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牟宗三：《五十自述》（第二章），收入《牟宗三全集32》，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有删节。
十五岁，我离开了家乡，进入县城的县立中学。县城也与家乡差不多，人们的风俗习惯以及自然的风光也都一样。但我当时则觉得这已是离开家乡了，已经走得很远了。生活已由家庭的生活进到学校的共同生活了。这当然是一种大变化。这感觉是不错的。我现在别想那是离开家乡的第一步，从此以后，我再没有与父母兄弟姊妹相处的家庭生活了，再没有乡居的自然生活了。家庭、乡村、乡村的地理环境、自然风光、风俗习惯，这谐和的根深蒂固的一套，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共十五年，我一直生活在那里，在那里生，在那里长，没有时间上的间隔，没有空间上的睽离，所以没有逆旅之感，也没有过客之感。那谐和的一套是定常的主，我浑然中处，与它合而为一，也是主。与那定常的合而为一，一起为定常。但我之为主，是游离的可变者，我之在那里为定常是暂时的。我离开了，我开始作旅客，我的定常没有了，我开始作游荡。我回想，只有在那谐合的一套里，始可说有生活。小孩是小孩的生活，成人是成人的生活，老年是老年的生活。我现在想，我只有一段少年孩童的生活。所以我进县城入学校，是开始离开生活的第一步。
你说「没有生活」，但广义地说，毕竟是生活。这生活是什么呢？我说这是耗费生命的生活。在所追求或所扑着的一个对象上生活，不是在生命中生活。真正恰当意义的生活，生活如其为生活，当该是在生命中生活。唯农民的生活是在生命中生活，是生命「在其自己」之生活。而我们则是在对象上生活，是生命「离其自己」之生活。所以是耗费生命的生活，不是保聚生命引发生命的生活。「蓬桑弧矢，男儿志在四方」，这话是不错。人人都是这么想。但不知这已指向到耗费生命的生活上去了。但人世不能只是农民，生命不能只是在其自己，也当离其自己。但生命在其自己究竟是生活的本义。生命离其自己，过一种非生活的生活，究竟是生活之自相矛盾，就是不说这表面的矛盾，究竟也是人生悲惨痛苦之所在。这番痛苦，其价值究何所在呢？如何能顺这非生活的生活扭转之使生命再回归于「在其自己」呢？除农民的「生命之在其自己」，是否还可以有另一种方式或意义的「在其自己」呢？这是正视人生的究极问题之所在。这问题不是外在的观解思辨所能了解的，所以也不能由外在的观解思辨来解答。这不是凭空的理论，也不是聪明的慧解。这是由存在的生活过程所开出来的实感，所以也必须由存在的践履来解答。
我初入中学，功课都很平常，但也颇用功。每门都可勉强接得上。尤其是英文、数学，我算是好的了。其实我对此两门并不行。只因下县风气初开，一般人都隔的甚远，根本不发生兴趣，而我还勉强能接得上，所以倒显得我行了。其实我既不是文学的气质，无论中文或英文（至于作工具看的中、英文或语言文字的技巧天才，我更不行），亦不是数学的气质。我对于数学虽能勉强接得上，也觉得有足以引人入胜处，但我毕竟不是那纯然理智的、隔离的清明之灵魂。我之学中、英文根本不是文学的，只因既要读书，便须读进去。所谓读进去就是透过那些语言符号，把握其中的内容，这些语言符号便是文了。我之读中、英文，就是在这种心境下读的，我对于中、英文的掌握与运用所达到的那点程度，也是在那种读法下被拖带出来的，所以根本不是文学的。我对于诗文之美也很能欣赏，但我之欣赏诗文之美是在一较广泛的美感气质之气氛下欣赏的，不是内在于文学本身去欣赏的。能内在于文学本身去欣赏，便是生命内在于文学。生命内在于文学，文学亦内在于生命，那便是文学的灵魂了，但我不是有这种灵魂的人。
我在中学时读国文，学作文，都是相当吃力的，勉强不甚落人后而已。这一方面因为我不是文学的灵魂．我没有文学的技巧；同时，另一方面，不管是本国文或是外国文，都是一套符号系统。虽说是自然语言，但在国文，口说语言与文字语言是有很大距离的。文字语言既是一符号系统，有它自身的一套结构，因而它自身亦是一套机括。从文字语言再进到文章（中国文章）又有一段距离。文章本身有它的文法、章法，有笔有调，因此它又是一套机括。从我那原始的自然生命，乡村的自然生活，进入每一套机括，我自觉都是要费大力气的。乡下人是土话，词不成词，句不成句。它能表示单纯诚朴而完整的意义是靠口说时声调神情姿态这一整套来烘托的。