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明良 | 關於平背式扁瓶

關於平背式扁瓶

謝明良|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本文將中國地區平背式扁瓶，區分成 A 型（懸提式）、B 型（提把式）和 C 型（壁掛式）等三型。先是觀察其出現和流行時代，並結合文獻記載提示特定扁瓶的名稱和功能。另外，嘗試和東北亞朝鮮半島和日本以及地中海塞浦路斯島所見平背式扁瓶進行外觀比較，初步認為做為東北亞扁瓶（提瓶）祖型後補的中國戰國、秦至西漢 A 型扁瓶，有可能是受到西亞和地中海影響的外來瓶式。

2024 年秋赴臺北故宮博物院觀摩該院庋藏清宮傳世古物，其中包括一件戰國時期銅扁瓶，高 33 公分，背面平扁，正面弧圓鼓起，呈平口、長頸、圓身，最寬處在腹正中，以下弧度內收成平底，整體有如從中剖開再予封背的平口帶頸半邊瓶。瓶口沿和頸身之間，以及腹正中和近底處可見銀象嵌飾帶，頸身部位象嵌飾帶正中有饅頭形突團，從其表面錯落不規則的凹洞，推測凹洞上方原或貼飾玉石，但已剝離無存。瓶厚壁，持之沉重，兩側另設鋪首啣環，環為活動式，可以穿繩提挈（圖 1）。

圖 1 戰國　嵌銀三角雲紋扁瓶

a. 正面；b. 側面；c. 局部　高 33 公分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 000020

承蒙該院吳曉筠處長和張莅等專家教示，其形制雖近於戰國時期（476-221 B.C.），但瓶體曾經修繕，象嵌飾帶亦屬後加，瓶底也是後補，一同前往參訪的本校歷史系許雅惠教授亦持同樣看法，並認為或是在明清時期參照同類型瓶的形制改裝而成的。另外，張莅女士更惠賜以往有關此一形制的考古發掘報導和學界相關論述，吳曉筠處長另賜下收錄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另一件平背式銅扁瓶（圖 2）題名《鑑古—乾隆朝的宮廷銅器收藏》的展覽圖錄。

圖 2 春秋　繩紋扁瓶　高 28.6 公分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 002305

圖錄所收銅扁瓶曾著錄於乾隆二十年（1755）編《西清古鑑》名為「漢圜絡壺」，但張莅已依據湖北鄖縣出土同類自銘器將之改定為「鈚」，並參酌河南新鄭鐵嶺（M1405）等墓葬所見類品（圖 3），將清宮傳世該銅瓶的年代定於春秋時代（770-476 B.C.）晚期。1

圖3 銅瓶　線繪圖

河南新鄭鐵嶺（M1405）墓出土

取自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調辦公室，

〈新鄭鐵嶺墓地 M1404、M1405 發掘簡報〉，

《中原文物》，2012 年 2 期，頁 16，圖 16。

懸提式扁瓶

從目前的資料看來，平背式扁瓶在中國有多種器式，使用方式和功能也不盡相同，為了方便梳理有必要略予分型，而上述故宮懸提式扁瓶屬本文所分梳的 A 型。除了前引由故宮學者提示的資料之外，考古發掘資料亦見其他 A 型懸提式扁瓶，如 1970 年代內蒙古準格爾旗秦漢廣衍故城遺址出土例（圖 4）。

圖 4 秦至西漢　穿帶青銅背瓶

a. 正面；b. 側面　高 48 公分

1975 年準格爾旗秦漢廣衍故城出土

內蒙古博物館藏　取自上海博物館編，

《草原瑰寶—內蒙古文物考古精品》，頁 91。a b c a

造型呈直口、束頸，身腹正面弧圓鼓起，背面扁平。正面口沿有突棱，瓶體下方置半圓形高足，瓶兩側肩腹上下部位有半環鈕。發掘報告書推定廣衍故城十餘座墓葬的年代早自戰國下迄西漢初期，雖未提及該銅扁瓶的具體年代和伴出遺物，2 但後出的圖錄和論述均將之視為秦至西漢製品。3

就個人見聞所及，A 型懸提式扁瓶似乎要到唐代後期才再次出現在歷史的舞臺，所見均為陶瓷，此包括三彩低溫鉛釉陶和高溫單色釉。其中河南鞏義黃冶窯窯址出土三彩標本，背面扁平陰刻花葉紋，正面瓶體模印垂簾和結帶陽紋，應是以半邊式外模押印成形後，再封背板並粘貼瓶身兩側繫耳而成的。尺寸較小，殘高不及10公分，有可能屬玩具或裝飾器類（圖 5），其相對年代在中晚唐期，即八世紀後半至九世紀。

