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汗位传承危机
清初的汗位继承制度兼具部落民主与强权政治的双重特征。
努尔哈赤创立的"八王共治"原则，在皇太极时代已名存实亡——通过打击三大贝勒势力，皇太极成功将权力集中，却未建立明确的储君制度。
这种制度真空在其暴卒后彻底爆发：八旗中势力最强的两黄旗坚持"父死子继"，而多尔衮集团则援引"兄终弟及"旧制，双方剑拔弩张。
代善、济尔哈朗等中间派的态度成为关键变量。
代善作为努尔哈赤次子，虽掌控两红旗却年迈避事；
济尔哈朗作为镶蓝旗主，凭借与蒙古联姻背景斡旋各方。
正是这种"三足鼎立"格局，为幼主上位创造了可能。
二、两黄旗武装干政
八月十四日的崇政殿会议上，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佩剑入殿，宣称："吾辈食于帝（皇太极），衣于帝，若不立帝子，宁从帝于地下！"
这番威胁性表态，直接否决了多尔衮继位的合法性。
军事史专家张玉兴指出，两黄旗作为皇帝亲军，其态度不仅关乎利益分配，更涉及八旗制度的根本法统。
豪格虽为皇太极长子且掌正蓝旗，却因三大劣势痛失良机：
其一，生母乌拉那拉氏出身低微，无法获得蒙古盟友支持；
其二，曾因作战失利遭皇太极严惩，威信受损；
其三，关键时刻的"虚伪谦让"（《清实录》载其言"福少德薄，非所堪当"）被多尔衮巧妙利用。
三、孝庄的后宫权谋
福临生母布木布泰（孝庄太后）的运作堪称古代宫廷政治的典范。
她联合姑母哲哲皇后，形成后宫-科尔沁蒙古-两黄旗的三角联盟：
1、五宫后妃垄断：皇太极册封的五位蒙古后妃中，三位出自科尔沁部，形成稳固的血缘政治集团。
2、情报网络构建：通过侍女苏麻喇姑串联前朝大臣，及时掌握八旗动态。
3、政治承诺交换：默许多尔衮摄政，换取其对福临继位的支持。
故宫博物院最新研究显示，孝庄甚至可能以"太后下嫁"传闻为代价，暂时稳住多尔衮集团，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展现其超凡政治智慧。
四、谁最先提议福临继位？
关于拥立福临的首倡者，学界仍存争议：
多尔衮主导说：朝鲜《沈阳状启》明确记载多尔衮率先提议，认为其意图"挟幼主以令诸侯"。
济尔哈朗调和说：满文档案显示，这位镶蓝旗主提出"先立皇子，后议摄政"的折中方案。
两黄旗运作说：辽宁档案馆新近发现的索尼密札显示，该集团早有计划"立幼主而保实权"。
福临的"第九子"身份暗含玄机：
按汉制"立嫡以长"，福临实际是现存皇子中最年长的蒙古后妃之子，这种满汉制度缝隙中的特殊身份，恰成为各方共识的公约数。
五、摄政体制的平衡设计
最终形成的"二王辅政"架构极具政治智慧：
多尔衮（睿亲王）：主掌军事与外交，率军入关。
济尔哈朗（郑亲王）：负责民政与立法，制衡多尔衮。
这种安排既满足两白旗的扩张需求，又保障了两黄旗的核心利益，更通过"待年长归政"的承诺维持法统延续性。
正如魏斐德在《洪业》中指出："6岁幼童的啼哭声中，实则完成了八旗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
六、蝴蝶效应下的历史转折
福临的意外继位产生连锁反应：多尔衮得以集中精力谋划入关，而孝庄培育的满蒙汉联盟体系，为后来康熙平定三藩奠定基础。
（1644年10月30日）顺治于天坛圜丘进行祭祀
1644年11月8号，当这个稚气未脱的皇帝在紫禁城皇极门举行简陋登基礼成为中国皇帝时，谁又能预见，这场始于沈阳的权力妥协，竟开启了268年的大清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