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年已古稀的安徽舒城人胡其昌不经意地拿起了一份报纸,报纸上报道的是中共地下党的相关消息。

当他的眼睛扫过该报道的一行备注时,他整个人都怔住了。那一刻,胡其昌有些难以置信地盯着那行字,为了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他还特地小声地念了一遍:“胡底又名胡百昌,是安徽舒城人”。放下报纸的瞬间,胡其昌的眼泪也跟着下来了,此时他才知道:原来,自己所看报道中的烈士“胡底”,竟是自己失踪半个世纪的亲哥哥胡百昌。



为了进一步确认,胡其昌赶忙给这篇文章的作者钱江写了一封长信。钱江是此前与胡底、李克农同被称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之子,他看到信后飞速给他们回了信。在信里,钱江将他所了解到的胡底的消息告知了胡其昌,之后,在钱江的帮助下,胡底家人的消息被传到了中央有关部门。1981年11月,胡底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随后,一张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烈属光荣证,挂到了舒城县新街乡松元村胡家老宅的堂屋。也是直到这一刻,烈士胡底的故事才完全为世人知晓。

1905年,胡底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父母将他送到学校,当时是五四革命掀起浪潮,14岁的他受到新思想的洗礼,便想要去洋学堂学习更多先进文化,前往私立植民小学就读。凭借年级第三的成绩考上安徽省立第二中学,在此迷上了音乐,学会不少乐器,荣获“舒城才子”之名。18岁考上北平的中国大学,选了国文系。机缘巧合下结识了李大钊先生,受到大钊先生的影响,胡底成为一名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大学期间,在同学吴鹿鸣的介绍下,胡底与后来也成为中共特工的钱壮飞相识了。当时,钱壮飞和女友张振华在北京医学专科学校读书,婚后住在了北京西城。胡底经常去他家里做客,相同的革命理想让两人成为肝胆相照的挚友。



1925年,20岁的胡底同钱壮飞夫妇一同加入了共产党,一起投身革命。1927年,北洋军阀张作霖举起了反革命屠刀。因“八一三惨案”隐藏在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李大钊被逮捕。在狱中,李大钊坚贞不屈,4月28日英勇就义。此时的北京城已经被白色恐怖所笼罩。活跃在革命战线的胡底、钱壮飞等人也被列入通缉“黑名单”。后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两人隐姓埋名,先后转移到了上海。

1927年底,一艘从北方驶来的轮船停泊在了上海码头,从船上下来一位衣着考究、老板模样的人,这正是刚刚完成乔装打扮从北京脱险的胡底。陌生的城市,又与党组织失去联络,未来又该何去何从呢?

当时的上海正是电影产业的繁荣期,各种武侠电影颇为流行。胡底决定先找家电影厂应聘演员,以此来掩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很快胡底凭借俊逸潇洒的外表、扎实的演技,迅速在上海影视圈创出一片天地,先后拍摄了《盘丝洞》、《昆仑大盗》等电影,在风起云涌的上海滩,成为一名喻户晓的影视明星,被誉为“东方范朋克”。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的地下工作变得极为危险。为了保护党中央,周恩来在上海组建了中央特科,由陈赓担任情报科科长。



1928年7月,胡底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并且很快就和钱壮飞一起加入了中央情报科。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继续以演员身份为掩护,暗中打探情报。凭借在上海影坛的地位,胡底可以轻松出入国民党高官举办的酒会,以此获得了不少政界大佬的信任。就这样,被中央特科安排到“台前”的胡底,为党组织获取了大量一手情报。

1929年冬季的一天,正在片场拍戏的胡底,见到了时任上海沪中区宣传委员的李克农。李克农是胡底的老乡,他在中共革命阵营的大名,胡底早有耳闻。共同的革命理想,让两人很快熟络了起来。就这样,三个担负相同使命的红色特工聚到了一起,成为了日后令国民党闻风丧胆的“龙潭三杰”。



此时的钱壮飞在上海电讯管理处工作,这里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不久前,钱壮飞的顶头上司、管理处处长徐恩曾高升为国民党中组部党务调查科长,要去南京履职。临上任前,徐恩曾想物色个得力手下一起过去,他第一个就想到了电讯处秘书钱壮飞。在南京,陈立夫、徐恩曾打算筹建一个秘密指挥机关——党务调查科,统一指挥全国特务行动。这件事的具体执行,落到了担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头上。很快,钱壮飞便将胡底拉进了南京的党务调查科。胡底又推荐自己的安徽老乡李克农打入国民政府上海电讯处,担任广播新闻编辑。

