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30万人，一年让日军伤亡3万，东北抗日高潮如何被日本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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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通过长城作战，其占领地更为扩大，以其满蒙政策所圈定的地域为中心，包括了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大部及长城一线。

日军在占领地区的统治方针，同其世界战略有着紧密的联系。

1、对东北的反游击作战

1933年，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由石原莞尔起草的《由军事上看皇国之国策》，强调：“满洲国之成立为中日亲善、亚细亚团结之基础。”

同时炮制《皇国国防计划纲要》，强调要以“日满华之国为基本范围实行自给经济”，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日军对外战争政策得到强化，参谋本部提出的《国防国策大纲》草案，其中第一条强调：

“一、皇国在经济方面的要求，期待于中国及南洋之处虽多，但满洲国实为对苏联之军事、政治据点。当前国策之重点在于完成满洲国之建设，俾使苏联放弃远东之攻势。”

对于上述草案，在征求各方面意见时，海军方面曾强调发展海军军备，对上述将发展重点放在满洲地区之建设表示了不同意见，但由于石原莞尔提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要职，陆军对满蒙地区的政策除在实际中加强推行，还在决策中继续得到重视。

1936年6月30日参谋本部提出并得到海军军令部的同意制定了《国防国策大纲》，其中强调：

“一、皇国之国策首先在于确立东亚保护、指导者之地位，为此，必须具备排除白人压迫东亚之实力。二、为对抗苏联及英、美之压迫，充实所需之军备，特别是航空军备，以及在日满及华北范围内完成持久战争之一切准备，至关重要。”

巩固对满蒙地区的统治，是日本当时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

日军占领上述地区，主要是占据交通线和城市，边远的山林乡村大多成为抗日武装的地盘。因此，日军强化其对占领区的统治，首先是进行反游击作战。待塘沽停战协定成立后，6月，关东军即全力专注于在全满洲“恢复治安”，尽力将各兵团“分散配置进行积极的讨伐作战”。

据统计，日军在东北对付民众游击作战次数最多的为1935年、1936年和1937年，而其中取得“讨伐”战果最大，即抗战力量伤亡最多的3年依次为1935、1936、1934年，于此可见，日军在上海方向及长城南北地区作战决定加以中止，原因盖在于集中精力平定东北。东北占领区为日军对外扩张的最重要战略基地，巩固以东北为中心的占领地区殖民统治，是扩大新的对外战争之基础。

日军在东北占领区对付抗战力量的战略战术，为其后来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在更为广阔的占领地区内对付抗日游击力量，提供了重要依据或模式。同时，对占领地区抗战力量残酷镇压，也表明了日军将不惜一切地坚持侵华军事方针，将使战争不断升级。日军在东北的反游击作战是其侵华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2、九一八后活跃在东北的抗日武装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力图保存实力，奉行与南京政府一致的不抵抗政策，拱手让出了东北；而广大爱国官兵和民众则举起义旗，进行武装抗日，具有广阔的民众与社会基础。因此，日军占领东北后进行反游击作战，较攻占东北时受到更为沉重的打击，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

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时期：

第一时期，自1931年9月到1933年初，为义勇军战争时期。

义勇军是东北各地人民自发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它没有统一的组织指挥系统，各部队的名称番号也经常变动。其来源大多出自东北军各部队，或山林、铁路警察，或民间武装会社如红枪会、大刀会，还有相当部分爱国的地主武装、绿林武装等，而首领则多是东北当局旧军政人员。

北部黑龙江省马占山部是义勇军中最著名的一支队伍。成立有黑龙江省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马为黑龙江省主席并兼任总司令，下辖10余路军共约6万余人。黑龙江另一支较大队伍是原任呼伦贝尔警备司令等职的苏炳文部、汇同原省防军炮兵团朴炳珊、卫队团徐宝珍等部于1932年10月1日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苏为总司令，主要活动区域为海拉尔、札兰屯等地。黑省地区还有李海青的“东北民众自卫军”等部。

东、中部吉林省地区的义勇军部队主要是由原吉林省军政官员李杜、丁超、冯占海等人组成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姜荣跃的“吉西抗日军”，田霖的“吉林人民抗日军”等部。

