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标识，对国家治理的高度关切是家训的突出特征。蔚为大观的历代家训内容繁富，囊括进德修业、读书问学、治家兴业、睦邻处世等各个方面，但推家及国、经世济民、匡扶天下是贯穿始终的思想主线，是家训宏大叙事的逻辑起点，也是新时代家风家训传承建设的重要标尺。
治家治国一体是儒家思想的内在逻辑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机统一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点之一，尤其是儒家思想强调家国同构、忠孝一体。儒家经典认为，家庭、家族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嵌共融、辩证统一。正如宋代方昕《增广世范诗事序》所言：“《诗》之《关雎》始于厚人伦，而可以风天下；《书》之《尧典》，始于亲九族而可以协万邦；《易》之《家人》，则曰正家而天下定；《礼》之大学，则自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
具体来说，多数儒经既是治国理政的依据，也是家庭教育的规范。《周易》的作用之一是“正家而天下定”，故司马光《家范》在卷首即以此书作为治家之典。《尚书》主要是上古政事政论汇编，但其中不乏家训篇目，《康诰》《酒诰》等既是对臣下或君王的告诫，也是对子女和晚辈的教导。《诗经》中的风雅颂都有对家庭成员的期许和教诲，《常棣》《蓼莪》等篇都具有家庭伦理教化内涵。《仪礼》既有家礼、乡礼，又有邦国礼、王朝礼，家礼与国礼是其主体而且密不可分。《孟子》虽多论治国、平天下，但也颇多修身和齐家，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庭是国家的组成部分。
更有部分儒家经典与家训合二为一，兼有政论和家训两者属性，如《礼记》《孝经》《论语》《孔子家语》等。从形式上看，语录体本身就具有家训特征，从内容上看，对个体德行和家庭伦理的论述也占了相当篇幅。历代《礼记》注家认为，礼既能振纲纪、经邦国，又是家庭伦理法规，其主旨是“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唐玄宗李隆基认为，《孝经》崇尚“以孝理天下”，既是家庭伦理教材，也是一部治国经典，“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家族与国家一体。
历代帝王对家训的重视也突出地表明了治国与治家的高度同一，李世民《帝范》、朱棣《圣学心法》等都把家庭和家族建设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帝范》首篇“君体”，第二篇即为“建亲”，强调宗室亲戚共守天下，安危同力；《圣学心法》认为，“自古圣君之为治，必先于亲九族”，并专论“内治”（夫妻关系）、“睦亲”（家族关系）、“子道”（父子关系）。在历代君主看来，家族和睦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治家与治国理应合二为一。
家训中的治国指向及其内涵
历代家训均把培养家庭成员的国家观念、从政素养、入世理念、责任意识、廉洁风范作为重要内容，千百年来形成厚重丰富的家训治国底蕴。
一是胸怀国政、致君泽民。家训治家的终极目标是关注国政国事，内圣的目标是外王，如方孝孺《宗仪》所说，“君子之道，本于身，行诸家，而推于天下”。《颜氏家训》认为，教育、学习的目标是建立功业，成为国之贤臣。唐代杜正伦《百行章》每章均始于修身，但终归于报国忧公、居官从政。司马光《家范》以儒家经典为总纲，其结论在于“正家而天下定”“治国在齐其家”。明代徐三重《鸿洲先生家则》认为，读书为士人，应当遵守国家禁例，以国事为家事，以民心为己心。清代王师晋《资敬堂家训》认为读书的目标不仅是显扬文字，“力量有余，留心经济之书，兵政、河渠、钱漕、法律，皆宜详悉”，目的是熟悉实务，为国效力。
二是躬身入世、勇担大任。历代家训的共同特点是要求家庭成员对社会事务的深度参与和承担责任，不但成己，而且成物成务。诸多家训秉持儒家积极入世理念，反对逃避现实、推卸责任。《颜氏家训》警示子孙要远离老庄之学，因其“全真养性、不肯以物累己”的出世观念会导致身败名裂、家破国亡。宋代范质《戒从子诗》明确表示，“戒尔勿放旷，放旷非端士”。清代潘德舆《黜邪家诫》反对释氏的出家、出世，教导子孙不可逃避责任。范仲淹家族的《范氏义庄规矩》作为经典家训，历代踵行者甚多，其主题始终聚焦于优贫恤老、奖掖上进、承担家国责任。宋代吕大钧《吕氏乡约》将教化的对象扩展到乡里百姓，要求大家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方孝孺《宗仪》专门强调，既要促进宗族内部的和睦亲近，也要推而广之于宗族之外，促进乡里乡党的全面教化。
