战前水平。随着1955年“五五体制”的确立和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时代的来临，日本也进入到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日本GDP年均增速高达10%左右。1960年7月19日，池田勇人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用10年时间使日本人均收入增加一倍，实际上十年间日本人均收入翻了两番以上，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从1960年的3%上升至1970年的6.2%。其间，日本不但加入了经合组织（OECD），还分别于1964年和1970年举办了东京奥运会和大阪世博会。1968年，日本经济超越联邦德国跃居西方阵营第二，成为尼克松所谓的“主导世界五大力量”之一。
概言之，战后日本经济一方面向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学习，另一方面又融入了日本文化中的高度组织化、重视教育等元素，加上美国出于众所周知的政治考虑和盟国战略向日本转移技术和产业链并积极向日本开放市场，日本经济实现了爆发性增长。
日本无法依靠西方持续崛起
人们普遍认为1990年的“泡沫经济”崩溃是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30年”的开端，这颗“雷”正是1985年日本在美国压力下被迫签署“广场协议”时埋下的。对于日本的崛起，美国一直在防范、限制，早在1970年代就开始在纺织品领域动手打压，到了1980年代更不惜动用政治手段和实施安全威胁，最终导致日本经济一蹶不振。
从资源禀赋看，日本国内无法形成足够的内生驱动力并在消费领域引领潮流，最终促成消费方式的范式转移，始终只能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加上日美同盟的不对称结构，日本对美国的打压根本无力抵抗。虽然从签署“广场协议”到“泡沫经济”崩溃之间尚有众多变量，但日本无法依靠美国实现持续崛起却是不争的事实。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陷入了长期增长停滞与慢性通缩的泥淖。整个平成时代，日本名义GDP仅增长0.7%，民众薪资仅增长0.8%，CPI年均增长仅为0.4%。因为薪资增长有限，首当其冲的就是消费能力扩张受限，消费意愿下降，反映出来的就是内需不足。随之而来的就是物价难以上涨，而物价长期低迷势必导致通货紧缩，“消费-生产”循环不畅，最终导致企业缺乏扩大投资的动力，社会经济活力不足，创新能力持续走低，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日本人口也在这一过程中跌入负增长阶段。2023年日本全国人口减少了80多万，相当于一个山梨县的人口规模。少子化老龄化一方面导致劳动力短缺，劳动生产率下降，另一方面又抑制了投资，使政府养老支出和医疗费用支出的压力持续加大。这种人口结构极大地压缩了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速。
面对经济上的种种困境，日本政府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进行了持续的探索，但始终无法从“流动性陷阱”和“资产负债表衰退”中抽身。经历了多次失误后，到2012年12月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日本提出了旨在刺激经济的所谓“安倍经济学”（“安倍三支箭”）：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结构性改革。
“安倍三支箭”号称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一定程度上让日本经济得以升温，通缩情况有所改善，企业利润有所上升，资产价格触底反弹，但物价、消费、对内投资仍不尽如人意，2%的通胀目标未能实现，结构性改革也始终处于“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状态。
新冠疫情暴发后，在供应链紧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日本进口依赖度较高叠加日元大幅贬值，导致其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与日俱增，通胀水平达到了1992年以来的最高值。为应对冲击，日本政府出台了空前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自2021年开始，日本经济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消费、企业利润和企业设备投资出现回暖迹象，但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依旧属于恢复速度偏慢、通胀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
日本的出路离不开“全球南方”
日本若想提升产业竞争力，就必须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尤其是当其国内日益丧失创新活力时，“出海”就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不二选择。日本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失去的30年”也是日本国内产业固化、日企积极“出海”找寻机遇的30年。海外收入和利润保障了企业发展，也使日本国内低物价、低增长的困境得到了部分缓解。
然而，对于1990年代以来各地如火如荼推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日本的反应却十分迟滞。这种局面直到安倍主政期间才得到改变。日本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后，主导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欧盟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英国“脱欧”后，日英也签署了EPA，英国如今也是CPTPP成员国），推动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等，这三大跨区域性巨型自由贸易协定（mega-FTA）可谓FTA领域的“安倍三支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RCEP是拉动日本经济走出低谷的最有力牵引。RCEP的要旨在于构建区域内大市场和区域生产网络，挖掘并充分利用亚太地区众多“全球南方”国家的巨大消费力，且中国、韩国及东盟等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均参与其中。从日企供应链角度而言，RCEP国家集中了亚洲日企零部件进口量的90%~95%。就发展潜力而言，预计到2050年，RCEP国家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将超过50%（如果印度加入的话，这一比重将进一步上升）。
然而，随着美国对外战略的变化，日本的经贸政策尤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也日益受到“泛安全化”影响。
日本为配合美国重组供应链的目标和确保本国的技术优势，日益重视安全力量与经济手段的相互补充，对内积极推行经济安保战略，出台《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对外则与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日美经济版“2+2”协商机制进行战略嵌合。
在对华经贸政策方面，日本推动良性制度竞争的政策重心逐步让位于与所谓“志同道合的伙伴”构筑“小院高墙”，并将安全保障与经贸规制紧密结合，一方面对中国多次提出参与CPTPP谈判的申请置若罔闻，冷漠以对，另一方面以“去风险化”为口号，在推动部分产业对华“脱钩断链”的同时，重组相应的供应链并试图确保日本的技术优势。从日本塑造“供应链联盟”的合作对象等情况来看，它采取了将中国剔除在“全球南方”之外的做法，即侧重于通过加强与印度、东盟国家的经济联系，来摆脱对华经济依赖，并增加中国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难度。
拜登主政期间，热衷于联合盟友伙伴构筑“遏华”“制华”的多边小圈子，但美国如今的国力终究不能与战后初期相提并论，导致美国在联合盟友伙伴共同“遏华”“制华”的同时已无法给予后者相应的经济补偿。美国主导的IPEF虽然涵盖领域较广但内涵十分空洞，且长期性的经济计划付诸阙如，因此对于成员国而言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市场开放和关税减让等利好。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的所谓“区域经济架构”，也可能在未来被废除。可见，日本积极扮演美国“遏华”“制华”急先锋的角色，实在是损人不利己。
尽管受到各种内外因素影响，近年来中日两国的年度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在3000多亿美元的规模。从国别角度来看，尽管日本对美西方的贸易规模有所提升，但中国依旧保持着日本最大贸易对象国的地位。可以想见，如果中国能够顺利参与CPTPP，且中日韩的FTA能够早日形成，那么中日之间的经贸规模势必更上一层楼。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产业链与日本的互补性又很强，可以为日本的科技创新提供产品实现、规模化生产等方面的强有力支撑，日本通过技术外溢也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目前，日本国内需求日益萎缩，以“国家安全”为由推动日本科技企业与中国庞大的市场“脱钩断链”，就等同于让日本科技研发丧失最重要的海外财富积累基地，利弊得失不言而喻。
对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中国一贯强调两国同为亚洲和世界重要国家，两国关系具有超越双边的重要意义。中日经济利益和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双方完全有条件通过加强合作来相互成就，共同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产供链稳定畅通，加强国际和地区事务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弘扬开放的区域主义，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对日本等周边邻国更是如此。中日双方唯有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性的两国关系，才能共同为促进地区的和平、发展与繁荣贡献力量。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