黑、吉两省义勇军经常相互合作，共同攻击日军。1932年马占山与李杜等人协议，联合作战收复哈尔滨。由李杜部进攻哈绥路上日军，李海青部截断南满铁路并进攻长春，马占山则率部进攻哈尔滨。开战后珠河车站一役，由于上万民众协助，红枪会、大刀会赤膊爬上日军装甲车与敌肉搏，歼日军200余人，伪军1000余人，俘伪军500余人，取得胜利。日军遭受沉重打击，急调第十师团防守哈尔滨并采取攻势以主力攻击吉林自卫军大本营依兰，继调第十四师团进攻马占山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亦亲到绥化指挥作战。由于力量对比悬殊，两省义勇军功败垂成。

辽宁省义勇军成立最早，人数亦最多。其中力量最大者有由原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等人的“辽宁抗日义勇军”，后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辽宁各地义勇军相继归其指挥，总部设于北票，兵力最多时达20余万人。他们曾在锦州地区配合东北军阻击日军，歼灭了由日本特务仓冈繁太郎支持的汉奸伪军凌印清部。辽宁各地义勇军部队还有以海城为中心的李纯华“东北义勇军”，以凤城、岫岩一带为中心的邓铁梅、苗可秀“东北民众自卫军”，辽东地区的唐聚五、邓秀岩等人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以及高文彬等人建立的“辽北蒙边专员行署”组建了辽北蒙边义勇军骑兵队，等等。

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高潮的1932年，人数达30万人以上，他们在东北当局退出东北的情况下，凭借少量枪支甚至大刀、长枪等武器，以奇袭、伏击等游击战术自发行动，在东北各地给予了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据不完全统计，在辽、吉两省较大的作战活动，有进攻沈阳11次，进攻长春6次，烧毁了沈阳、哈尔滨两地飞机场，破坏了抚顺日本发电所等。

1932年日军伤亡达3万余人，另有统计记载，直到1933年2月日军尸体运回日本平均每月约50具。日本战史记载，1932年夏“铁路几乎中断，对于南满铁路，有人建议夜间停止运行，沈阳也处于‘兵匪’的威胁之中”。义勇军失败后，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人退入苏联境内，冯占海、黄显声等部转进关内，冯部编为中央陆军第六十三军。其余有的转入人民军、抗日联军等行列，或以其他方式继续进行游击战争。

3、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

第二时期，自1933年9月到1936年2月，约两年半时间，为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发动的人民军时期。中共满洲省委在中央指示下纠正了1932年北方会议的错误，暂停土地革命运动、取消已建立的苏维埃和红军游击队，提出在东北“建立选举民众政权”和组建“民众革命军”口号，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逐渐打开了新的局面。

于1933年9月在原南满游击队基础上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由于作战连续获胜，队伍不断扩大，1934年2月成立江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约5000余人，活动地盘约20余县，同年11月正式建立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还打通了同东满抗日游击队伍的联系。

其后于1935年5月30日以东满抗日游击队为基础编成人民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1935年1月28日以原珠河抗日游击队为基础编成第三军，军长赵尚志，著名烈士赵一曼(女)生前曾兼任该军第二团政委。1934年3月20日在密山地区编成第四军，军长李延禄。1935年2月10日以原绥宁反日同盟军为基础编成第五军，军长周保中。

1936年1月30日以汤原游击总队为基础编成第六军，军长夏云杰。各军人数约1000至6000人不等。

人民军6个军的组建，不同于义勇军时期的抗日部队，他们纲领明确，组织严密，遵守纪律，深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在义勇军抗战转入低潮的情况下，人民军成了东北敌后抗日力量的主力军。

第三时期，由1936年2月到1937年10月，为抗日联军建立时期。为争取更大的发展和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统一指挥和统一编制的抗战部队，经过东北地区人民军各部队将领的酝酿和准备，先后将原人民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第十一军，共约4万余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活动范围约70余县。抗日联军的建立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高潮。

据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说：

“根据我观察，对于能不能预计在短期内把满洲国治安恢复到平静这一问题，很遗憾，我只能说一个否字，日军在东北地区为巩固军事占领，用于对付爱国军民自发性抗战所使用的兵力，远远大于进攻东北地方当局的兵力。自1932年后驻东北兵力总数在四五万人以上，但“计算一下兵力和时间的话，甚至是付出了十倍的努力，仍未能完全达成目的。”

4、日本的集团部落制

日军对付东北地区抗日军民所使用的基本手段，包括政略和战略两方面的内容。扶植傀儡政权实行以华治华，是其致略上首要的手段。为此，日军抬出清朝废帝溥仪作为伪满洲国首领，继而又改称皇帝，以其号令全东北。同时又在各地威逼利诱部分有名望者，委以大小官职，令其为日军的殖民统治服务，完善政治统治机构。