圖 5 唐代　三彩扁瓶 a. 正面；b. 背面

殘高 9.5 公分　河南鞏義黃冶窯窯址出土

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鞏義黃冶窯》，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彩版 199 之 1、2。

其次，也可見到削去圓瓶扁體一側約三分之一再予封背，並於平背陰刻雙魚的三彩扁瓶（圖 6）。從白居易（772-846）《家園三絕》律詩有「何如家醞雙魚榼，雪夜花時長在前」句，此式陰刻雙魚的扁瓶或亦可入盛酒的雙魚榼之類。4

圖 6 唐代　三彩雙魚紋扁瓶　高 20 公分

取自後藤茂樹編，

《世界陶磁全集・第 9 卷・隋唐篇》，

東京：河出書房，1956，頁 194，圖 79。

於瓶身兩側設帶牆凹槽和繫耳，有利於約束穿繩方便提挈的 A 型高溫陶瓷扁瓶可以邢窯黑釉為例做一圖示（圖 7）。瓶高 21.5 公分，或是可背負外出的實用器類。

圖 7 唐代　黑釉穿帶扁瓶

a. 正面；b. 側面　高 21.5 公分

邢窯博物館藏

取自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邢窯》，

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頁 130，圖 137。

唐代以後，平背懸提式扁瓶的實例極少，但見於四川簡陽東溪園藝場這處於長方石室地面平舖棺臺且仍殘存人骨，卻因伴出大量古銅和倣古銅器，故而出現墓葬隨葬說，以及後人利用前人墓室以為窖藏等不同說法之遺址性質難以確認的石室中，所伴出的一式四件平背懸提式扁瓶（圖 8）。5

圖 8 平背懸提式扁瓶　線繪圖　高 21.5 公分

四川簡陽東溪園藝場元墓出土

取自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張才俊），

〈四川簡陽東溪園藝場元墓〉，頁 80，圖 35 之 12

簡陽縣園藝場除了遺址性質難予確認之外，另一棘手問題是該遺址同時出土有漢、唐銅器和元代倣古銅器。6 筆者未見實物，但從此式扁瓶的存在時段等周邊訊息看來，簡陽園藝場所見以鋪首啣環和蓋鈕為吊環的一式四件、器高 21.5 公分扁瓶瓶不似漢代製器。雖然以往也有從所謂壁瓶初現於明代後期的觀點而主張簡陽園藝場懸提式扁瓶乃明代中期以後製品，7 不過，該文對於簡陽園藝場石室伴出遺物的定年過於隨意，而陶瓷壁瓶也非入明以後的創新器式，故其論點不宜採信。

唐代的陶瓷扁瓶

所見唐代的平背形扁瓶有 A、B 型，其中懸提式 A 型已如前述。另一型即 B 型，可分Ⅰ、 Ⅱ二式，Ⅰ式是在瓶身上置口頸，口沿和瓶肩部位設帶鋬提手（圖 9），其造型和口頸部位所見魚子突紋明顯倣自金銀胡瓶，其年代約在七至八世紀初唐至盛唐之際，河南偃師麟德元年（664）柳凱夫婦墓可見手持此類瓶式的加彩胡人陶俑（圖 10）。

圖 9 唐代　三彩扁瓶 a. 正面；b. 背面

高 28.5 公分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

取自日本陶磁協會，《陶說》，675 號，2009 年 6 月，彩圖 2 及頁 28。

圖 10 麟德元年　彩繪男胡俑　高 26 公分

1988 年洛陽市偃師城關鎮柳凱夫婦墓出土

取自洛陽市文物管理局編，俞凉亘、周立主編，《洛陽陶俑》，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頁 179。

