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艳红教授力荐“好望角”新书，穿行一战东线战场实录

“好望角”书系新书《东线之战：1915年穿越巴尔干之旅》对于一战时期的巴尔干地区有着敏锐细致的观察和精彩的讲述；作者约翰·里德提供了关于巴尔干地区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理解当下的巴尔干，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本书也获得了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罗伯特·卡普兰力荐。

上海师范大学黄艳红教授特别为本书作中文版序言，摘录于此，以飨读者。

摘自《东线之战》中文版序

文 | 黄艳红

近年来，中文世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译著大量涌现，我国读者对这场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大战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这类译著大多为研究性论著。但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而是一位记者在穿行东线战场时写下的实录。它的作者约翰·里德(JohnSilasReed，1887—1920)在中文世界应该不是个陌生的名字，早在1980年，他讲述十月革命的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由我国世界史学界的名宿郭圣铭先生翻译后出版。里德生于美国西部的俄勒冈州，1906年入哈佛大学，就读期间曾参加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活动。大学毕业之后，里德成为一名记者。1913年秋，里德被《大都会杂志》派往墨西哥，报道正在发生的革命，这次经历也出现在《东线战争》一书中。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里德又被该杂志派往欧洲，对此他在该著的序言中已有交代。1917年8月，已回到纽约的里德再次前往欧洲，此行的任务是报道俄国正在发生的巨变。在目睹十月革命前后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后，他据此撰写了《震撼世界的十天》。此后，这位同情社会主义的记者又返回俄国，并于1920年10月因患斑疹伤寒在莫斯科去世。

在去世的六年前，里德就曾目睹斑疹伤寒在塞尔维亚的肆虐，并留下让人毛骨悚然的描述。作为一名普通读者，笔者对一战的历史并无深入了解，这里只想略谈一点粗浅的读后感。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很像是一个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报告，里德在叙述中展现了细腻的观察能力，并能结合自己的历史文化学养，发表一些尽管简短但颇有见地的看法。例如，正是通过他的翔实描述，萨洛尼卡这个当年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文化交流和杂糅之地，才重现于我们脑海中。从居民的族裔构成，到各群体的历史由来;从男女的穿着装饰，到街道上五花八门的语言;从酒肆中音乐，到市场上的东方奇珍……这里俨然就是“五海三洲之地”的微缩版，或者如里德自己所言，“东方和西方文明终于面对面地交织在了一起”。这些笼统的总结还不能完整地转达出这座城市在20世纪初的历史坐标意义:不仅西方列强的影响清晰可辨———当地甚至已有人去过美国;这里还可以看到历史发展的时间层次:阿拉伯人的马车穿行在有轨电车之间，搬运工穿着水手辛巴达式的古老马裤，在打字机和留声机的节奏声中小跑而过。类似的时空交错场景，我们也能在他笔下的君士坦丁堡等地发现。

萨洛尼卡

然而，不出十年，这座城市因为大战的迁延、因为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以及随后的希土战争(1919—1922)而几乎面目全非，随着大范围的人口交换，该城居民的族裔和宗教结构发生巨大改变;曾经是居民中的第一大族群的犹太人更是在二战期间遭受灭顶之灾。如英国历史学家大卫·阿布拉菲亚所言，到这个时候，旧的萨洛尼卡已不复存在。今天的读者稍感幸运的是，里德赶在这座地中海名城的昔日荣光彻底落幕之前抵达这里，并以其生动的文字让人回想这个文化和族群的十字路口、这个巴尔干的共同出海口的盛况。

萨洛尼卡的转变是悲剧性的，里德在随后的文字中，已然意识到了这一点，那里的土耳其人正在消失。悲剧的一个主要根源，当然是当时在东欧和巴尔干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政策。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一年，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等国为争夺萨洛尼卡及其周边的马其顿地区打了最后一巴尔干场局部战争。对于这块地区在当时整个巴尔干和近东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我国学者高建芝已有专文探讨(《从巴尔干地区到欧洲:马其顿问题的起源研究》，《世界历史》2019年第3期)。交战各方对于马其顿的主权声索，目标都在于实现其民族主义抱负(aspirations)。对此里德给出了不少很有意思的说法。“每个塞尔维亚人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将所有塞尔维亚人民团结在一个伟大的帝国……一个拥有1500万人口的帝国”。这个帝国迷梦不仅盘桓在政治家的脑海中，甚至每一个农民士兵也都知道为何而战，因为他从小就被教导，要成为“科索沃的复仇者”，要立志收复马其顿等地。在1914年，这种信念转化成一种不可遏制的狂热，在萨拉热窝催发出仇恨的子弹，同时也支撑着塞尔维亚人在困境中苦苦支撑。民族主义已渗入塞尔维亚的集体记忆和民俗之中。

