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八的清晨，我站在广州南站广场上望着鳞次栉比的玻璃幕墙，背包里还装着母亲硬塞的腊肠。这是我在异乡度过的第三个春节，而十年前那个背着棉被挤绿皮车的少年，仿佛正从站台反光的玻璃里朝我微笑12。
记得1995年开往广州的火车总是塞满编织袋，民工们像沙丁鱼般蜷缩在过道。汗味混着劣质香烟的气息在车厢里发酵，有人将编织袋垒成临时座椅，有人把搪瓷缸子卡在行李架上接热水。我始终记得邻座老张把最后半块烧饼分给我的模样，他布满老茧的手掌在寒风中裂开细小的血口25。当我们穿越湘粤交界的隧道时，整列车厢突然陷入黑暗，不知是谁的川音在喊：“过了这个洞，就是新天地！”
在制衣厂的第一年，我总在午夜被缝纫机的轰鸣惊醒。流水线上堆着永远缝不完的衬衫领口，手指被缝纫针扎出的血珠浸透布料。有次组长发现我偷偷在工服口袋藏了半截粉笔，却不知我是在休息时对着包装箱练字——那些歪歪扭扭的“广州”“家乡”在纸箱上开成春天的蒲公英47。
如今的工友们总爱在微信群里晒返乡高铁票，我却时常怀念绿皮车摇晃的节奏。当年蜷缩在车厢连接处的打工者，有的在城中村开了肠粉店，有的把孩子送进了大学。每当新员工抱怨流水线枯燥，我总指着窗外说：“看那些玻璃幕墙，二十年前这里还长着木棉花呢。”28
深夜下班时，我会特意绕到南站西广场。月光把自动扶梯照得如同银河，那些拖着行李箱的年轻面孔，让我想起自己初来时对着火车站钟楼许愿的模样。背包里的腊肠早已不是充饥的干粮，而是连接着故乡与异乡的脐带，在钢筋森林里滋养着永远倔强生长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