相對的，Ⅱ式則是在瓶身一側設斜直立筒形注，注身和另側鋬翼有弧拱形把手連結，西安市西郊楊家圍牆唐墓（M1）曾出土此式三彩釉扁瓶（圖 11）。

圖 11a 陶瓷　西安市西郊楊家圍牆唐墓（M1）出土

取自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楊軍凱等），

〈西安市西郊楊家圍牆唐墓M1發掘簡報〉，

《考古與文物》，2013 年 2 期，封三：1

圖 11b 三彩提梁扁瓶　線繪圖　高 14.7 公分

西安市西郊楊家圍牆唐墓（M1）出土

取自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楊軍凱等），

〈西安市西郊楊家圍牆唐墓 M1 發掘簡報〉，頁 15，圖 7 之 1。

發掘報告書依據伴出的陶俑造型推測該墓的年代在天寶（742-755）以後至德宗（779-804）、憲宗（805-820）時期。8 不過，不僅西安西郊唐永泰二年（766）突騎施奉德可汗王子墓，9 或同省鳳翔鐵豐唐墓可見同式陶俑，10 河南沁陽天寶十四年（755）李洪鈞墓也出土了和楊家圍牆墓同器式的內白釉外黑釉俗稱淄素瓷的雙色缽（圖12 及同圖11），看來西安楊家圍牆唐墓（M1）的年代約在天寶年或稍後，不至於會晚到九世紀。

圖 12 河南沁陽天寶14年

雙色缽　高4公分　李洪鈞墓出土

取自李志軍、鄭衛，

〈河南沁陽唐代李洪鈞墓發掘簡報〉，

《洛陽考古》，2015 年 1 期，頁 31，圖 5。

另外，西安南郊發現伴出有和開元十一年（723）鮮于庭誨墓等盛唐墓三彩俑相近的陝西師大郭杜校區墓（M31），所出三彩臥駝，駝背舖毯，雙峰搭鞍架，吊掛於駝峰下方馱囊一側的提瓶造型也和楊家圍墻唐墓（M1）B 型Ⅱ式扁瓶雷同（圖 13）。

圖 13 三彩載物駱駝　西安南郊唐墓（M31）出土

a. 側面取自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孫福喜等），

〈西安南郊唐墓（M31）發掘簡報〉，

《文物》，2004 年 1 期，封面。

b. 局部取自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

陝西歷史博物館編，談晟廣主編，

《與天久長：周秦漢唐文化與藝術》，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頁 544。

如果不論其平背瓶式，Ⅱ式扁瓶造型輪廓可說是晚唐九世紀邢窯、越窯或鞏縣窯等諸多瓷窯帶把圓提壺式的前階段樣式，但晚唐帶把圓提壺把手兩端接點已由注身和鋬翼下移至瓶體上沿，而此一器式則又是之後遼代所謂皮囊式壺的前身。11 另外，印尼爪哇島井里汶港北邊海域被命名為井里汶沉船（Cirebon Cargo）打撈品中亦見龜形的帶繫平腹形狀似 A 型扁瓶（圖 14），其相對年代在十世紀後期至十一世紀初期，白居易《晚歸》詩「一條笻仗懸龜榼，雙角吳童控馬銜」器形來源自唐代酒具「龜榼」。12

圖 14 10 世紀後期至 11 世紀初　陶龜榼

印尼井里汶沉船（Cirebon Cargo）打撈品

取自揚之水，《宋代花瓶》，頁 143，圖 5.13:2

宋明時期的壁掛式瓷扁瓶

宋代壁掛式瓷扁瓶，可以南宋龍泉窯青瓷等南方製品為例做一說明。如浙江湖州凡石橋遺址出土的南宋龍泉窯青瓷扁瓶（圖 15），從平背正中縱向接痕可知，其是以模具分別製成兩個三瓣式瓶再予接合而成。

圖 15 南宋　龍泉窯青瓷壁瓶

a. 正面；b. 背面；c. 底部　高 17.2 公分

浙江省湖州市凡石橋遺址出土

取自浙江省博物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文物保護管理所編，

《最憶是江南：湖州凡石橋南宋遺址出土文物》，

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頁 70-71。

平背接痕上方相當於瓶頸部位留一可承穿掛鉤的圓孔，此與前述 A、B 型的使用方式不同，是本文區分的 C 型壁掛式扁瓶。宋代南方青白瓷亦見 C 型壁掛式扁瓶，其是在平背口沿以下部位鐫一孔，有的正面瓶體飾陽紋印花（圖 16），或模印瓜棱瓶身（圖 17），其成形技法與前引龍泉青瓷瓶不同，是採用半模一體成形再予封背而成的。

圖 16 南宋　青白釉壁掛式扁瓶

a. 正面；b. 側面；c. 底部　高19公分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藏

取自 Smithsonian：https://www.si.edu/ es/object/wall-vase:fsg_S2012.9.3371，檢索日期：2024 年 6 月 24 日。