为了牢牢控制民众，日军令伪满政府于1933年12月颁布《暂行保甲法》24条，1934年2月公布《户口调查规程》，1934年3月重新改定《暂行保甲法》，让居民实行十家连坐。1935年7月制定推行保甲制度的3年计划，决定在3年期间分别在50、49、60个县内贯彻推行，最后将在东北全境普及贯彻保甲制度。

游击战争的开展与民众关系甚大，因此日军千方百计切断抗日军队同民众的联系，“集团部落”就是其重要措施之一。所谓集团部落，是以暴力手段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群众举家搬离，迁住由日伪指定的新地区，组成由日伪警察直接控制的大村落，并放火烧掉原住居民房，制造无人区，以隔断抗日部队同民众的联系。

自1934年12月3日正式发布建立集团部落命令后，到1936年底据统计共建立4433个。每个部落一般规定为100~200户，部落周围挖有深沟，沟旁修筑土墙，沟外再拉上铁丝网，四角修有炮楼，安插有警察、特务监视，每部落只有一个出入口，进出须出示居住证明，并强行搜身检查。日伪军警还在部落内组建“自卫团”、“协助会”等伪组织，强迫居民参加。

日军还实施最严格的经济封锁，以切断抗日力量的补给。严格控制集市上的商品物资买卖，特别是布、棉花、食盐、粮食等物品，凡为抗战部队购买上述物品者一律以通匪罪格杀勿论。集团部落居民外出耕作也不准携带较多的粮食或食品，不准远离部落。秋收时严格核查地亩与粮食数量，防止农民暗留粮食接济抗日队伍，等等。东北地区冬季长，气候严寒，野外生存条件差，严酷的经济封锁对抗战力量造成了很大威胁。

5、日苏媾和的影响

排除各国在东北的势力，调整伪满政权的对外关系，也是日本巩固对东北殖民统治的一项重要政略措施。由于英美等国表示了对伪满政权的不承认主义，谴责日本的战争行动，日本退出了国联，拒绝英美等国对伪满的干预。

在东北问题上关系最大的是苏联。苏联在东北所拥有权益仅次于日本，日苏两家多年来既有协商更有争夺。日本攻占东北北部地区之后，日苏双方在中东铁路、边境等方面发生了新的摩擦和冲突。

苏联的基本方针是继续维持其自身利益。起初采取的是“严守中立”政策，苏外交人民委员会于1931年11月20日向日本表示：“苏联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也要维护两国间的现存关系，并将在其所有活动和决定中考虑不违背苏联的利益”，随着日本军事占领的巩固，苏联的态度随之变化。

1932年苏驻日大使以及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主动提出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但上述“友好表示”未能满足日本的扩张胃口，日本反应冷淡。苏继续让步，在中东路运输方面，为日军部队调动提供半价或记账付款等优惠，继而表示可以转让中东路，承认伪满洲国。日本终于发现了苏联的“诚意”，由于看出“苏联没有介入满洲事变的意愿这一判断得到肯定，关东军也就感到放心而专致于事变的处理”。

日本对苏外交所取得的最大收获，是从苏联手中低价购得中东路。两国自1933年6月25日开始谈判，1934年10月达成协议，1935年正式签署。苏联终于无视中国主权，将中东铁路单方面决定以总值1.7亿日元的较低价格转售给伪满洲国，实质承让了伪满傀儡政权。苏联在20年代同中国谈判时，曾以高于日本支付价格数十倍的要价，拒绝了中方购回中东路的正当要求，继以战争手段进攻中国，维持其权益。但在日本军事机器的淫威面前，却如此主动让步，支持了日本的战争行动，对中国无论在战略、外交诸方面，都造成了新的严重困难。

由于苏联主动配合，日本抓住时机在东北改善了孤立和被动的对外关系，控制了包括中东路在内的所有交通线，战略地位改善，有条件更好地推行“点线”战略，在东北的反游击作战因而在1935、1936年间达于高潮。当日军在东北的军事作战及殖民统治等方面理出了头绪之后，日军调头南下，在华北大规模扩张，造成“华北事变”，中日关系再度恶化，向着全面战争事态演变。