逃难的牧师

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探讨一战起源的著作《梦游者》中，花了较大篇幅讨论塞尔维亚的角色。里德从事的不是系统的历史分析，但他的描述之中仍然可以窥见巴尔干和奥匈帝国的复杂政治格局对于大战的影响。例如，在战争前线地带，奥匈军队对塞尔维亚平民的屠杀，全都是匈牙利人犯下的。这个细节大概也能反映某种结构性因素。1867年哈布斯堡君主国改组为二元帝国、即奥匈帝国之后，随着帝国境内的南斯拉夫族裔人口越来越多，有人期待将这个二元帝国改组为三元帝国，以塞尔维亚人为主导的南斯拉夫人应在帝国之中占据更高的地位。但匈牙利人首先不同意这个设想，因为这会削弱他们费力争取到的地位。这肯定加剧了匈牙利人对塞尔维亚人的反感。

从里德的描述来看，我们当然可以说，如果不是这种昂扬的民族主义斗志，塞尔维亚人不可能承受如此巨大的伤亡。战争史的统计表明，在一战交战各国中，这个巴尔干小国的伤亡比例是最高的。不过，里德的描述让我们对苍白的数字以及数字背后的代价有了更为直观和感性的认知。“除了军人，这个国家已经没有男人”。很多人并非死于战火，而是死于斑疹伤寒;到处都是抛荒的土地，每个居民点都弥漫着死亡和消毒液的气息;前线的尸体堆积如山，任由野狼撕咬。里德的这些视角和描述，很好地补足了传统战争史对一战期间巴尔干这个边缘角落的笼统描述，让读者更为深刻、具体地体认这场战争对普通塞尔维亚居民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带有1389年科索沃战役烙上的悲情色彩，里德笔下保加利亚的大国迷梦则显得有点浪漫。他注意到，保加利亚会说英语的人多得惊人，几乎所有领袖都在罗伯茨学院接受过教育，这是一所位于君士坦丁堡的美国教会学校，是“保加利亚自由的摇篮”。不过，在贝尔格莱德，里德告诉我们，那里的剧院曾经常上演莎士比亚的作品。因此，当时的巴尔干政治领袖和文化精英虽然经常标举民族主义的旗号，但从文化上说，他们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就像彼时的俄罗斯精英一样。另一方面，像早期的西欧各国和巴尔干邻居一样，保加利亚人也“发明”出民族的辉煌历史，他们的国王会骑着白马进入君士坦丁堡，复兴保加利亚帝国。但这个国家的政治，就像邻国罗马尼亚一样，完全是个人野心和利益的游戏，它的参战更像是一次冒失任性的赌博。

塞尔维亚-尼什沿路所见

关于在俄国的经历和观感的叙述占了本书最大的篇幅，这些文字中亦可见到里德那种从事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的眼光。比如他谈到俄国人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时空感。俄国人的生活空间总是显得很空旷，而美国人虽有辽阔的土地，却仍然生活在拥挤私密的空间中;俄国人的生活和劳作时间显得很随性，“机器制造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当然，在俄国的被捕下狱的经历，也让里德更为真切地观察这架巨型经济和军事机器的运作方式。读罢里德的描述，感觉操纵这台机器的是个草台班子，它的低效和非专业，与里德在西线看到的组织严密的德军形成两个极端。

一些细节还为我们展示了当时俄国弥漫的仇外氛及其中的荒诞。街道上听到有人说德语就会被当作德国间谍逮捕，但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德国人嚣张地高喊“皇帝万岁”，警察却视若无睹;当然，统治阶层及其帮凶总能找到机会利用一下民众盲目的仇外和仇富情绪，这大概是极端意识形态盛行的时代经常见到的事。但另一方面，尽管俄德两国处于交战状态，里德还是发现，德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对俄国的影响和渗透有多深。在彼得格勒，从药品到临床诊疗，都需要从柏林获得资源。里德在君士坦丁堡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形。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固然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但也是全球化导致各国深度交融的背景下的战争，后一点也许是研究者可以深入发掘的议题。