圖 17 南宋　青白瓷扁瓶

a. 正面；b. 背面；c. 底部　臺灣私人藏

取自惜魚拍賣，

《君子古風─丞軒熱釋光保真高古瓷專場》拍賣圖錄，

臺北：惜魚拍賣，2024，頁 105，圖 282。

金芳如曾引用南宋林洪《山家清事》：「法用獨床，旁植四黑漆柱，各掛以半錫瓶插梅數枝」，認為黑漆柱上掛的「半錫瓶」，以及元代仇遠（1247-1326）〈題外閣〉：「皮簾接動北風涼，掛瓶水滿梅花活」的掛瓶指的都是壁掛式扁瓶，13 筆者同意這個看法。

在壁掛式扁瓶的器用史上，有一值得留意的現象，那就是宋代初現的 C 型扁瓶，在元至明代中期時段似乎顯得沉寂，然而到了萬曆年間（1573-1620）的景德鎮驟然燒造大量帶「大明萬曆年製」款的葫蘆形青花或五彩官窯瓶（圖 18）。

圖 18 明萬曆　五彩鳳雞紋瓢形壁瓶

a. 正面；b. 背面；c.「大明萬曆年製」款

高 30.6 公分

出光美術館藏取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嘉靖・万暦の赤絵展》，大阪：大阪市美術振興協會，1995，頁 19，圖 23。

明代後期宮廷或文人居家愛用壁掛扁瓶一事，極可能和當時社會瀰漫的壺中天想像有關。如李日華（1565-1635）《紫陶軒雜綴》提到的浮梁著名文人陶工昊十九號「壺隱老人」；偽託王世貞輯刻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的《列仙全傳》更收入典出晉葛洪（283-363）《神仙傳》，受仙人之邀即將跳入壺中體驗樓觀五色仙界的費長房圖繪（圖 19）。

圖 19 《列仙全傳》「費長房」

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刊本

取自鄭振鐸主編，《中國古代版畫叢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三輯，頁 161。

結合刊行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的《程氏墨苑》所圖示可納須彌於芥子的葫蘆形「玄壺」墨錠，不難得知晚明時期人們憧憬壺中天地，想像進入壺中即可「閑愁不管，天地一壺寬」（喬吉〔1280-1345〕《滿庭芳・漁父詞》），甚至長生不老。其中，表現壺中天地的壺式，顯然又以束腰的葫蘆瓶式最為古典並廣受消費者的歡迎。在自家懸掛葫蘆，或刻意以平背式扁瓶懸掛於書齋壁面，既可寓意囊括壺中日月，也可烘托閑居般的自在情趣，同時又是時尚的插花器。14

萬曆十九年（1591）高濂《遵生八牋》甚至建議床帳可懸一鑽空葫蘆，可插香入葫蘆鑽眼俾香氣四出，「床內後柱上釘銅鈎二，用掛壁瓶，四時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滿床，臥之神爽意快」（〈起居安樂牋〉下）。乾隆皇帝對於 C 型扁瓶頗有好感，有多首吟詠「掛瓶」的御詩，插花的掛瓶也鈎掛在所乘坐的車輦內，從故宮藏綠地金彩壁瓶所書御詩有「隨行供嘯咏，沿路擷芳華」（圖 20），可以想像乾隆皇帝出行往往隨興沿途摘花入瓶自娛。官僚坐轎也常飾插花的壁瓶（圖 21），所以掛瓶也稱「轎瓶」。

圖 20　清　乾隆　金彩御製詩轎瓶

a. 正面；b. 背面　高 21 公分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中瓷 001946

圖 21 約 1800 年《清都市景》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取自觀復博物館，〈從一件考古出土的南宋壁瓶說起⋯⋯〉：https://new.qq.com/rain/a/2024 0110A01EF200，

檢索日期：2024 年 6 月 24 日。

東北亞朝鮮半島、日本以及中國大陸扁瓶來源問題

朝鮮半島三國時代百濟全羅北道扶安郡竹墓洞遺址，或新羅慶尚南道宜寧群泉谷里 I-21 號古墳，均見扁瓶出土例，其中百濟所見以繩穿環繫提構思與本文 A 型相近，造型呈敞口，束頸，下接平背圓鼓瓶身，肩兩側置半環縱繫，相對年代在五至六世紀（圖 22）。

