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是，“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怀着坚定的抗日决心，组织了多次抵抗，如锦州抗战、江桥抗战、榆关抗战、热河抗战，大力资助抗日义勇军，他并非“不抵抗将军”。
“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9月23日，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及辽宁省政府行署，任命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省主席，锦州军政权就此建立。
10月初，大汉奸凌印清向辽西进发，熊飞奉张学良之命率两个公安骑兵总队前去剿办。在“老北风”、“老梯子”等人的协助下，于10月底全部剪除了这股匪军。事后，张学良奖赏有功人员现洋五万元。
10月8日，张学良电令黑河警备司令、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任全省军队总指挥，随后又电令马占山任黑省代理主席。
日军出动两个步兵联队向嫩江桥发起进攻，东北军将士以低劣陈旧的武器与数万日伪军展开激战。
马占山亲临前线率部冲杀，打得日军第十六浜本联队几乎全军覆灭，高波骑兵队也死伤殆尽，此役歼敌867人。
日军恼羞成怒，急调第二师团主力进行反扑，中日双方展开激烈肉搏战。马部在弹尽粮绝之后，被迫撤退。
不久，马占山在海伦组织临时省政府，张学良拨款50万元接济马占山，作整军建军的费用。 张学良支持的辽、吉、黑三省抗日政权，成了东北地方部队对日作战的指挥中心，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1年11月，日军进犯锦州，张学良命令荣臻率五旅兵力，沿大凌河两岸构筑阵地，英勇抗抗。张学良计划把关内的两个军开往关外，当他把这一决战计划转请蒋介石时，却遭阻止。张学良七次电告南京政府求援，“我军奋战应敌，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死伤蔽野。”
但南京政府却采取敷衍态度，对张学良的要求，虽有四次复电，但始终未见援助一兵一卒，未拨一枪一弹，致使锦州于1932年1月3日为日军占领。
在东北沦陷初期，东北军余郎和各地民众白发地组成了多支抗日爱国武装，对此，张学良均给予大力支持。在辽东，有邓铁梅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兵力约四千余人。1921年12月，邓铁梅亲串大刀队500人进攻凤凰械，缴获敌迫击炮、轻机枪及步枪300余件。至1932年，邓部发展到3万余人。1932年初，邓部属下的李海山部六百余人，被围于沙金沟老平顶，同敌死拼六昼夜，全部壮烈牺牲。邓本人一再拒绝敌人的招抚和诱降，被劫持后惨遭杀害。
在辽西，黄显声率部分警察和公安队组成辽西义勇军，展开了对敌斗争。1932年1月，关东军第八师团骑兵联队长古贺中佐率200余骑兵进犯辽西，被诱入包围圈，遭义勇军全歼，古贺中佐在乱军中毙命。
另外，唐聚五组织各县警察大队、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等成立了“辽西自卫军”，与日伪军周旋于凶山恶水之间。
在吉东，东北军营长王德森吸收延边一带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人员，组成了“国民救国军”，兵力发展到数万人。
1932年3月，日田野少将率领近万人追击“国民救国军”。“救国军”诱敌深入，在南湖大摆日袋阵，四面夹击，一举歼敌千余，缴获三八式步枪上千支。“国民救国军”由此声名大振。
东北军将领李杜、冯占海、丁超率部成立了“吉林自卫军”，并接受了辽、吉、黑民众后援会所授予的“东北义勇军第六军团”的称号，展开抗日武装斗争。1932年1月31日，自卫军与进犯哈尔滨的日军多门第二师团、第三旅团在双城展开激战。他们从三面发起突袭，日军伤亡惨重，自卫军取得了继嫩江桥保卫战后的又一胜利。
6月，自卫军兵分两路袭击哈尔滨，日伪军闻风而逃，自卫军顺利进抵香坊。日军广濑师团和伪军几个旅在几十辆装甲车和二十多架飞机掩护下猛攻自卫军，自卫军人人奋勇，血战数小时，打退了日伪军数次进攻，并乘胜追击，截获敌装甲车数辆。香坊之战打击了日伪军的骄横气焰。
从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初,张学良支持的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总数最高发展到40余万人,他们袭击火车、兵站、机场,使日伪“自奉天事变发生后，我军对安奉附近暴徒中心地之讨伐不下六十二回之多,结果收效甚微。”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这样哀叹道。
1931年末,张学良通过北平行营支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万四千元，发行爱国奖券又使“救国会”每月得到固定收入二万元左右。张学良还利用“救国会”名义拨出很多枪械、弹药、被服和现款，转发给义勇军，并不断地用白绸条写成秘密手谕，命令关外旧部与救国会合作。
1933年2月21日，热河战役爆发。东北军抵抗失利。3月4日，省会承德失守，热河全境沦陷。此后，张学良辞去本兼各职，代蒋受过下野出国。三年后同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蒋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