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彼此之间勾心斗角、纷争不断。所以党务调查科的任务非常繁重:一方面,要建立秘密机关,侦察共产党和反蒋派系的情报;另一方面,要建立秘密电台,指挥全国特务机构和数十万特工。奉徐恩曾的命令,胡底、钱壮飞等人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设立了“长江通讯社”,钱壮飞为社长、胡底为编辑。可令徐恩曾没有想到的是,新成立的这个特务指挥机构却成为了中共秘密情报机关。



期间,徐恩曾调任浙江省政府建设厅长,去杭州赴任时将胡底带在了身边。在杭州的时候,胡底的父亲带着老家的未婚妻找上了门,要两人赶紧完婚,别耽误了人家女孩。但胡底心里很清楚,自己的特工身份一旦暴露必然会连累女孩。于是,他找了个借口,说自己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家庭,把这事推了回去。令人感慨的是,直到他在长征时遇害那一刻,他仍是孑然一身。

1930年冬天,胡底调任到天津的“长城通讯社”,担任社长一职。长城通讯社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天津的最高情报机构,凭借着处事圆滑,长袖善舞,胡底很快便在天津站稳了脚跟。就这样,胡底掌握了国民党天津最高情报机关,钱壮飞掌握了南京情报机关,李克农则潜伏在上海情报机关。此时的龙潭三杰,就如同三把钢刃一般插在了国民党的心脏上。每次有天津和南京方面的机密情报时,胡底都会和钱壮飞两人以密码的形式发给在上海的李克农,再由李克农转交给党中央。

1930年初,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冲突,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爆发了军阀混战,双方打得难解难分,谁也奈何不了谁。这时候,战争的胜负便取决于手握30万东北军的张学良。因此,获取张学良的情报就显得极为重要。钱壮飞主动向徐恩曾请缨,叫上在天津的胡底,一同前往沈阳。表面上是为国民党打探情报,可实际上真实情报都转交给了在上海的中共党中央。

1930年底到1931年初,刚结束中原大战的蒋介石调转枪头,对中共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陈立夫将作战方案和兵力部署情况交给了徐恩曾。从徐恩曾那里探听到情报后,胡底和钱壮飞等人又及时将它报告给党中央,为粉碎蒋介石的“围剿”立下大功。

1931年4月,共产党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很快叛变。顾顺章是掌握中央特科核心机密的中共领导人,一旦叛变整个地下党组织便陷入极度危险当中。一收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李克农就给身处天津的胡底发去了密电:“胡底,克潮病笃”。克是指李克农,潮是指钱壮飞,因为他还有个名字叫钱潮。病笃的意思是情况不好,抓紧撤离,收到密电的胡底连夜离开天津。

1931年8月的一天,在上海一处行人稀少的街道上,一个戴着墨镜、留着络腮胡子的行人匆匆而过。此人正是乔装打扮的胡底,原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离开天津的他又悄悄回到了上海。在上海的隐藏点,胡底还看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李克农和钱壮飞,隐蔽战线上的三杰再次走到了一起。为了保护胡底等人的安全,1931年底,周恩来利用各种渠道将他们安全转移到了中央苏区根据地——江西瑞金。在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胡底被任命为政治保卫局执行部科长,同时负责文化宣传工作。



1931年底,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多人在共产党员、参谋长赵博生的领导下起义,宣布加入红军。但这支部队毕竟是国民党出身,需要将党的思想政策向他们宣贯。党中央决定组建宣传队,多才多艺的胡底是当仁不让的主力。到达26路军军部后,胡底不负所望,编排了一出戏,名字就叫做《为谁牺牲》,极大推动了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26路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顺利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1934年,红军踏上长征,胡底担任侦查科长,负责收集情报,保证大部队安全,第二年,部队行军云南,胡底带领战士去寻找情报,凭借着自己优秀的才能,抓获了国民党,知晓情报,缴获国民党很多物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云南地图,他将这些重要物资都送到周总理手中,为党组织逃出敌人的包围圈做出巨大贡献。



1935年,胡底被分配到左路军,张国焘是领导,他仗着自己人多武器多不听党中央的安排,拒绝北上。胡底对他说过讽刺他的俏皮话,他怀恨在心。就将莫须有的罪名“日军奸细”安在胡底身上,摘下胡底的职位,还克扣口粮。他经常挨饿受辱,这年九月,他已被折磨得走不动路了,张国焘听说他的情况,无情地下令部下把他处理掉。在当天夜里,胡底被几个冷酷的”红军战士“套索活活勒死埋在了荒野河沟边。就此,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一代传奇就此陨灭。胡底的工作,曾受周恩来的高度评价,称赞: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为我党我军革命初期白区情报战线上的“三杰”。而胡底是“三杰”中年龄最小的“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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