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41岁的他，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只为了到江西瑞金面见周副主席；面对敌军设置的重重关卡，他毫不犹豫地打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伪装成叫花子；从39岁就开始更名改姓的他，对党交给的工作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热情。
他不追求名垂史册，不管党给他什么身份、什么名字，他都毫不在意，因为他的心里只想着为党为人民排忧解难。这样的一位鲜为人知的共产党人，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怎样的传奇呢?
项与年与莫雄合作
同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样，项与年也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1894年，项与年出生于福建省的一个农村，家里贫困的生活境遇，迫使项与年在幼年时期就未能走进学校，日后文化所得皆靠他一人刻苦自学。
而后项与年能加入革命，还需要感谢他的兄弟项廷爵。在项廷爵的引领下，项与年接触到了革命新思想，正值青春年华的他，极其想要摆脱自己的境遇，以及千千万万同他一样的普通老百姓的苦难处境，所以他坚定地选择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意欲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
1925年，项与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党组织委派往印度尼西亚等地做一些秘密的革命行动。1927年，项与年回国以后在上海创办复炎学校，自任校长，而这个校长实际是为了掩饰他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的身份。
中央机关把革命根据地从上海迁往江西之后，项与年留在上海依旧从事地下活动，并进行着情报员的工作，在上海与苏区之间奔走。
1932年，项与年从上海离开，并在组织的安排下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梁明德，又在几次的辗转之下，项与年成为了江西省保安司令部的机要秘书。
蒋介石在1934年10月的庐山，召开了要员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时称“铁桶计划”。
当时，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德安保安司令莫雄，他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却在中共陷入危难之时，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中共中央顺利脱险，这背后都有哪些鲜为人知呢？
那就可以从莫雄和蒋介石两人的关系说起，起初，莫雄是粤军中的将领，1911年武昌起义，他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军立下汗马功劳，在粤军部队中升至连长。
蒋介石本来对粤军不是很赏识，但是武昌起义中蒋介石遇难的时候，莫雄救过他的命，所以，蒋介石对莫雄的态度与其他粤军的战士就是不一样，毕竟莫雄对他有救命之恩。
而莫雄对蒋介石的态度起初是有些敬意的，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蒋介石却采取消极抗战的方式，向来爱国的莫雄对蒋介石产生了不满的情绪，并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
然而，莫雄的想法并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回应。地下党人刘克农以为莫雄可继续以国民党的身份为共产党人效力，诸如提供这些共产党人无法得到的情报。那莫雄与共产党人刘克农又是如何相识的呢？
在1930年，莫雄去往上海时遇到了原所在部队刘哑佛，此时，刘亚佛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并经他的介绍认识了中共党员项与年、刘克农等。
当时，参加这次军事会议后，莫雄觉着这件事非同小可，即便知道自己泄露秘密的后果，他也毫无退缩。随后，他把会议上听到的“铁桶计划”告知了与自己在一起工作多年的项与年，项与年看完了这批文件觉着事关重大，便计划着把这些情报转告给中共中央。
如果没有莫雄的情报，项与年便不会有把情报转交给中共中央的一段佳话，中共中央主力也不会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顺利脱险。因此，我们后人在感念项与年的同时，一定不能忘记这个非共产党人莫雄。
假扮乞丐推动长征
这个情报事关重大，如何让情报顺利地落到江西瑞江中共中央总部的手中，显得尤为关键。因此，项与年随即找来同是地下党员的刘哑佛、卢志英，他们三人点灯耗油仔细商量此事。
他们原本打算以秘密电台的方式，向中央苏区通报“铁通计划”的要点，但是他们思来想去，依然觉着这么重要的情报，光有要点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们商量探讨之后，决定将详细报告传给中央。