单是孤离的语言本身，在乡下土话中，是没有完整而一定的句法的。但是写在纸上，那是孤离的符号系统，声调神情姿态都脱掉了。因此那文字语句本身不能不自身圆足。要自身圆足，不能不有一定的句法，这就成了一套机括了。我进入这套机括，我感觉要费力，再进入文章的文法章法，不管是古文或语体文．也都是些机括，更要费力。我要把我那混沌的生命，一层一层往机括里套。这点在我的生命史中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那县立中学，还是老式的。一位拔贡先生教我们国文。我们是在背诵古文中，大体是《古文观止》那类的文章，简单说，我要学习《古文观止》那类古文机括。但我始终没学会。对于文章的巧妙与诀窍，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一点没有进到我的生命中。直到如今，我没有这印象这观念。此后我之所以有时也能来两句文言，那都是在读书中拖带出来的，自然的，不是立于文学法度上作文章。我一直不会作文章，也无心作文章，而且对于那些单就文章寻章摘句，推敲声调，褒贬赞叹的人之秀才气、酸气，我一直在厌恶。
我不但学古文机括，而且要学说话。乡下人是土话，一个小孩就是土话也没有成套。尤其乡下孩子见人说话面红，喃喃不能出口，出门在外，要学一套说话的语言机括。后来我到北平，又要学语体文这一套机括。因为在中学时，人都能看小说，我独不能。我觉得看小说也要费力。至于高级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之类，我进北大预科始能看得懂。我初到北平，报纸也看不懂，也觉得是陌生的。任何一样东西我觉得都要费力方能进入，因为混沌里原是一无所有的。我没有现在都市儿童由自然熏习而来的常识。在我的生命中，常识是不占地位的。我生命中没有那粘合性、谐和性的常识。我所有的都是费力学来的，都是通过意识而用生命贯注到了的，因此每一个都是凸起来的。因为凸起来所以都是限定的一套。有凸就有不凸，有贯注到，就有未贯注到，或者全有，或者全没有。这不能免支解破裂之病，所以没有粘合谐和的常识。因为意识所及是不能周匝的，因此我感觉到，如果一切都要靠意识所及、生命贯注，那必是凸起而破裂的，这里后来必函蕴着一种痛苦。直到现在，我总觉得我的常识不够；有时很行，有时一无所知。我再回来说说我中学时的学古文。我总是摸不着诀窍。先生出题作文，我总是很吃力，常是一辞不赞，闷不出来。
但是我心中似乎总有一股郁闷劲。有一次，先生出了一个游记之类的题目。这是没有什么限定的。我那郁闷劲在这里得了表现。但是先生却站在「文」的立场上无法欣赏我这郁闷劲，结果批了「隐晦」两个字。因为他站在文的立场上，这个题目是要写景抒情．要有些显豁的点缀，要开门见山。但是我没有具体的点缀，也没有开门见山那么醒目。我是一直在沈闷中写下去，那自然是「隐晦」。我当时不知在那里看了「倩疏林挂住斜晖」之句，我觉得这句子美极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西厢记》）「倩疏林，你与我挂住斜晖」一句的略微变换。）我在那文里就用了这个句子。先生批的是不通。我当时心中觉得很通而且很美，很有自信。因为我懂了那个句子，我心中也有那个意境。我说这故事是什么意思呢？先生批的不通当然是不对。但「隐晦」是可以说的。可是这隐晦就是我那混沌的强度直觉力之渗透，这点是在文章以外的，也不是一般人所都能具有的。直到如今，我写的东西还是「隐晦」两个字，一般人看不懂。看不懂当然不免要引起怨恨。因为读者看东西都是想马上要懂的。不懂，无所得，当然不免怨尤，所以「不通」、「无意义」等类的批评，所在多有。但是我劝天下人，也当虚心一点，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多得很，不要以先生自居，直以自己为尺度。