三是守法守职、自治族里。守法与自治是历代家训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一体两面，守法包括遵守国法和家法，自治包括宗族自治和乡里自治。明清以来，各地各家族出现了很多族规家规，要求宗族在遵守国法的同时，遵守内部规范。清代王士俊《闲家编》认为，“治家之道，与其失于宽，宁过于严”。清代孙希朱《宗约》要求，凡有宗族内部冲突，首先要在族内请公正之人解决，尽量不要惊动官府。在守法的基础上，家训强调安分守己、各守其职，如明代何士晋《何氏宗规》：“职业当勤”“赋役当供”，因此要各守其职，不可拖欠钱粮、躲避差徭，应遵守保甲制度，共相防盗。守职与守法共同形成了宗族和乡里自治的良好格局，是对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的良好补充。
四是廉洁勤政、精进自律。家训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培养国家需要、勤于政事、勇猛奋进、严于私德的有用之才。宋代王十朋《家政集》认为，士君子要内修私家之政，在此基础上外修公家之政；吕本中的《童蒙训》虽为训蒙教材，但也传授从政之道。明代杨士奇在家训中告诫晚辈，为官要“修身慎行”“爱人为本”，“凡系官钱粮，虽一分一合，不可侵用”，处理官府一切事务都要事无巨细，不可懈怠大意，公暇之余也要熟读法律和案例，不可怠惰。同时，教育子孙为政廉洁也是家训重要内容，宋代李邦献《省心杂言》说：“为政之要，曰公与勤。”吕祖谦的《家范》有“官箴”篇，对为官中的各种廉洁问题作出详尽规定，教育家人要“清”“慎”“勤”。
家训治国旨归的当代启示与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家国情怀，国是第一位的，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国家的统一强盛就没有家庭的美满和个人的幸福。”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要挖掘传统家训文化中的国家情怀和为政理念，进一步凸显新时代家训文化的治国旨归。
一是强化家训文化中的家国情怀。传承弘扬传统家训中家国一体、为国尽忠、舍身报国、匹夫有责等伦理道德规范，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家庭和国家、社会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家中有国、国中有家的家国意识。高度警惕和坚决抵制外来文化侵袭，坚决摒弃家国二元、家在国先、庸俗主义等不良思想影响，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以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着力点，不断夯实爱国主义教育的家训文化基础。
二是强化家训文化中的担当精神。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家庭观、婚恋观、人生观随之微调，少数年轻人有低欲望的“躺平”心态，长此以往将会影响社会风气，甚至影响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面对城市化进程中家族文化、宗族文化逐步弱化的趋势，要有针对性地传承传统家训文化中经世致用、为民立命、兼济天下、正心诚意、修己自律、和睦乡里、矜恤孤苦等思想观念，引导青少年树立报国强国大志向，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担当者、实践者、推动者。
三是强化家训文化中的廉洁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传统家训中的廉洁勤俭教育内容非常丰富，新时代的家训文化建设要赓续传统家训中的克己奉公、以俭修身、重义轻利、戒骄奢、戒贪鄙等观念，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廉洁风尚。廉洁的家风建设是官员廉洁从政的基础，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传承传统士大夫家训中的廉洁文化，在领导干部家庭中开展廉洁教育，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共同推进全社会家风家训建设。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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