里德对俄国人心态的描写同样有趣。在这个野蛮的警察国家，力量似乎更多来自各阶层的顺从，以及对“俄罗斯母亲”和沙皇近乎宗教的迷恋。但说来有些奇怪，在这样一个国家，稍有点文化的人都热衷于谈论灵魂问题，他们可以整夜滔滔不绝地聊陀思妥耶夫斯基，仿佛就是陀翁小说中那些著名场景的再现。同样具有反讽意味的时，在这个如此注重灵魂、各种物理空间都十分开阔的帝国，却容不下犹太人等少数群体。里德对于西线边疆地带哥萨克的反犹场景叙述，尤其让人印象深刻。这些人本来是沙俄军事机器中最下层的打手，“最卑微的奴隶”，但他们在犹太人面前耀武扬威，“像个贵族”。

不同类型的军官

整个俄国社会都弥漫着反犹主义，前线的军官公开纵容对战区犹太人的屠杀。他们知道，犹太人在奥地利的地位更好些，“他们有公民权”，但在俄国，犹太人都是叛国者。这个不经意的对比令人唏嘘不已。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的作者约瑟夫·罗特就是来自奥俄边境一个加利西亚小镇(今属乌克兰，靠近利沃夫)的犹太人，一战中他曾在东线作战。他的身份和战争经历可以让我们理解，何以在他的小说中，哈布斯堡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虽然老迈昏庸，但仍然不失为一个宽厚的父亲，帝国最边缘的孩子们还可以仰望他的庇护。然而这一切随着帝国一起烟消云散了。像它毗连的巴尔干一样，哈布斯堡君主国碎化为多个更具族群单一性的国家。是不是说多民族帝国比民族—国家更有利于少数族裔的生存呢?从当时俄罗斯帝国的情况来看，并非如此。但20世纪初就东欧和巴尔干的情形而言，约瑟夫·罗特对帝国的留恋和惋惜又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建设，经常不利于其境内的边缘群体。身份认同已成为今日世界的流行词，但巴尔干和东欧的这段历史经历，使我们不能不反思基于族裔、语言、历史——尽管经常是发明出来的——的认同带来的排他性。

阅读里德的这部著作，一个很鲜明的印象是经常出现的多语种、多族裔的环境。这让我想起曾经在阿姆斯特丹和布鲁塞尔街头看到的面貌。也许宽容是一种心态，与国家大小、人口多寡并无关系。里德让人钦佩之处，是他能很好地适应和理解这种环境，并对各种群体的历史渊源娓娓道来，展现出丰富的语言和历史文化学识，这也足以激发读者进一步钻研的兴趣。当然，里德的学识肯定也有不周之处，比如他提到，保加利亚的西蒙沙皇(10世纪上半叶)建立帝国二百年后，塞尔维亚的杜尚沙皇在同一片土地上建立了另一个帝国。不过，“塞尔维亚人的皇帝”杜尚是在14世纪中叶建立其帝国的，二者相距超过四百年。尽管有这些讹误，但我们不能不为里德对于东欧和巴尔干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了解和精辟评述所折服。比如他认为，布加勒斯特是巴黎的拙劣模仿品;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当时称彼得格勒)的俄罗斯“双城记”问题上，里德的看法与大多数人不同，他认为后者更能象征俄罗斯，那里的恢宏与光鲜之下，是成千上万农民的尸骸和鲜血。

在战争时期穿越巴尔干和东欧前线，里德看到的自然多是毁灭和屠杀等极端场景。很多场景和事件都是瞬时性的，但它们又往往具有长时段和结构性的背景。在我看来，这部作品提供了很多可以进一步思考的线索和入口。当里德来到贝尔格莱德前线时，目睹横跨萨瓦河大桥断裂，坠入浑浊的河水中。曾几何时，这座桥梁还是西欧通往君士坦丁堡的“东方快车”途经的铁路桥。桥梁意味着连接、沟通、交流，它的断裂极具象征性。在前南斯拉夫这片山脉河流纵横、族群关系错综复杂的土地上，桥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里德书中提到了一条名叫德里纳的河流，这不禁让人想起伊沃·安德里奇的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四百年来，围绕这座桥不断上演悲伤凄惨的故事，但桥还是勉力维系，连接着两岸的人民。然而，它最终无法抵御1914年的冲击波，和萨瓦河大桥一样在战争中被炸毁。

不过，正是因为这些不幸，我们今天对交流、沟通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因而仍在继续搭建桥梁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的翻译就是这种努力的体现。译者以流畅的文字向我们转述了百年前一位具有人类学家眼光的记者的敏锐观感，并以丰富且专业的注解帮助读者更好地进入战时巴尔干东欧的战场和后方。今天，这片土地上不同族裔和国家之间的芥蒂与冲突依然没有消除，而里德当年的观察对于理解当下，无疑是具有参考价值的。基于这些理由，我很乐意向大家推荐约翰·里德的这本著作，并向该著的译者同道表达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