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武”》
《“圣武”》是鲁迅的一篇随感录，创作于1919年，同年5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后收录在鲁迅的杂文集《热风》中。同期发表的还有 《“来了”》《现在的屠杀者》《人心很古》三篇及小说 《药》。
这是鲁迅的一篇杂文，文章以犀利的笔触勾勒出历史循环往复的权力本质：所有革命与王朝更迭不过是“刀与火”的暴力置换，其本质始终是君主专制体制的自我复制。鲁迅发现，无论是刘邦“大丈夫当如此”的艳羡，还是项羽“彼可取而代也”的豪言，本质都是对威权符号的原始崇拜。这种对绝对权力的动物性追逐，使得任何新思想传入后都被异化为维护专制的工具。
在权力运作层面，鲁迅指出历史始终处于“圣武”的阴影之下——统治者以暴力威慑维系地位，民众则在生存本能驱使下成为权力的共谋者。所谓“打富济贫”的革命口号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幌子，当新贵们用“白骨成丘山”筑起王座时，森严的等级制度与压迫体系立即重建。这种体制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不仅将外来思想“变了颜色”，更将民众塑造成“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的精神奴隶。鲁迅痛陈这种专制传统造就的国民性：虚伪、麻木、卑怯与互害，最终形成“瞒和骗的大泽”。
专制的循环往复，暴力与神圣的永恒配方
君主专制最精妙的统治术，在于将血腥暴力升华为神圣符号。从商周时期的“天命玄鸟”到秦汉的“受命于天”，统治者将屠刀淬炼成传国玉玺，把杀戮演绎为替天行道。这种权力炼金术在明清达到巅峰：锦衣卫的绣春刀镌刻龙纹，东厂的刑具装饰云雷，诏狱的哀嚎与太庙的礼乐构成专制美学的两面。正如鲁迅所言，“圣武”二字恰如其分地揭示了这种暴力神圣化的本质——圣化其名，武行其实。
这种权力逻辑在改朝换代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朱元璋的“驱逐胡虏”与李自成的“均田免赋”，不过是暴力夺权的道德包装。当新朝确立，前朝“逆贼”立即变成今朝“忠烈”，权力话语的魔术师用史笔将屠城美化为“拯民水火”。这种话语体系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使暴力循环呈现出道德进化的假象，实则每个新王朝都在复刻专制的本质。就像永乐帝用方孝孺的鲜血书写《永乐大典》的序言，权力的血腥与文明的璀璨始终如影随形。
君主专制具有类似癌细胞的自我复制能力。科举制度作为专制体系的中枢神经，将天下英才改造成体制零件。唐宋八大家的文采最终沦为奏折上的骈俪，张居正的改革不过是给专制机器更换零件。这种体制的恐怖不在于其残酷，而在于其吞噬一切生机的同化力。正如海瑞抬棺进谏的悲壮，最终成为证明皇权开明的装饰，任何改良企图都被专制体系消化为维稳养料。
这种吞噬性在制度设计上达到极致。明代内阁与司礼监的制衡、清代军机处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并存，表面是权力制衡，实则是专制核心的防爆装置。当雍正设立密折制度，将告密纳入官僚考核，专制机器完成了最后的进化——它不再满足控制行为，更要阉割思想。这种体制的精密程度，使得法国传教士李明在1696年的信中都惊叹：“中国皇帝管理帝国，就像指挥自己的手指一样精确。”
君主专制最深邃的遗产，是培育出独特的国民精神谱系。八股取士把思想压缩成固定的模具，创造出批量化的体制人格。这种精神改造工程如此成功，以至于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哀叹：“天下之士，有死而无节义者矣。”当知识分子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视为人生圭臬，整个社会的精神脊梁已被专制铁砧锤打成适应跪拜的弧度。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鲁迅笔下“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两种命运中循环，根本走不出来。
站在当代回望，君主专制的幽灵仍在制度缝隙中游荡。破解这道历史难题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君主专制不仅是制度遗产，更是文化基因。它像地质层中的放射性物质，持续释放着影响力。从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萌芽，到严复“自由为体”的启蒙呐喊，知识分子的精神突围始终在与这种基因搏斗。当我们今天重读《“圣武”》，不仅要看到鲁迅批判的刀光剑影，更要听见那穿越时空的警示：文明的真正进步，始于对权力本能的驯服。这种驯服需要制度创新的勇气，更需要文化基因的重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