圖 22 三國時代（百濟）提瓶

a. 正面；b. 背面；c. 側面　長 21.5 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東京国立博物館編，

《東京国立博物館図版目錄・朝鮮陶磁篇（土器・绿釉陶器）》，

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04，頁 32，圖 37。

慶尚南道金海群大東面禮安里第 30 號墳所出扁瓶無繫耳，其瓶身做出平背和平底等兩處可予直立或平置的底部，於轆轤成形的瓶身黏接喇叭式口頸，頸肩間留下接合後修整痕跡（圖 23）。

圖 23 扁瓶線繪圖　韓國禮安里30號墳出土

取自小池寬，〈須恵器提瓶再考〉，頁 180，圖 3。

該禮安里第 30 號墳扁瓶的年代一說在七世紀，但小池寬則從伴出遺物等力主其年代可上溯五世紀後半至六世紀，是日本須惠器扁瓶的可能祖型之一。15 八至九世紀統一新羅王朝陶扁瓶既見無繫耳者（圖 24），也常見在器肩或下腹部位兩側設半環形繫耳者，因其多見於水井遺跡，推測應是汲水器，如慶州仁旺洞王京遺跡（圖 25），或慶州牟粱芳內里 6 號水井遺跡出土的表覆罩自然釉的四繫扁瓶（圖 26）；16 前者繫耳裝設位置近於故宮戰國扁瓶（同圖 1），後者設置部位近於本文分類的唐代 A 型懸提式扁瓶（同圖 5 ∼ 7）。

圖 26 統一新羅時期

a. 帶繫扁瓶；b. 線繪圖　高 45.6 公分

慶州牟粱芳內里 6 號水井出土

取自嶺南文化財研究院，

《慶州　牟粱・芳內里　都市遺蹟》，

大邱：嶺南文化財研究院，2015，頁 320，圖 861；頁 529，圖 861。

另外，俄羅斯濱海克拉斯基諾城址也出土了新羅系素燒帶繫扁瓶（圖 27）。

圖 27 陶扁瓶　高 23 公分

俄羅斯克拉斯基諾城址出土

取自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遠東民族歷史・考古・民族研究所編著，

《俄羅斯濱海邊疆區渤海文物集粹》，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頁 123。

依據大阪府陶邑古窯址群的發掘成果，日本須恵器扁瓶（提瓶）最早見於陶邑編年 MT15 型式的六世紀前半，其瓶體輪廓近於前引半島扁瓶（同圖 22、23），瓶肩兩側置半環縱繫、角形繫，以及業已形式化又只具象徵意義的瘤狀乳突（圖 28）。

圖 28 日本須惠器扁瓶及瓶耳的變化

取自小池寬，〈須恵器・直口甕の基礎的検討〉，

《京都府埋蔵文化財情報》，第 65 號，頁 8，圖 4。

在此應該說明的是，儘管日方學者一致認為須恵器當中部分器式的祖型來自朝鮮半島陶器，但往往同時主張做為須恵器可能祖型的半島陶器乃是源自中國器物造型，而探求東北亞扁瓶（提瓶）祖型一事，也不例外的被溯源自漢代模印空心塼紋以及漢、六朝期青銅或陶瓷等不同材質的瓶或壺式。17 問題是，日方所引用做為溯源比較的漢、六朝墓扁瓶造型均屬前後方均平扁的瓶或壺式，就造型和稱謂而言，這當然也是名符其實的扁瓶或扁壺類，但卻與本文所分梳的一邊圓鼓起，另邊封平的平背式扁瓶有很大的區別。個人認為，後者平背式扁瓶（A 型），才是探索東北亞扁瓶（提瓶）的優先比較例。

雖然目前仍無法明確東北亞扁瓶（提瓶）與古代中國扁瓶之間的具體關係，但從朝鮮半島統一新羅時期帶繫扁瓶（同圖 25、26）及其和唐代 A 型扁瓶（同圖 5 ∼ 7），甚至年代更早的 A 型懸提式瓶（同圖 1、4）器式的類似性，不排除東北亞扁瓶可能受到中國瓶式影響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本文 A 型平背式扁瓶或即東北亞扁瓶（提瓶）的有力祖型候補瓶式。行文至此，我們或有必要評估做為東北亞扁瓶祖型候補的戰國秦 A 型扁瓶的器式淵源問題。