这三位地下党人连夜用密写药水把计划中的国民党兵力部署、火力配备、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重要信息一一密写在4本学生字典上，并将敌方的作战图用透明纸描摹下来，最终决定由项与年负责送出情报，这可能与项与年会说客家话，能够顺利通过国民党设下的关卡密切相关。
此时，项与年已经有41岁了，早已经没有了刚参加孙中山革命时候的英气与朝气。而他目前所处位置在江西德安县，而当时红军主力在江西瑞金，他需要装作一个教书先生携带装有军事机密的字典，从德安抵达瑞金，期间所要经历的困难不言而喻。
当时，国民党军队封锁严密，甚至设置很多关卡，并延伸到村子。项与年为了避免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接触，放弃走大路，选择在山林中的小道行走，为了引起敌人的注意，项与年多选择在白天休息，晚间才行走，这期间不知经历多少艰险和对黑夜的恐惧。
项与年经过忍饿受冻和几番艰辛后，到达了兴国，并发现这里的关卡更多，但是已经没有山路小路可以抄近，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从大路走。他的教书身份很容易引起敌军的怀疑，他思考一番以后，决定办成一个乞丐。
长时间的奔波劳累，早已经使得项与年面黄肌瘦，乞讨或许还可以有一线生机，支撑他走到苏区。但他转念一想，这样一个四肢健全的中年扮成乞丐会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因此，心里着急的他抓起地上的一块石头砸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
这样的扮相以及身上散发出的恶臭味，真的将他伪装成一个叫花子，在敌军的眼里，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叫花子了。
当他走到设置关卡的地方的时候，站岗人恨不得他赶紧走过去，因为他们对项与年身上的味道难以忍受。此时，项与年对自己身上散发出的臭味早已没了关注，他的脑里心里唯一想着的就是早日到达瑞金，将自己得到的情报传达给在苏区的副主席周恩来同志。
就在项与年强烈的信念支撑下，他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了瑞金。蓬头垢面、浑身散发恶臭味的项与年累的摊倒在地上，并对苏区的红军战士说：“我要见周恩来……”，这令战士感到十分疑惑。
但是庆幸的是，红军战士并没有置这个叫花子的话于不顾，而是把他带到了周恩来同志的面前，见到周恩来同志以后，项与年把情报交到了周恩来的手里，在周恩来得知情报的第三天，中央红军就踏上了漫漫的长征之路。
毛主席以为，中央红军主力能够顺利脱险，项与年功不可没。20世纪90年代上映的《英雄无语》，可以说是项与年将情报送到周恩来手中的一个艺术缩影，它真实地反映了“一份及时送来的绝密情报，促使党的临时中央作出战略大转移的决策”。
就算蒋介石的计划再周密，战术再高明，泄露的计划就算再完美无疵也是一个无用的计划。所以，当蒋介石觉着自己胜利在即的时候，现实给他好好地上了一课。
所谓“铁桶计划”，是指在集结150万大军的情况下，配合空军的270架飞机，采取“分进合”“铁壁合围”的进攻计划，意欲把中央红军主力彻底消灭在瑞金。如果红军没有得到项与年的情报，中央红军的结局可想而知。
但是就在蒋介石感觉自己必胜无疑的情况下，他在南京收到了一条中央红军主力已经突围的消息。
蒋介石知道一定是情报泄露了，自己精心设置的局，毁于一旦。得知这样的不好的消息时，蒋介石也没有放弃剿共的决心。他紧急调集各个部队围追堵截突围的红军，但是最终却以失败的结果收场。
隐姓埋名
1934年，项与年也参加了红军的长征，不久党组织又派其前往香港，从事的依旧是秘密联络活动，后来继续像以前一样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
在他较长时间的秘密革命活动中，他能立场坚定，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党对人民忠诚不已，在与敌人作斗争时机智勇敢，因此，获得上海党组织的“反敌特斗争胜利”奖。
1936年，现与年的儿子项德崇由党组织安排到福建长乐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后因受到国民党的迫害，改名为湘南，躲到广西桂林。早在1932年，项与年在组织的安排下，更改名字为梁明德，父子二人的双重改名和身处两地的现状，使得他们很难再重逢相认。
1938年，项与年从上海转到延安，投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便去往东北任职。
随着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在工作的闲暇时间，项与年才想起失散多年的儿子项德崇，后来几经波折，联系多年的战友，才获悉儿子的下落，父子才得以重聚。
无论是项与年还是他的儿子项南，在国家面前他们都选择了隐姓埋名，为祖国效力，有着舍小我的大我情怀，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结语
项与年本是一个不知名的战士，但是却在中央红军顺利摆脱国民党的围剿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没有他的情报，中央红军的下场可能是全军覆没。
在他历经艰难万险，把情报递交给周恩来的那一刻，他就是百姓心目中当之无愧的英雄。，正是因为有了很多像项与年这样舍小我保大我的被较少的人铭记的人物，才使得我国革命史、抗战史出现了不一样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