十九岁我到了北京，政治文化的中心地。离家更远了，正式投入了大都市。暑期考进北大预科。那年秋国民革命军打到了北京，改名为北平。中华民国进入一个新时代。结束了李鸿章、袁世凯留下来的北洋军人的统治，换上了自南方兴起的黄埔军人的统治。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一个更多难的时代也开始。那时是民国十七年，我春天到北平，混沌懵懂，一无所知，我只隐隐约约听说王国维于初夏跳颐和园昆明池自杀了，梁任公隐身于天津，藏起来了。王国维是一代国学大师，晚年钻研甲骨文、殷周史，于考古学上有贡献。然没有进入中国文化生命的底蕴，于西方文化生命的来龙去脉亦未能抓住其纲要。自己生命的途径，中国文化生命的途径，皆未能知之确，信之坚，遂郁闷以终，自杀了事。他不会赞成从广州来的那一道风。清末民初留下的学人就是那样清客式的典雅，而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则一无器识。梁任公是一代的风云人物。戊戌政变，以及与蔡松坡合力讨袁，都见他的风力，与风云中恢廓得开的才气，然他的见识亦只是时代中横剖面的政治变法之意识、立宪之意识，无论是就满清帝国以立宪或是改中华民国后就五族共和以立宪。这自然是民主政治的意识，这是不错的，然在中国要实现这个新政体，是要费大力的。这就要牵涉到文化生命的问题。他晚年感觉到徒政治之不足，要从讲学起。因此他也成了一位国学大师，然因他的意识受满清三百年的影响大深。光绪皇帝的知遇进入他的生命中，乾嘉的考据学风，他不知是中华民族民族生命歪曲后而来的文化生命之歪曲，他把它当作一个正面的统绪承继于其生命中。他简别不出这其中的委曲。这就使他的学问与意识蒙上了一层云翳而封住了他。他接不上中国的学统，他通不了中国文化生命的底蕴。还是那考据的兴趣，争博雅的清客学人之意识，三代汉唐宋明儒的大业，他根本接不上。结果是一部清浅而庸俗的《历史研究法》。他的讲学与他的政治事业中所养成的政冶意识根本通不起。由他的学问见他的器识，是卑下了，他的政治意识因此也孤离了。只能说他有抓住属于政体的时代现象之聪明。他的天资以及聪明才智都是被动的发泄在时代的圈套中。他自己生命的途径，中国文化生命的途径，他根本无所知。
十七年的革命事业结束了北洋军人的统治，也结束了清末民初的清客学风，同时也结束了清末民初的那浮浅的孤离的政治意识、民主共和的意识，康、梁、严复以及孙中山先生和那时所都具备的意识。
我虽不入流，远离了国民党，然而我的泛滥浪漫的企向尚没有完。我从十七年国民党所带来的革命运动中的泛滥浪漫转向而为一般思想观念的泛滥与浪漫。
我那时初能看课外的书。我忽然觉得生命开了，悟解也开了。可是那开是顺那混沌直接地向外膨胀，并没有简别，并没有回环曲折，是生命力的直接向外扑。这扑是扑在吴稚晖的「漆黑一团的宇宙观」上，扑在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上。五四运动后那几年出的那些新文化运动人物的书我都找来看。直吸引我的乃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里面的文章，其内容我虽不能全掌握得住，但我总觉得它们是平庸的，就是丁文江与张君劢先生直接对立的文章也是平庸的，其余的文章都是平庸的，没有光彩，没有风姿，也没有什么壮阔与新奇。惟看到一篇最长的〈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与宇宙观〉，我才见到了光彩，见到了风姿，见到了波澜壮阔与滑稽突梯的新奇；那真够劲，够刺激。那也是吴稚晖个人自己的浩瀚生命纵横才气的直接向外膨胀，没有简别，没有回环曲折，只是一个大气滔滔在那里滚。若说那也有回环曲折，则那回环只是嘲笑的揶揄的，那曲折只是文字的技巧的。吴氏的浩瀚生命纵横才气的直接向外膨胀正投合了我这个青年的混沌生命之直接向外膨胀向外扑，他那浩瀚纵横压倒了淹盖了那一切平庸之声，也使我跨过了俯视了那一切平庸之声。那一切平庸之声中所牵涉的观念内容理论曲折，我虽不能全解尽透（其实他们自己也并没有全解尽透），但我此后却一直跨过了他们，并没有在我生命中成一条承续线。不过纵使是吴氏之气势，我之感到它压倒一切，横扫一切，也只是一时的，因为他文中的观念内容，以后没有一个是我赞同的。他压倒那些平庸之声，只是他的生命之浩瀚，才气之纵横，这是力，不是理。他那光彩、风姿与壮阔也只是那生命那才气之直接膨胀之所显，他那漆黑一团的宇宙观，也只是那生命那才气之直接膨胀所扑向的混沌。我之欣赏他，也只是我的混沌生命之直接向外膨胀，向外扑，和他接了头。这也是力的，不是理的。我事后觉得，我之直接膨胀是我青年发展中之一阶段，而他依其身分地位年龄，那时也是如此，则是他之浅薄，他之不成材。而他之浅薄、不成材则象征那时代之浅薄不成材。这也表示中华民族苦难之未已，尚未达到自觉其自己，建立其自己的时候。
