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迈可：1937-1938，我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

燕京大学，1937

我和中国的关系开始于1937年，几乎可以说是偶然的。当时，我刚结束了南威尔士第二工业调查所所长助理的工作，正在找另外的工作。事有凑巧，这时燕京大学的社会系主任吴文藻教授，正想做一个按照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的实验。导师制的经费主要来自美国基督教燕京大学资金委员会，该会的资金来自美国的个人或团体的捐款。吴先生来到英格兰，想物色两个人来帮助他开始这一实验。他很快就聘请了已在中国执教的戴德华先生，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人选。第二个人选可就颇费周折了，他向奥勒索学院的校长亚当斯先生（Warden of All Souls，W.A.L. Adams）请教。正好亚当斯先生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他知道我正在物色合适的工作，他建议我去燕京大学，因为我是牛津大学导师制毕业生，对导师制的一切都熟悉，并且因为这是在中国大学初次试办，应该是很有趣的工作。

惭愧的是，当时我对中国没有深切的了解。当然我知道中国处在东亚、它的历史、它被日本一连串的欺压等等，但是对详细地了解中国及中国广大人民来说，我是偏于肤浅的。正因为我知道的关于中国的事情不多，所以我马上就觉得到中国去特别有意思，并且我没有任何偏见的心理包袱，这就便于我更好地去观察和了解中国。我对燕京大学的无知远胜于对中国的无知。后来我知道，在美国，燕京大学是和清华、金陵、复旦等大学一样同享盛名的。在中国虽然战争已经开始，而且燕京大学将来是否能存在下去，似乎也会是个问题，但我还是毫无顾虑地决定从英国绕道美国，而后航行去中国。在美国我可以参考几个已有的实行导师制的大学（如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经验，他们的实验研究，是会有助于我将要在燕京大学进行的导师制工作的，因为燕京大学和中国其他的大学一样，其制度如学科及行政机构的设置等，是取型于美国的大学的。最后，我于1937年12月离开美国去中国，从温哥华坐船到横滨，然后穿过朝鲜和中国东北，抵达那时叫北平的北京。一位成了我的朋友的轮船伴侣是诺尔曼·白求恩医生（Norman Bethune），他现在在加拿大已经成了民族英雄。我们在横滨分手时，没敢期望我俩有再见面的机会，因为我是去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而他是去抗日民主根据地。

古都北平的故宫（1938年冬）

有关导师制的实验是有趣的，学生是从一场竞争性的考试中挑选的，他们似乎乐于这种实验。我们预料，当我们发展到把学生招满的极盛时期时，我们的教师和学生的比率也只会稍高于其他大学。当然，采用美国制的班级里的学生人数，比我们采用的导师制的小班级里的学生人数要多得多，但是，采用导师制的班级的等级和声誉，要求导师们在管理上花更多的时间，导师们要负责使学生的学习成绩够得上优良。造成导师制花钱多的原因是需要受过更高级训练的导师。一位大学讲师可以教一门美国式大学的课程，但一位导师得具备回答学生们提出的一般性的任何一个项目问题的知识和能力。

