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网络时代，为了流量、私利，可以不用刀枪，光靠键盘。就像董明珠代表说的，跟风炒作，恶意散布谣言攻击别人，把网络环境搅得乌烟瘴气，对社会、对企业发展都造成了极大破坏。
两会之际，我们来谈谈如何将反网暴落实到立法层面？哪些才是网暴的关键痛点？如何解决治理难题？
此前，我代理的一起刘学州被网暴致死案，对网络暴力的影响深有感触。15岁寻亲少年刘学州，与亲生父母产生矛盾后，又遭网友围攻：“炒作要房”“心机婊”。最终，他在三亚海边服药自杀，遗书里写满对网暴的绝望。而类似的悲剧并非个例，“粉发女孩”郑灵华同样因为网络暴力，最终也选择轻生。
桩桩件件，键盘侠的“杀人不见血，网暴究竟该怎么追责？
按照我国《刑法》，涉及网暴的主要罪名是侮辱罪和诽谤罪。其中，诽谤罪的入罪标准是“情节严重”，比如转发量、浏览量达到一定程度，或给被害人造成严重后果，最高可判三年。定罪方面，很多法官倾向于认为“自杀是个人选择”，因此即便网暴受害者自杀，施暴者也会因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而不需要承担刑责。
但我认为，这种因果关系的判断方式，未必适用于网暴致人自杀的情况。网络暴力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像现实中的肢体暴力那样“看得见摸得着”，但它的伤害往往更隐蔽、更持久、更难以逃脱。它是持续性的、群体性的、渗透性的，一点点侵蚀受害者的心理防线。以刘学州案为例，我在调查中发现，仅我们收集到的，他生前收到的“网暴”私信多达2000多条，内容之恶毒，令人触目惊心。
更何况，研究早已证实，网络暴力与自杀意念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长期被骚扰、侮辱、诋毁的人，患抑郁症的概率大幅上升，而自杀往往是抑郁症的极端后果。数据显示，经历过网暴的人，自杀未遂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两倍。换句话说，网暴受害者的心理防线，本来就被一层层摧毁了，而施暴者的一句恶毒言论，可能就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既然如此，网暴施暴者真的能全身而退、毫无责任吗？现实却是，进入刑事诉讼的网暴案件少之又少。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进入公诉程序的网络暴力案件仅32件，判决有罪人数85人。相较于全国10.92亿网民的庞大基数，这个数字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是九牛一毛。
那么，网暴治理在法律上到底卡在哪儿了？
首先，当前法律对网络暴力的规制是“东拼西凑”的，散见于《民法典》《刑法》等法律和司法解释之中，缺乏系统性。
其次，刑事入罪门槛高，侮辱罪、诽谤罪的适用范围有限，网暴行为往往难以触及入罪标准。而即便只是民事诉讼，受害者面临的“维权成本高、损害赔偿低” 在网络侵权案中普遍存在 。很多时候，受害者为了维权，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去收集证据、聘请律师、进行公证等。可最终获得的赔偿，可能仅仅只是杯水车薪。比如一些案件中，受害者投入数万元甚至更多的维权成本，法院却仅支持几千元的赔偿，与受害者付出的成本不成正比。除此之外，维权过程往往耗时长、见效慢，致使很多人无奈选择放弃。
因此，我认为，在尚未形成系统立法之前，刑事上应该考虑增设“网络暴力罪”这一罪名，明确其入罪标准，降低追责门槛与成本。民事上目前低赔偿标准纵容了网络暴力，应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最低标准，只要侵权行为存在，受害人即可获得抚慰性赔偿，若能证明更高损失则按实际赔偿。
刑法学家乔尔·范伯格曾提出，国家有权根据“损害原则”，禁止那些对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换句话说，预防“前犯罪”行为对他人造成实质性伤害，永远都是法律强制的适当理由。因此反网暴最终还是要出台一部全面系统的《反网络暴力法》。国外在这方面的立法已经走在前面。加拿大已经出台了专门的《反网络暴力法》，美国52个州中，有22个州将网络暴力列入刑法，最高可判十几年。法国规定，精神欺凌行为最高可判1年监禁并罚款1.5万欧元，而韩国的相关法律更严格，最高可判7年徒刑。相比之下，我们的法律对网络暴力的打击力度，显然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总而言之，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暴更不能逍遥法外。要真正遏制网络暴力，光靠道德谴责是不够的，需要让施暴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否则，我们只能一边惋惜着那些逝去的生命，一边等待下一个悲剧的发生。
我是周兆成，做一名专业且有温度的律师，我们下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