6、日本反游击作战的战略

日本将对付抗日游击力量的政略手段看作“治本”，将军事镇压视为“治标”，但军事镇压却是日军最主要最常用的手段，不断制订各种“肃正”、“讨伐”计划，对抗日力量分期分批、按地区突出重点地进行武装征剿。冬季地面冰冻，有利于机械化部队运行，而游击力量的野外生存条件却十分困难，这往往是日本发动大规模镇压作战的时期。

日军对游击力量作战的基本原则是每战集中使用兵力。抗战力量由于民众支持人数众多，但组织分散，形不成拳头力量，在义勇军抗战时期尤其如此。日军每战不惜以牛刀杀鸡方式，集中飞机、坦克和大炮等武器对付义军，从而在每次作战中力争兵员上的最大可能的数量对比，并保证火力上的绝对优势。

日军再一个作战原则是攻势作战，包括临时应战式和有计划的对抗战力量作战。如1932年4月马占山的黑龙江省义勇军联合吉林义勇军李杜、丁超部进攻哈尔滨等地，其中曾有吉林义勇军取得珠河、宾河等地作战胜利，声势十分浩大，日军急调第十师团抵达哈尔滨，以进攻对付义勇军的进攻。日军另一路奔袭吉林军后方根据地依兰，掳掠了义勇军的全部被服、粮秣、武器等辎重。各路义勇军陷入困境，加上内部发生冲突，终于溃败散去。

日军另一个战略原则是，每战突出重点，各个击破。由于义勇军组织上不统一，客观上为日军提供了条件。日军击溃吉林军主力之后，得知马占山部还在庆城一带活动，即派第十四师团主力前往围剿，本庄繁亦亲自前往指挥。马与优势日军周旋月余，终被击溃。10月，苏炳文在海拉尔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日军第十四师团向西继续推进，集中飞机、装甲车、大炮沿铁路进攻，苏炳文经抵抗作战后率残部4000余人退入苏联。

对于分散各地的小股抗战力量，日军则制定详细计划按期进行有重点的征剿。

这种有重点的作战（围剿），保证了日军每次作战尽可能多地集中兵力和火力，保持了优势。

日军还充分利用伪军协同作战，伪军不但弥补了日军的兵员劣势，还在地利与民情方面为日军提供帮助。陆军省1933年9月制定《满洲国陆军指导纲要》，1934年还颁布《募兵法》，对伪军加强整组，到1936年编为6个军管区，兵力达8万人。日军通过设立顾问部指挥伪军，并直接派员担任伪军各级指挥官。

日军的作战部署与兵力配置根据不同时期而有所调整。在伪军与伪警察体系建成之后，1934年正式改分散配置为集中配置，由伪军担任各地的警戒和对付小规模游击作战。日军的集中配备，减少了由于分散配备而遭受袭击的危险；发现大股抗战力量时，再凭借有利的交通机动条件快速进行大规模围剿。在东北地区平原广阔，铁路、公路交通发达的条件下，这也对抗战力量造成了极大威胁。

牢固控制了各交通线与城市、军事要地，即通过控制城市据点和交通线而分割围剿乡村和山林地区的抗日游击力量。这种战法在历史上曾被使用过，如清军为镇压具有高度机动性的捻军骑兵部队，采取“划河圈地”战法，即分割战场为若干易于控制的小块区域而进行堵剿。这种战法的实质是以“点线”对抗“面”。

这是日军在东北，其后又在华北等关内地区广泛使用的战术。

控制交通，保持机动，是点线战略的先决条件。日本以低廉价格从苏联手中购得中东铁路，这就完全控制了东北地区的交通干线，同时又大量投资建设新线路。

1933年日本修建的主要线路有图们——牡丹江、口北营子——凌源、北安——二站，1934年有牡丹江——佳木斯、凌源——承德、叶柏寿——赤峰、二站——黑河、新京——大赉、大赉——洮安、怀远——索伦、林口——密山，1935年新立屯——新邱，等等。

到1945年战败时，日本在东北地区共建铁路5300公里，满铁经营铁路总长度11479.1公里。这些铁路有的是在对苏战备的名义下修建的，它们对于日本对付东北地区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更发生了直接的作用。抗战力量本来在火力装备等方面处于完全劣势，长处是熟悉地形、有民众支持。战术上多避实击虚、打了就跑。这些长处和战法由于日军加强“点线”分割战场，活动范围和隐蔽程度都受到极大限制，逐渐陷入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