除此之外，燕京大学从1937年到1941年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当时在敌占区的中国是唯一一个自由自在的大学。燕京大学开始是在1926年由在北京的新教徒的几个小教会学校合并而成，新址在城外五六英里的地方，在去颐和园的路上。学校的大楼是外国的建筑，但有着中国式的屋顶向上卷曲的外表，内部则是欧化的，有各种现代化设备，有漂亮适用的中国家具。校园的正门（西门）被漆成辉煌的红色，走进这个门，迎面便是一座拱形桥，坐落在一条养着许多金鱼的小河上。河水由未名湖流来，又流进荷花塘。这里有来自以前圆明园的雕龙大理石华表。水塔是一个极显眼的标志，被建成东方国家的宝塔式样。校园中央最高处的临湖轩，是校长的住宅。在住宅后面隔一条大路便是未名湖。花园里有垂柳、连翘，还有杏、梅、桃等果树花，一年四季除冬天外，花园里都被鲜花所覆盖。花园的一部分曾是一位满族亲王的别墅。燕京大学，这所在美国纽约州登记的教会大学享有美国的治外法权，这种法权地位受到日本人和中国华北伪政府的尊重。原则上我们用不着去注意由日本人扶持的伪政府颁布的有关教育的规定。而理论上，我们从属于国民政府教育部，他们虽乐于得到占领区里任何大学对他们的权威的承认，但谈不上任何现实的管理。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颁布了一套管理计划，为了要阻止中国非日占区学生的政治行动，规定学生们一周内待在教室里的时间要在30个小时以上。当这些规定传到燕京大学时，我们召开了一个教务会议。每个人都说这个新规定是不能忍受的，所以我们采用了其中一些可以遵守而不致有困难的条文，以保全陈立夫的面子，对其余的条文则不予理睬。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和日本人打交道是很机智的。他在并不重要的枝节问题上是圆通的。为了阻止日本士兵走进大学校园，他张贴用日文写的布告说，这是美国的财产；而当日本人反对时，布告就改用英文、中文和日文。他在重要的问题上立场坚定，他说他无法阻止日本人封闭这所大学，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他宁可关门也决不妥协。例如，日本人要求外国人创办的大学招收日本学生。辅仁大学这所天主教的大学应允了这样做，结果招进的日本学生都是侵华日军的特务，惹了不少麻烦。司徒雷登的反应则是，要通过公平的入学考试，且要让他查实批阅入学考试卷子的教授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正打分的卷子是谁作的。入学考试成绩发表后，正好连一个日本学生也没有被录取。当日本人提出抗议时，他就告诉他们，有五十多名没有被录取的中国学生的成绩，比日本投考人的最好的成绩要好。因为入学考试要求精通中文和英文，考场里很难有中文、英文俱优而可以够格入学的日本投考人。另一个例子是，日本人强迫燕京大学任命一位日本籍的教授。司徒雷登博士回复道，燕京大学是一所具有国际性质的大学，如果能够发现合适的人选，他对任命一位日本籍教授不会有异议。最后，他邀请了陶利教授（Torii）。陶利教授被中国的院校公认为是辽史的真正的专家，在内蒙古，陶利教授和历史系的学生一道工作，花费了很多时间去发掘辽代遗址，并且他拒绝为侵华日军进行特务活动。后来我们听说，1941年12月，当燕京大学被查封时，陶利一家尽了很大努力去帮助他们的中国同事，所以，当战后燕京大学复校时，又邀请陶利教授回去任教。当时在中国，只有法国领事馆才大规模地、成功地运用了像燕京大学那样对付日本人的策略，抵抗日本人的势力。法国政府在中国的实际权力远比美国要小，甚至不及英国，但是他们仍然敢于运用这些权力。日本人明白，如果他们干涉法国的利益，法国将会报复，这就迫使日本人或者改变主张，退回原处，或者使意见分歧逐步升级到采取反对法国的明确的战争行为。直到1940年法国崩溃前，日本人总是选择前者，即改变主张，退回原处。

冀中，1938年复活节

1938年初访问了冀中的美联社驻北平记者霍尔多·汉森先生（Holdore Hanson），报道说，在冀中有一个有趣的组织正在发展。燕京大学的三个年轻的外国教师，包括我自己，决定在复活节假期间去看一看。我新近已经买了一台德国造的蔡司伊康照相机，带了16卷120胶卷，我在中国自始至终就是用的这台相机。这是一笔特别的交易，相机是用由日本人开办的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的货币“元”买的，日本人声称这种“元”值日本的货币一“圆”，而实际上大约只值一“圆”的三分之一。一位白俄瓦尔加索夫先生（Serge Vargasoff）在北平将我的胶卷冲洗出来和印成照片。但是自从1942年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我的胶卷就由军队中的技术人员在临时凑合的没有自来水的原始暗室里冲洗。

林迈可去冀中途中（1938年）

在那时候，外国人穿过日本人占领的区域到中国人管辖的地区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在此次旅行中，我们先乘火车并带上自行车去保定，再从保定骑车到农村去。大概骑了2英里，我们通过了日本人的最后一组哨亭。再向前大约1英里，就到达中国人的第一组哨亭。在一年中的这个时期里，旅行是非常容易的。在华北，从10月到来年6月，天空经常只有很少的云彩，偶然下些雪，不等融化就蒸发了，而春雨，虽然它对农业来说是重要的，却难得下大或持续长时间。有部分旅程我们乘坐卡车。虽然由于尘土太厚，有时骑自行车是困难的，但通常沿着公路的边缘人们仍然能够找到一条坚固的小路。

