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健 |《稀见历代四书文献丛编》序言

《稀见历代四书文献丛编》序言

文 | 周春健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思想史上的“四書”是一個特定稱謂，所指爲《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部典籍，是儒學發展後期最有代表性的經典系統。所謂“四書學”，則指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部典籍及其注疏爲研究對象的一門學術體系。這一體系，以視四部書爲一有機整體，認定“四書”間有着特定次序和關聯爲學術前提。四書學是朱子學的核心，是以朱子爲代表的理學家通過對“四書”進行創造性詮釋而形成的新的思想系統，也是理學發生發展的基礎。對於中國後期古典社會而言，四書學無論在思想領域、政治領域，還是在教育科舉領域、社會生活領域，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值得深入研究。

一

通觀現當代的四書學研究，在如下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一、關於四書學最重要之經典著作《四書集注》及奠基人物朱子四書學的研究，成果集中且不斷走向深入。既有文獻學角度的梳理考辨，又有詮釋方法、詮釋特點的總結提煉；既有對《四書集注》的整體研究，又有針對朱子“四書”單經章句集注之分别研究。宋代四書學産生之後，由《四書集注》派生的諸多四書學著述及相關學派學者的研究，也成爲學界傾力的一個重點。

二、在“四書”詮釋學研究方面，海内外學者從哲學角度對“四書”及《四書集注》的詮釋方法有所提煉，某些觀點還能給人以深刻啓示，比如有學者指出從“四書”到“四書系統”演變過程中，“四書”論説結構發生的變化（陳少明）；又有學者認爲朱子詮釋學存在“跨文本詮釋”和“融貫性詮釋”的分别（劉笑敢）等等。

三、世紀之交，往往是總結學術史的關鍵時期，四書學通史及斷代史不斷問世，表明學界對四書學學術史的重視。相關成果基本涵蓋宋元明清各個時代，某些時期甚至不止一部。在四書學史研究過程中，一方面某些過去被輕略的時期得到了應有的重視（如遼金元時期），一方面也提出了某些較爲新穎的學術觀點（如關於元代朱陸和會的討論）。學者還重視唐宋之際從“五經”向“四書”轉换過程中思想觀念的轉變，這是四書學發展過程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四、四書學研究角度逐漸豐富多樣。比如“四書”向東亞及歐洲的譯介及影響，以及四書學與佛道二教的相互影響，皆納入學者的研究視野，這對於深入理解四書學作爲一門思想體系的形成及特點，具有重要意義。文獻學建設對於四書學研究來講十分重要，是深入開展四書學理論研究的重要基礎。臺灣學者有《四書學考》（一九七四）、《四書總義著述考》（鼎文書局，二〇〇三）、《論語著述考》（臺灣編譯館，二〇〇三）等，大陸學者則有《朱熹佚文輯考》（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朱子書信編年考證》（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一一）、《朱熹年譜長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四）等著作。《歷代四書序跋題記資料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〇），收録宋元時期所有四書學著述之序跋題記，是一部重要的四書學專題著作。此外，“編年類”著述也是四書學文獻建設的重要體式，先有《宋元明清四書學編年》（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二〇一二），又有《中國經學學術編年》系列（鳳凰出版社，二〇一五）等，皆在很大程度上推進着四書學研究的深入發展。

二

自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頒布詔書恢復科舉，規定無論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考試科目先試“四書”，後試“五經”，且“四書”之文本依據，即爲朱氏“章句集注”，四書學因與國家制度實現有效鏈接而獲得更爲廣泛的傳播，四書學著述也因此層出不窮。據統計，僅有元一代，即有四書學著述二百七十餘種，科舉鼎盛的明清兩代更是難以計數。

從學術研究角度講，宋元明清時期對“四書”及《四書集注》的集編、箋疏、訂補、增釋、校注等成果，毫無疑問是四書學研究最爲基礎的文本。目前，儘管有《四庫全書》《叢書集成》乃至《儒藏》等大型叢書可以利用，查檢相關文獻，但依然有諸多富有學術價值的四書學著述未能寓目，或者即便有著述已面世，版本亦非最佳。因此，一部學術價值大、版本稀見的大型四書文獻的彙編，便顯得尤爲必要。

鑒於此，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决意編纂一部富於内容價值與版本特色的四書文獻大型叢書，題名曰《稀見歷代四書文獻叢編》（以下簡稱《叢編》）。其中，宋人著述三種、元人著述三種、明人著述四種、清人著述二十六種。此於學界而言，無疑爲一大幸事！