考古資料表明，中國區域平背式扁瓶最早見於新石器時代陶器，如洛陽呂廟龍山文化遺址所出報告書所載泥質灰陶「背壺」（圖 29）。

29 陶背壺　線繪圖　洛陽呂廟龍山文化遺址出土

取自洛陽市文物工作隊（賀官保、隋裕仁），

〈洛陽西呂廟龍山文化遺址發掘簡報〉，

《中原文物》，1982 年 3 期，頁 5，圖 5 之 3。

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遺址出土的扁平壺大量沉積於古井底部，可以認定是汲水器，其成形是先製成壺形再用拍子將一側拍平，表飾滾壓橫絲豎籃紋，有的口頸部兩側另附實心鋬耳（圖 30），其出現於陶寺文化早期（2400-2300 B.C.），持續使用至中期（2115-1885 B.C.）和晚期（2085-2043 B.C.），存在於廟底溝二期文化早期迄二里頭文化時期。18

圖 30 扁瓶　通高 36 公分

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遺址出土

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臨汾市旅遊發展委員會編著，

《中國陶寺遺址出土文物集萃》，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頁 121

陶寺扁瓶除了背部平坦這一點之外，看不出其和千餘年之後戰國（476-207 B.C.）的帶繫耳 A 型扁瓶有何關連，因此個人主觀傾向無需對此多做連想。

另一方面，地中海塞浦路斯島（Cyprus）則可見到與 A 型平背式扁瓶有共通造型構思的帶繫帶頸陶瓶，其年代在 750 ∼ 450 B.C. 之間，與戰國期有所重疊（圖 31）；而 1990 年代發掘的陝西省漢中市城固寶山二期（Ⅲ段）商代遺存出土報告書稱為「扁腹壺」的喇叭式長頸扁腹泥質黑皮紅陶瓶，其瓶身等距陰刻複線同心圓，上下左右設穿孔繫耳的造型也耐人尋味（圖 32）。

圖 31 750 ∼ 450 B.C.　陶扁瓶

a. 側面；b. 平背面長 12 公分

塞浦路斯島（Cyprus）出土

大英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G_1876-0909-20，

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23 日

圖 32a 陶瓶　高 29 公分

陝西城固寶山商代遺存（SH20）出土

取自西北大學文博學院，

《城固寶山—1998 年發掘報告》，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彩版 4 之 2。

圖 32b 陶瓶　線繪圖高 29 公分

陝西城固寶山商代遺存（SH20）出土

取自西北大學文博學院，

《城固寶山—1998 年發掘報告》，

頁 119，圖 116 之 1。

後者寶山二期遺存的年代約在殷墟一、二期之交至殷墟二期之時，遠早於塞浦路斯陶瓶的年代，其瓶身微扁的造型也和一面呈平坦的塞浦路斯扁瓶不同，但兩者的造型構思卻頗有類似之處。另外，戰國時期所謂繭瓶（鴨蛋瓶）（圖 33）的造型也和塞浦路斯島的桶形彩陶（Barrel Jug）有相近的造型和裝飾意匠，甚至於在瓶身兩側同心圓心表現突乳（圖 34）；19 近年針對甘肅馬家塬墓出土蜻蜓眼玻璃珠的化驗，也表明其產地可能是在幼發拉底河以西的地中海域。20

圖 33 繭形瓶　線繪圖山西省長治市屯留區西鄧戰國墓（M6）出土

取自山西晚報全媒體編輯南麗江，〈秦人佔領晉地？山西發現戰漢墓，裡面卻有秦文化⋯〉，《大眾考古》，2023 年 9 月 1 日（轉自文博山西）， https://mp.weixin.qq.com/s/N2PcYQLUA1gXc-aN_tgqFg，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23 日。

圖 34 約 950 ∼ 800 B.C.　繭形瓶 a. 側面；b. 正面　高 37，長 37，直徑 12 公分　塞浦路斯出土　大英博物館藏　 1876,0909.74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取自該館網站：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 object/G_1876-0909-74，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23 日

我們還可留意，現藏柏林的亞述（Assyria）之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宮殿遺址浮雕所見帳篷內也懸吊有與本文 A 型相近的帶繫環平背式扁瓶（圖 35）。

