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山县县城
1994年10月5日18时左右，巍山县公安局值班室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电话是大仓乡村民字某某从巍山县水泥厂打来的：“我去福庆水库钓鱼时，看到在南山嘴的水面上漂着一直麻包，我出于好奇把麻包扒拉到岸边，感觉麻包里装的东西好像一个死人，你们赶快派人来看看。”
90年代初接警的民警
为了核实案情的真伪，巍山县公安局指示距离福庆水库最近的大仓派出所派出四名干警前往查看——当晚，结果报上来了，字某某反映的情况属实，麻包里面装的是一具男尸。于是，巍山县公安局指示大仓派出所立即将现场保护起来，等候县局派人来勘查。
10月6日8时，巍山县公安局刑警队的侦查、技术人员分乘北京212型吉普车和通工型吉普车各一辆，由分管刑侦的王增寿副局长和刑警队长胡有清带队，赶赴现场——
“通工”警用吉普车
北京212型警用吉普车
现场位于巍山县大仓乡至江桥公路6.5公里右侧、福庆水库南山嘴塘埂下的水中。尸体用两只缝起来的麻袋裹着，外面用麻绳捆了三道，袋口再用尼龙绳捆扎结实，除了一具男尸外，麻袋里还有两块空心水泥砖。
经法医检验，男尸年龄约在25~30岁之间，身高1.65米，全身皮肤呈鸡皮状皱缩苍白，四肢的皮肤呈袖套样，整个尸体呈巨人观状，右侧颅骨有呈凹陷状的骨折，骨片凹陷于脑组织内，脑组织从凹陷部位向外溢出，骨裂以凹陷点为中心向四周放射。
被捞出水的男尸
尸体呈仰躺状，脚下放着一条折好的麻袋和一只塑料袋。死者上身穿着一件蓝色的“腾芳”牌西服，内穿一件米黄色条纹衬衣和一件绿底红、白环形条纹相拼的短袖圆领T恤衫，腰系一根宽4厘米的黄色牛皮腰带，带扣下内侧有拉链，拉链内装着6300元人民币现金（100元票面63张，每20张为一沓一共三沓，另3张单放），刻有“发”和“财”字样的金戒指各一枚。尸体下着一条蓝色西裤，内穿一条前面缝有拉线线色的白色线裤，随身携带的牛仔包内有一张购买金戒指的大理市商业经营公司1994年9月30日开具的发票一张和一张写有数额的信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以证明死者身份的物品。
福庆水库是巍山县最大的水库，周围的村庄虽然距离水库比较近，但平时这里除了一些垂钓者外，很少有外人来。
根据勘查走访以及尸检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起杀人抛尸案，作案目的可能是图财。决定以王增寿副局长为总指挥，胡有清为组长，侦查员舒利光、陈建、崔世亮、马旭茂、王健为组员的专案组，对本案进行专案专办。
老照片 野外勘查的刑警
专案组判断，浮尸现场只可能是第二或者第三现场，从死者胸前衣服上沾有大量的污泥看，第一现场可能在稻田中。
死者身上的63张100元钞票经过检查，其中两张上面分别写着“曾明”和“张希厚”的名字，专案组判断这两个人很可能和死者有关系；从死者的钱包内发现的信笺上的字迹内容看，死者生前可能是包工头或者是毒品贩子；从浮尸情况判断，犯罪分子可能住在距离福庆水库较近的幸福、同兴两个村公所。
根据以上分析，专案组决定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1、以百元钞票票面上的“曾明”和“张希厚”两个名字作为线索，进行查证核实，以名找人，力争查清尸源。
2、以幸福、同兴两个村公所为中心，根据调查向外辐射，直到查清为止。
3、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加强侦控力量，加大特情耳目的使用力度，注意发现外来人员情况并及时收集、反馈。
然而，专案组一连忙活了二十来天，却一无所获，侦办进度不说没有一点进展吧，也只能说一点进展也没有，部分侦查员产生了畏难情绪，专案组士气此时陷入低谷。
专案组及时再度召集案情分析会，会后一致认为，之前对案情的分析和侦查方案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之所以没有收获应该是侦查范围还不够。因此，专案组决定将侦查范围扩大到整个巍山县下属的乡镇——
终于在10月29日，线索终于出现：在马鞍山乡的三鹤村查到了“曾明”其人。经查实，此人经常外出做生意，曾经和庙街镇张官厂村的一位农民合伙做过骡马买卖，目前常住在大仓乡同兴村公所的范家庄。
随即，专案组立即赶往范家庄，在同兴村公所的协助下查明：9月底的时候范家庄村民张建皮将一名外地人领到家中住宿，没几天后就听说了福庆水库浮起了一具尸体。
专案组大喜，立即组织范家庄村民对尸体的照片进行辨认，结果群众一致认定这具尸体就是张建皮在9月底领回家住的那个外地人。
因此，专案组认定张建皮有重大作案嫌疑，但根据勘查结果，专案组认为张建皮还有同伙，所以并没有急于抓捕张建皮，而是对张建皮进行秘密布控，同时派人调查张建皮在9月中旬至9月底的行踪以及社会关系往来的情况。