到游击区的外国访问者被认为是最好的宣传者，因此我们被当作大人物来对待，并被引导着在这一地区周游。我们看见到处都在举行抗日集会和操练新招募来的部队。在那个时候，因为民众对共产党尚有怀疑，所以吕正操将军的部队并不叫作“八路军”，部队穿着带有臂章的卡其布军服，臂章上写着“冀中人民自卫队”。我还记得当地司令官决定外国来访者应该吃外国食物时，我们吃了一顿陌生的早餐。实际的食物是合适的，除了煎鸡蛋和烤馒头，他们也供应啤酒和白兰地酒——半玻璃杯啤酒加满白兰地和半杯白兰地加满啤酒。

我们被邀请参加一次袭击平汉铁路的行动，这使我们能有机会看到，在这个时候，这支军队并不是很得力的。我们随着这支部队行军一天半，到达离铁路线5至10英里的一个村庄，天黑以后，又出发进行一次按理说不是太难的夜行军，预期向东越过一块平坦的平原。然而一阵短暂的带灰沙的暴风雨袭来后，部队的指挥官迷了路——他们不知道如何从北极星去辨别北方在哪边。于是我们在这个夜晚绕了许多圈子，快到天亮时才到达那条铁路。在急速撤回来以前，部队破坏了两三段铁路。

晋察冀，1938年夏天

1938年暑假，我和与我一起进行导师制试验的同事戴德华进行了更长距离的旅行。再次从冀中出发，当我们进入在任丘的吕正操将军的司令部时，我们受到了带有军乐队演奏的欢迎，然后被护送越过平汉铁路，进到设在山西省五台山区的聂荣臻将军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宋劭文主任委员领导下的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经常下雨的季节，我们不得不乘船越过冀中的洪水地区，在山区涉水通过一条条洪水形成的河，这些河水流湍急，水位可达人的腰部。通过这次旅行，我学到了大量的东西，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能听懂一些中国话，而戴德华的中国话则讲得非常好。

保定与高阳交界处风光（1938年）

五台山

在五台山，我喜出望外地又遇见了白求恩医生，八路军根据地的医院在这一地区。刚到这里时，我和戴德华都得了痢疾，白求恩医生用甘汞随后又用鸦片来治疗我们的赤痢，这是在抗菌素产生以前，按曼森的《热带医学》的处置法开的药方。戴德华急着回北平，我就一人留下，并和白求恩一道度过了一周。他的医院是在一户农家的院子里，伤员们躺在院子四周屋里的炕上——所谓“炕”是一个供睡觉和坐的高台，由下面的烟道供给热量取暖。白求恩医生是一位热心而又相当朴实天真的共产党人。他告诉我，当他在苏联访问期间，他看到苏联的结核病人得到了良好的治疗，这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好印象，因而加入了共产党。我观察到白求恩医生的两个特征：一是他热爱他的病人，决不宽容任何使病人遭受不必要的痛苦的行为；二是他在学习外国语言方面的无能。一次，一些伤员来到了医院，但几小时后管理人员才告诉白求恩，以致他不得不在菜油灯的微弱灯光下对他们进行第一次检查。白求恩大发雷霆，而后召来应负责任的人，对那个人责骂了五到十分钟，结束时说：如果这个应负责任的人在加拿大或北美这样干的话，就会被立即解雇，并且在别的医院也永远不会再找到任何职位。翻译人员在翻译这些长篇激烈言论时只是说：“白求恩医生对你的行为不太满意。”白求恩医生自己也听不出来他翻译得对不对。甚至在1939年我再见到他时，他在说中文的环境中已经生活了一年多了，只有他的翻译讲英语，而他仍然只掌握诸如“开饭”之类的几个非常简单的短语。

