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幻世界还只是停留在镭射枪、机器人、宇宙飞船之时,厄休拉·勒古恩出现了,她的存在强悍地改变了原来的科幻小说的范式,也改变了一百多年里科幻小说是男性专有领地的现实,她将科幻小说引入了之前从未真正涉及的领域,她关注人和人类社会的去向,为硬科幻注入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拓宽了科幻小说的边界。

厄休拉·勒古恩被《纽约时报》称为“美国当代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家”,她一生获得8次雨果奖、6次星云奖,2014年她获得了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在领奖之后,她对着书商、评委和业界大佬说:“书籍利润的刺激往往与艺术的目标相冲突,我们活在资本主义中,它的权力看似不可逃离......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美国文学被出卖。”

厄休拉说自己可不会说什么他们期望的一个老太太会说的话,她无所顾忌地发言,很多人也因此给她贴上“高知悍妇”的标签。

在《厄休拉·K·勒古恩的世界》纪录片里,厄休拉在拉德克利夫学院的朋友说她“有一种率直的口锋,能让人们觉得非常振奋人心,这在那样的环境里并不常见,她甚至可能有点吓人,因为她有一个锋利而敏锐的心智,而且她对关心的事情有着强烈的感情。”

这就是厄休拉,一个极具勇气,毫不退缩的知识分子,她会不断触及大家不敢言说的话题,为其他作家的艺术自由发声,反对压制公共话语的政府制度,作家狄奥多拉·高斯评价她“是人类精神的代言人”。

她会说:“艺术不是赛马,文学不是奥运。”

她评价欧内斯特·海明威:“他明明才华横溢,不伪装也能大获成功,却还是喜欢装腔作势。”

她批评社会对女性主义的态度:“在大多数女性主义者还没找到火柴时,两性中惊慌失措的厌女者就在哀号房子要被烧毁了。”

她写伍尔夫勉强逃脱了死后被人从文学经典中删除,但是仍然被人败坏名誉、贬损人格:“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局限性和神经质至少同伍尔夫一样显著,但普鲁斯特不仅需要一个独立的房间,还得是软木贴面的房间,人们将此视为他是天才的证明,而伍尔夫听到鸟儿用希腊语歌唱则只能表明她是个病态的女人。”

她写男作家将文学视为锦标赛,追求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而“伟大”和文学都被认为是男性的领域。“无论竞争具备怎样的优点,女性仍然深受社会规训,对于宣称自己的伟大超越男性慎之又慎……文学恰是诸多男性理所当然视为己有的领域。”



在厄休拉·勒古恩开始写作时,当时的美国市场上全都是刻板十足的科幻小说,主流文学界认为其毫无价值。而当时文学界最受追捧的作家是海明威,是有男子气概、现实主义的作品。

但科幻小说里总是有一些“跑调”的东西,而厄休拉·勒古恩的科幻小说更是和那些硬科幻不同,她关注更本质的、思想的、情感的东西,所以无论从哪种层面来讲,她的写作都是很不被市场看好的。


这让厄休拉·勒古恩不断遭遇退稿:“你写的很好,但是很少有美国读者会对这些感兴趣”。她几乎有些绝望了,“我在做什么?我在骗自己吗?”她只能偶尔在特别特别小的杂志上发表一首诗。

但厄休拉·勒古恩一直都知道自己的价值。她知道自己的作品不是二流作品,她知道自己的写作具有文学上的价值,她写的不是墨守成规的东西,而是极具反叛精神,她在照顾三个小孩的同时坚持写作,直到作品逐渐可以出版。

1969年厄休拉写出了《黑暗的左手》,因其对两性问题的全新思考、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的文学成就,被公认为“划时代的伟大作品”,这本书同时获得了雨果奖和星云奖这两大世界科幻奖。


《黑暗的左手》

当时的很多科幻作者只关心物理、天文、化学等科学技术,但厄休拉从社会科学和人类学里获得了很多灵感,“当我创造另一个星球、另一个世界的时候会在上面构建一个社会,我想要强调我所构建社会的复杂性,而不是仅仅说这是个大帝国就完了。”

《黑暗的左手》的书写起源于一个好奇——“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厄休拉不满于生活和社会中对性别的定义。