圖 35a 西元前 7 世紀

亞述 Sennacherib 宮殿浮雕　柏林博物館藏

取自アンドレ・パロ著（十野山節等譯），《アッシリア》，

東京：新潮社，1965，頁 48，圖 58。

圖 35b 濱田耕作博士所摹繪同圖 35a 浮雕扁瓶

取自濱田耕作，〈提瓶に就いて〉，《東亞考古學研究》，

東京：岡書院，1930，頁 545，圖 78。

戰國秦漢時期中國與西方器式或圖像交流影響的案例甚多，本文無法在此逐一援引申明，但認為做為東北亞扁瓶（提瓶）祖型後補的本文所分梳之戰國、秦至西漢 A 型扁瓶，有可能是受到西亞和地中海影響的外來瓶式。

本文刊發於（臺北《故宮文物月刊》2025年3月

第504期，第44—57頁

如有轉引，請核對原文

本發佈已獲作者授權

註釋：

1. 張莅主編，《鑑古—乾隆朝的宮廷銅器收藏》（臺北：故宮博物院，2021），頁 118，圖Ⅱ-20 的解說。

2. 崔璿，〈東漢廣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文物》，1977 年 5 期，頁 25-37。3. 上海博物館編，《草原瑰寶—內蒙古文物考古精品》（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頁 91；謝崇安，〈試論秦式扁壺及其相關問題〉，《考古》，2007 年 10 期，頁 68。另外，原報告書載該扁瓶高 27.6 公分（頁 29），上引《草原瑰寶》則記其高 48 公分。

4. 謝明良，〈關於魚形壺—從揚州唐城遺址出土例談起〉，收入《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 75-86。

5. 由於簡陽縣園藝場出土器物係發現於一長 2.84 公尺，寬 1-1.32 公尺，高 1.1 公尺的小型石室中，石室中因殘留有人體肢骨，故一般均相信其為墓葬無疑。但應留意的是該墓葬並無墓門，與四川地區宋元時期常見的磚室墓、石室墓有所不同。關於其出土器物之性質，原發掘報告書認為應係該墓墓主的隨葬品（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張才俊〕，〈四川簡陽東溪園藝場元墓〉，《文物》，1987 年 2 期，頁 87）；但也有人主張其應是後人利用前人墓室的窖藏。參見：四川省博物館，〈四川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收入《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頁 356；趙殿增，〈四川宋元窖藏青白瓷〉，《景德鎮陶瓷》，3 卷 1、2 期（1993），頁 31-32。筆者梳理四川地區宋元墓葬和窖藏之相異器物種類和組合特徵的認知下，傾向簡陽園藝場有較大可能屬窖藏遺留，詳見：〈探索四川宋元器物窖藏〉，原載《區域與網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1），後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 35-54。

6. 裘錫圭，〈說鈚、鎑、椑榼〉，《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總 13-14 期（1989），慎重地認為簡陽園藝場所見的銅扁壺之年代不易釐定（頁 80 轉頁 51）。

7. 楊曉楓，〈四川簡陽東溪園藝場遺址性質與年代探討〉，《考古與文物》，2013 年 3 期，頁 80-100。

8.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楊軍凱等），〈西安市西郊楊家圍牆唐墓 M1 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3 年 2 期，頁 11-16。

9.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柴怡等），〈西安西郊突騎奉德可汗王子墓發掘簡報〉，《文物》，2013 年 8 期，頁 4-19。

10.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隊（田亞岐等），〈鳳翔鐵豐唐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1 年 2 期，頁 15-18。

11. 謝明良，〈記皮囊式壺〉，收入前引《陶瓷手記》，頁 87-99。

12. 揚之水，《宋代花瓶》（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4），頁 142-143。13. 金芳如，〈皇家花器—乾隆朝洋彩瓷掛瓶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2），頁 119。

14. 謝明良，〈陶瓷與壺天〉，收入《陶瓷手記 5：中國陶瓷的器形、紋飾與圖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3），頁 301-318。

15. 小池寬，〈須恵器提瓶再考〉，《京都府埋蔵文化財論集》，6 集（2010），頁 180。

16. 承蒙高麗大學金恩慶教授惠賜慶州仁旺洞和牟粱芳內里遺跡發掘報告書，謹誌謝忱。

17. 濱田耕作，〈提瓶に就いて〉，原載中央史壇《土中の日本》號，後收入同氏《東亞考古學研究》（東京：岡書院，1930），頁 533- 549；小池寬，同前引〈須恵器提瓶再考〉，頁 179，圖 2。

1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 ∼ 1985 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上編，頁 389-390 及頁 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