我那时思想之受他的影响最深，可谓达泛滥浪漫之至极，粗野放荡，几不可收拾。文字荒谬，不避肮脏，全为他所开启。有一次，先父看见了，大为震怒，责斥何以如此。我当时极为羞愧，答以外面风气如何如何。先父则曰：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何可如此不分好歹？外面那些风气算得了什么？我当时肃然惊醒，心思顿觉凝聚，痛悔无地。大哉父言，一口范住吴氏的浩瀚与纵横，赤手搏住那奔驰的野马，使我顿时纵漆黑一团的混沌中超拔。那些光彩，那些风姿，那些波澜壮阔，顿时收煞、降伏、止息，转向而为另一种境界之来临。我在前常提到先父之严肃。他是白手起家的人。刚毅严整，守正不阿；有本有根，终始条理。祖父弃世时，薄田不过七、八亩，安葬时只是土圹，并无砖砌。伯父含混，不理家业。叔父年幼，体弱多病。他一手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十八岁即辍学，应世谋生。祖父留下来的骡马店，他继续经营了若干年。神强体壮，目光四射。指挥酬对，丝毫不爽。每当傍晚，骡马成群归来，他都要帮着扛抬。那是很紧张的时候，很繁重的工作。无论人或马都是急着要安息，他安排照应，宾至如归。当时二掌柜之名是远近皆知的。后来他常对我们说：开始原也是胡涂的，后不久忽然眼睛亮了，事理也明白了。人总须亲身在承当艰苦中磨练，这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他看人教子弟，总说要扑下身弯下腰，手脚都要落实，不要轻飘飘，像个浪荡者。他最厌那些浮华乖巧。从外面学来的时髦玩艺。他是典型的中国文化陶养者。他常看《曾文正公家书》，晚上也常讽诵古文，声音韵节稳练从容。我常在旁边听，心中随之极为清净纯洁。写字整齐不苟，墨润而笔秀。常教我们不要了草，不要有荒笔败笔，墨要润泽，不要干黄，因为这关乎一个人的福泽。他是有坚定的义理信念的人。我觉得中国文化中的那些义理教训，在他身上是生了根的，由他在治家谋生的事业中生了根，在与乡村、农业、自然地理、风俗习惯那谐和的一套融而为一中生了根。「安土敦乎仁」是不错。那些义理教训都在这「安土敦乎仁」中生根，一起随之为真实的，存在的。因此他的生命是生命之在其自己的生命。那些义理教训也随他的生命之在其自己而亦内在化于他的生命中。所以他的信念贞常、坚定，而不摇动。在他的生命中，你可以见到宇宙间有定理、有纲维。这是建构的、积极的，同时也是创造的、保聚的生命。他从不方便讨巧，随和那些一阵一阵的邪风。十七年左右胶东地方非常混乱，种种道门借口保身家，蛊惑愚众，他从不理会它们，招惹它们。「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这真理在他身上得到了印证。十七年党军打到北平，胶东地方党人也招惹土匪号称革命军，来糜烂地方。我家里也因而受了涂炭，我叔父在他们被城里保安队下来围剿时，乱闯民宅，任意开枪，中弹而死。后来党人虽有抚恤之议，然我心中的怆痛是难以形容的。我对于那些党人之厌恶是无法挽转的。我决不藉他们来争什么。我父亲决不让我去投他们的机。我一见他们就讨厌。他们趾高气扬在乡下作新劣绅欺压人。每逢赶集，他们便聚在集上，令人侧目。我自从从预备党员迅速地撤退后，我从不与他们敷衍，所受的一切荼毒全忍受了。我从我父亲身上，亲切地觉得这时代的浮薄，知识分子妄逞聪明，全不济事。没有一个是有根的，没有一个能对他自己的生命负责，对民族生命负责，对国家负责，对文化负责，来说几句有本有根的话。他们全是无守的，亦全是无坚定的生根的义理信念的，只是浮薄的投机取巧，互相耍着玩，来践踏断丧民族的生命。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新式的人祸。像吴稚晖那种人物就是祸首之一。像他那无根无本的浩瀚与纵横，真是算得了什么！以我父亲那样一个乡村的农夫，义理教训之存在的见证者，就可以立地把它笼罩住，赤手把它掌握住，使他那一切光彩、风姿、花腔顿时纷纷落地，收拾头面，原来是臭屎一堆，痴呆的狂夫。我愿天下人都当到农村里看看什么是生根的生命，什么是在其自己的生命，什么是真理的见证者，仔细印证一番，对照一番，从头想想，重新作一个有本有根的人，从这里建立自己为一个有本有根的政治家、思想家与事业家。如是，中国方算上了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