她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创造了一个“冬星”,这个星球上的格森人雌雄同体,只有在进入克慕期才会有性欲,并会随机成为女性,或者是男性,他们无从知晓自己的性别,也无法选择,没有偏好,短暂的克慕期结束后,性别又消失了,一个格森人在一生中既可能是母亲也可能是父亲。厄休拉很喜欢自己在书中写下的一个句子:“国王(king)怀孕了。”

厄休拉颠覆惯有的思维方式,在文字世界进行思想和想象力的实验:消除性别之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冬星上,一样会有权力斗争和冲突,但是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国家在民主和权威,分权和集中制度里摇摆。这个世界没有剥削,格森人不会蹂躏他们的世界。他们有发达的科技但是发展很缓慢,他们没有迅速发展进步的神话。

最为鲜明的是没有性别。“这里的所有人都不会有其他地方女性可能遭受的心理或身体上的束缚;这里的人也就不能享受到其他地方男性所有的那种自由。”人类思维中普遍存在的二元论倾向被弱化、转变,没有强势与弱势、保护与被保护、支配与顺从、占有与被占有、主动与被动之分。

小说的叙述视角是金利(Genly),这个来自地球的男性深陷二元论的性别思维,总是要把对方视为男人或女人,并在对方表现出所谓“女性特质”时表现出轻视。格森人也会将金利视作是“性变态”,因为他拥有固定性别,随时都在克慕期。


在地球,性别决定着几乎所有的一切,一个人的衣着、自我期望、行为、世界观、道德观、生活方式,但是在冬星,这种性别归类是毫无意义的,地球上关于性的所有社会交往模式在这里都不存在,格森人没有性别角色,不符合期望的固有模式。

直到和冬星上的人深入交往之后,金利意识到无法通过性别去定义对方。“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男人想要别人认为自己阳刚有力,一个女人想要别人欣赏自己柔弱温婉的女性气质,不管这种认可同欣赏表现得多么间接、多么微妙。而在冬星,这两样都不会有。”

在冬星,“尊重一个人、评价一个人,都只是将他看作是一个纯粹的人。”这对于金利来说是从未体验过的。


这种设定让《黑暗的左手》显示出截然不同的气质。《城与城》作者柴纳·米耶维说:“如今人们对性别质疑和性别流动的兴趣大了很多,对一个年轻读者认识这点可能有些困难:当年她是多么非凡和强大才做到这一切。”

但在那个年代,厄休拉同样也有自己的局限,当时的科幻小说只有男性主角,女性人物都是次要、边缘的,厄休拉的早期作品也是这样。即使是在最具有女性意识的小说《黑暗的左手》里,当格森人还没转变成某种具体的性别时,厄休拉一直都使用男性代词“他”(He/him/his)来指称所有人,这也被一些女性主义者批评。

厄休拉对此绝对地坦诚,她一直都不回避外界的批评:“地海系列作为女性主义文学来说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我自己所接受的典范教育与文化熏陶,我无法深入地想象出一个女性巫师。或许我最终能学会,但当我写这几本书时就是做不到。我多么希望自己当时能做到这一点。”

她诚恳地审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在做的是假装像男人一样思考。现在我必须思考,我为什么几乎完全把男性放在这几本书的中心?而女性则要么是处于边缘的,要么就在某些方面依赖男性。”

美国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兴起时,厄休拉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没有像一个女权主义者一样行动,因为她认为自己无法和婚姻、男人、母亲的身份撇清关系,这也让她一度对女权运动有些警惕,但她当然会受到影响,她也一直都在用书写和行动去实践女性主义,她会读女性作品,思考性别的特权,重新思考写作。


后来厄休拉写出了《地海孤儿》,她转变了视角,不再从强势者的视角看地海,而是从弱势者的视角看地海,于是地海系列开始有了更多女性巫师的故事,有了第一位站出来挑战柔克岛男性传统的女巫。地海逐渐显示出了另一种面貌。

厄休拉在成长,她创造的这个世界也同样在变化,男性角色失去力量,显出脆弱,女性角色自我发现,很多老读者特别是男性对此不适应,把这看作是女权主义的声明,是背叛,但厄休拉说,如果她没有转变成女性的视角去写,她可能早就停止了写作。

编辑:Tristan

撰文:周取

设计:晓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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