1938年，伤病员们在到达白求恩大夫治疗的地方以前，不得不靠担架抬着走一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以至那些伤病员的创伤已经被感染而由轻变重了，他为这种情形感到非常痛心。1939年当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从冀中回来。在那儿他和一支有装备的流动医疗队一道工作，这些装备可以用两匹骡子驮走，这就使他能够在离进行战斗的战场几英里以内的地方动手术、使用夹板或进行包扎。有时候，他的医疗队刚从村子的一头撤出，而日本人已经从村子的另一头进来了。

五台山附近的八路军部队（1938年）

这次旅行中最激动人心的是越过平汉铁路回冀中的那一段。在去五台山的路上，我和戴德华及我们的护送者穿越铁路时，在马背上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夜晚。但我一人回来时，竟做了四次努力才得以平安地过了铁路。第一晚我和一支大约有12人的护送队一道动身，但是，当我们发现另一支队伍已经袭击了铁路且切断了电话线，以致一辆日本装甲车正在铁路上巡逻时，我们不得不折返回来。这次失败显然被认为是丢面子的事，因此第二天夜晚，我被交给了另外一支超过百人的护送队，该队还有骑着几匹马的骑兵，他们走在前面并沿着铁路线侦察。这是一个月光如洗的夜晚。我们在一条壕沟的掩护下逼近铁路，但是最后1/4英里左右的路，是在一块种着非常低矮庄稼的平坦的平原上。幸运的是，负责护送我的那个人是一位原红军部队的老兵，他不相信新兵的侦察才能，自己走在前面大约一百码的地方。而当他从铁路旁边一道低矮的堤上看过去时，发现有一队日本人在铁路线的另一边。我们不得不在子弹在头上呼啸的情况下爬回隐蔽地。那些日本人好像也是没有经验的；我们唯一受伤的人是一位战士，当他试图骑上他的马时，一粒子弹打中了马鞍子一边的脚蹬，以致他扭伤了一只脚的踝骨。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使我惊奇的是，我发现早饭已经准备好了。通常是当我等待吃饭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准备饭的。我的护送者解释说，一辆日本人的装甲车正沿着铁路线行驶，炮轰村庄，并随时会炮轰我们所在的这一带。我们准备在这一天晚上穿越过去的尝试也未实现，因为一场猛烈的雷雨使一条小河泛滥，我们不可能渡过它。这时我建议在白天穿过铁路，因为日本人在这条线上巡逻并不严密。最后这个建议被采用了。我穿上借来的中国农民的衣服，两位保护我的战士也改穿一般的老乡的衣服，毛瑟枪插在他们的衬衫下，并背着一个装着他们的军装和我的西服的包裹。我们没有碰到更多的麻烦就通过了一座村庄，虽然村庄里有一座顶上飘着日本旗的哨亭。过了这座村子再向东面走大约2英里，我们安全地到达了共产党掌管的地区。

燕京大学，1938年

回来后，在北平我更深地参与了抗日的地下工作。在这以前我曾经给予过他们一些帮助，因为事情是很明显的，任何有血性有思想的人，都有义务去反对侵华日军。当时，由于一个外国人有许多特别的权利，他可以做许多工作。例如，外国人在北平城门口不会被搜身，所以我可以经常购买医药物品。不久以后，我应八路军地下联系人的要求，又买了无线电的零件。我还主动地增加了某些我认为有用的项目：有一次在东安市场的一家书店里，我偶然地看见了一大本有关炸药制造的教科书，我买下它，和别的器材一齐送出城去了。以后我发现晋察冀的炸药制造有改进，爆炸的效力更强了。这里就有着这本书的功劳。

化装经过日伪占据的村落。包袱中有军装、西服，身上藏着武器（1938年）

在日本占领军的严密监视下，我不得不特别小心地考虑卖给我这些东西的药房及商店的安全。因为如果日本人一旦知道这些商店曾卖东西给抗日游击队，他们就会狠狠地惩罚这些商店的。所以我把东西拿回来后，就把商品外边原来的商标撕掉，这样，万一这些东西不幸被日本人从中共地下工作者的交通网里查获，也不会知道这些东西的来源了（实际上我们一次也没有失事过）。关于药品的详细名称和功用，我找了一个在导师制班学习的学生帮我重新加以整理。我觉得她老实可靠，是不会把我出卖给日本人的。1941年她毕业后（她最后一年退出了导师制，在经济系完成学业），我们结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