11月1日，调查结果出来了：张建皮于9月上旬伙同一个叫“阿灿”的男青年与大仓街上的“树勋”外出半个多月，返回的时候有一个外地人跟他们一起回来的，这个外地人就是死者。大仓派出所的同志们怀疑他们在贩毒，但却没掌握实锤的证据。
经查实，张建皮本名张建宗，时年22岁、汉族，大仓乡人；“树勋”本名艾树勋，时年27岁，家住大仓乡大仓街，“阿灿”本名金阿灿，时年21岁，大仓乡人。
11月2日，专案组兵分两路，在交警队、缉毒队和派出所等兄弟单位的大力配合下，将张建宗和艾树勋成功地在各自的家中抓获。
在审讯中，张建宗和艾树勋虽然承认杀人，但不交代具体的杀人的原因。
据他们所说：9月底的时候，来了一个叫姚关的施甸人，他将带来的一些海洛因卖掉后揣着钱来到张建宗家，张建宗见他身上带着钱，就起了歹心，约艾树勋和“阿灿”以坐车为名，将姚关骗到离范家庄不远的一块稻田里用木棒打死后捆上水泥空心砖后套入麻袋抛尸在福庆水库中，三人各分得6万多元的现金——
除此之外，张建宗和艾树勋不愿再作交代，张建宗甚至挑衅性地说：“你们不必再问了，杀人的事实我已经承认了，其他的就没有什么要交代的，要打要杀就快点，杀人偿命我们早就知道！”
“你们为什么要杀人？”亲自出马主审的王增寿副局长喝问道。
张建宗回答：“为了钱，我作为一个大男人，一度时间领着女朋友看电影，电影票都要女朋友买给我，我算什么男子汉？因此我发誓要做电影里的那些大亨，有大把大把的钱花，如果事情败露，也要像那些大亨一样死个轰轰烈烈，反正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没有什么可求的……”
这就是一根筋变成两头堵了，看似张建宗是认罪了，但是背后漏洞百出，随便哪个点都有翻供的空间，这种材料交上去百分之百会被检察院“原件掷回”的。面对僵局，专案组重新拟定预审方案，同时加派人手加紧进行外围调查取证。
两天后的第二次审讯，王增寿点出张建宗、艾树勋和金阿灿在杀死姚关后分赃时曾经发生过矛盾的问题，张建宗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说过，事情败露后我要反口咬‘阿灿’，因为他不死人，凭什么说姚关的钱不足？”
审讯罪犯的刑警
但很快张建宗发现自己说漏了嘴，立刻改口道：“我愿意交代问题，但在交代问题前我要见我女朋友一面。”
王增寿道：“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但交代问题才是你急需要做的事情，也是唯一的出路！”
“我发誓，见了我女朋友后就彻底交代问题！”
经局长批准，专案组让张建宗和他的女友在拘留所见了面。然而，见面后张建宗依然不愿意如实供述杀人的原因。但此时王增寿已经摸透了张建宗的套路，不紧不慢地说：“姚关虽然死了，但姚关的老板可并没有死，而且还派人来过巍山，说是你们从他那里赊了海洛因没给钱，要找你的晦气，找不到你，就找你的女朋友的晦气。”
一听此事，张建宗顿时大惊失色，坐立不安，浑身发抖，冷汗直冒，一连问王增寿要了三回香烟，王增寿也不着急，要烟给烟，并且大方的表示：“你要是愿意抽，我这包烟今天都是你的。”
在第三根烟抽完后，张建宗突然扔掉了烟屁股问道：“我还有出路吗？”
“你大概是没出路了，但你的女朋友的出路就取决于你老实交代不交代了。”王增寿非常坦诚地说道。
“那我还是如实交代吧——”
“1994年9月10日，我和艾树勋、金阿灿三人相约到缅甸干海洛因生意。9月15日跟缅甸红岩街的张老板处赊了9件海洛因（每件重560克），加上张老板给赊给姚关的9件，总共18件共10000多克，然后我们四个结伙徒步带过国境准备一起售卖。我们回到巍山后得知海洛因价格猛涨，姚关就撇开我们三个私自卖掉了9件海洛因，卖了20多万，因此我们对此气得不行，就暗地里商议把姚关这个坏种干掉，把他的钱抢过来！”
“9月30日，当姚关从下关买了金戒指后返回我家时，我们三个就按计划行事。10月1日6时20分，我以乘车的名义把姚关骗出来，跟艾树勋和金阿灿汇合后来到村外稻田的田埂处时趁着四下无人，我们三个就一起动手，把姚关按倒在稻田中用木棒猛击头部当场打死，然后把尸体装入麻袋，运到艾树勋家后的草堆中暂放。接着，我们就把姚关的牛仔包中的20多万元分了。”
“在当晚抛尸之前，我们三个为了找姚关的金戒指和身份证，又重新把麻袋打开，对姚关的尸体进行搜身，又搜出现金2000元和一块‘瓦斯针’手表”后塞进两块空心水泥砖、再将麻袋重新捆好，再由艾树勋驾驶他的微型货车将姚关的尸体运到福庆水库抛尸。”
瑞士‘瓦斯针’手表
此后，张建宗、艾树勋和金阿灿三人又因为分赃不均而大吵了起来，金阿灿指责张建宗和艾树勋多分多占，而张建宗和艾树勋指责金阿灿啥事情没干有什么脸面平分钱，此后就彻底闹翻，相互看成杀父仇人一般——
在张建宗的指认下，专案组来到第一杀人现场，在那里提取到了沾血的木棒以及头发、头皮等物证，经鉴定，现场发现的头发和姚关尸体上的头发可以作同一认定、血型也一致。至此，全案真相大白。最终张建宗、艾树勋和金阿灿皆因抢劫罪，走私、运输、贩卖毒品罪，故意杀人罪合并判处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