《叢編》收録稀見宋元明清四書文獻三十六種。各文獻之排列，大致以成書時間先後爲序。

三

在我看來，《叢編》至少有如下三個方面的優勢與特色：

第一，稀見性。一方面，版本的稀見性。《叢編》所選諸書，大多數在三家館藏以下，是名副其實的稀見“珍本”；而像元刻本《四書集成□□卷》（宋吴真子撰）、明鈔本《融堂四書管見十三卷》（宋錢時撰）、明刻本《四書私存三十八卷》（明季本撰）、明萬卷堂刻朱墨藍套印本《四朋居硃訂四書聖賢心訣十九卷四書字畫辨疑一卷四書句辨一卷》（明周文德撰）、清鈔本《四書集説□□卷》（清徐養元著）、清初鈔本《貞固齋書義四卷》（清傅以漸撰）、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思貽堂四書説》（清鄧肇丙撰）等等，則皆僅國家圖書館一家所藏。另一方面，文獻的稀見性。《叢編》的收書原則，儘可能不收大型叢書已收之書，即便書目偶有重複，版本也多所不同，這便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了《叢編》的文獻價值，這也爲四書學研究提供了諸多新見文獻。

第二，學術性。《叢編》在遴選書目時，以學術性爲重要前提，所選諸書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皆可以補已見叢書之不足，且在四書學史上皆占有一定學術地位，其中亦不乏名家名作。比如宋吴真子《四書集成》是四書學“集編體”重要代表作，元代《四書發明》《四書通》《四書輯釋》乃至明代《四書大全》，皆本於此書；明人季本屬陽明後學中經學素養極深者，其所著《四書私存》體現了理學、心學與經學的交互關係；清人“以復古爲解放”（梁啓超語），考古以求信，吴國濂《四書質疑》、徐天璋《四書集注箋疑》等著述，既體現出四書學史上的清代考據學特色，又體現出清人治學義理、考據、辭章兼具之特點；臧廷鑑《四書考彙删》、謝濟世《四書經學考》等著述，則體現出四書學所受五經學之影響，這也是四書學研究中的重要方向。至於宋人錢時之《融堂四書管見》，四庫館臣曾指出此“四書”非彼“四書”（所收四書爲《論語》《孝經》《大學》《中庸》），故列入“五經總義類”。然明人楊士奇《文淵閣書目》、清初黄虞稷《千頃堂書目》等皆入“四書類”，且論及《論語》《大學》《中庸》三書，明顯受宋代四書學影響，《孝經》纔一卷，故今亦作爲四書學著述收録，所用版本爲國家圖書館藏明鈔本，極爲精美。此外，就四書文獻而言，有一種情况較爲特殊，那就是隨着“四書”進入科舉而産生了大量高頭講章式的制藝文獻，明清時期尤爲明顯。《叢編》顯然注意到了這一問題，選目時充分考慮到所選典籍的學術品質，即使個别著作内容與科舉有關，立意亦在探求立身行道之旨趣，“原不爲科名設也”（《四書講義萃精·序》）。如此，便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了《叢編》的學術品質。

第三，權威性。其一是來源權威。《叢編》所擇諸書底本，絶大部分來自國家圖書館所藏，其中不乏稀見善本。其二是程序嚴格。《叢編》對收録書目進行嚴格篩選，所收多爲館藏珍稀文獻，并對所收文獻進行逐一查重，大型叢書已收録者，原則上不再收録。其三是製作精良。《叢編》對底本采用高精度彩色掃描，采用灰度印刷技術，序跋、題記、眉批等學術文字一應保留，最大程度上還原底本原貌，爲學者提供了足可徵信的版本依據。

四

二〇二三年初，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張珂卿女史來信，惠賜《稀見歷代四書文獻叢編》設想及書目初稿，要我提出意見，并邀我共同擔任叢書主編，於我而言，是莫大的榮幸！自二〇〇四年讀博并確定以“元代四書學研究”作爲博士論文選題，倏忽已過二十年。二〇〇八年拙著《元代四書學研究》出版以來，又先後發表四書學論文四十餘篇，出版《經史散論：從現代到古典》（中山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宋元明清四書學編年》（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二〇一二）、《經史之間》（巴蜀書社，二〇一八）等幾部以四書學爲主體的專著，《四書時代的經學與社會》一書也在出版計劃當中；同時，本人受邀擔任了三個四書學主題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子課題負責人，分别爲《中國孟學史》（二〇一〇）、《中國四書學史》（二〇一三）、《四書學與中國思想傳統研究》（二〇一五），四書學研究成爲我最主要的治學方向。爲撰寫博士論文，當年在文津街國家圖書館查閲四書類古籍的場景歷歷在目，如今與《叢編》的相遇，注定是美好的學術因緣，爲這套《叢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自然也是義不容辭。在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今天，亦期望能够通過編纂此書，爲中國古典學的建設與振興貢獻應有的力量。

是爲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