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总有些人试图挑战规则，甚至罔顾人命，只有当血淋淋的事实发生时，才知道自己到底闯了多大的祸。
2008年12月14日，成都卓锦城路口的花坛旁，五辆汽车扭曲地堆叠在路中央，破碎的玻璃、变形的车门、散落的零件，混杂着刺鼻的血腥味，仿佛地狱的入口。
“油门踩到底，红绿灯算什么？”29岁的孙伟铭瘫坐在警局审讯椅上，满身酒气，眼神涣散。
几小时前，他驾驶的黑色别克车像一头失控的野兽，在成龙路上横冲直撞。超速、闯红灯、无证驾驶，最终四名无辜者的生命被碾碎在车轮下，一名重伤者躺在ICU里生死未卜。
可即使如此，肇事者孙伟铭还不知悔过，直到被判决死刑，他才开始慌张，甚至在法庭上喊父母救他。
神奇的是，因为孙伟铭的一喊，法院真的改判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孙伟铭的父母真的有只手遮天的能力？为何能影响法官判案？
狂妄的代价
孙伟铭的人生轨迹曾是许多打工者羡慕的模板，他出身普通家庭，高中辍学后只身闯荡成都，靠着做销售摸爬滚打，不到30岁便当上公司总监，买了房和车。
可物质的丰裕却滋生出可怕的傲慢，他拒绝考驾照，理由是“赚钱都来不及”，朋友劝他别酒后开车，他嗤之以鼻：“我闭着眼都能开！”
案发当天，他带着父母参加寿宴，席间灌下大量白酒。
散场时，母亲拽着他的胳膊哀求：“叫个代驾吧！”他却一把甩开：“这点酒算什么？”酒精模糊了最后一丝理智，别克车在限速60公里的路段飙到130公里，直到撞飞第一辆车时，他还在踩油门。
“车里飞出来一个人，像破布娃娃一样摔在地上。”目击者胡明远回忆时，手指仍在发抖。
而孙伟铭被警察从驾驶座拖出来时，第一句话竟是问朋友：“死的是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这关系到赔偿金额。
2009年7月，成都中院一审宣判：死刑，法庭内瞬间炸开锅。
受害者家属撕心裂肺地哭喊“判得好”，而被告席上的孙伟铭双腿抖如筛糠，突然转身对着旁听席嘶吼：“爸！救我！”
这一声呐喊，让旁听席上白发苍苍的孙林佝偻得更低了，这位身患晚期肺癌的老人，颤巍巍地摸出存折，上面是他毕生积蓄的20万元，还不够赔偿金的零头。
接下来的两个月，他像乞丐一样四处磕头借钱，敲遍亲友的门，卖掉儿子的婚房，甚至跪在受害者家属面前，任由对方的拳头和唾沫砸在脸上。
“钱能换回我爸妈的命吗！”失去双亲的年轻人金宇航一脚踹开孙林，但老人只是默默爬起来，继续哀求：“求你们给他留条活路。”最终，100万元赔偿协议艰难达成。
当孙林哆嗦着在谅解书上按下手印时，手指上的裂口渗出血丝，混着眼泪滴在纸上。
从死刑到无期
二审开庭那天，法官的目光扫过一沓厚厚的谅解书。
法律条文冷硬如铁，但那些签名的背后，是四个破碎家庭最后的妥协，重伤的戴女士需要钱续命，孤儿金宇航得活下去，失去顶梁柱的家庭等着救急。
改判无期的消息传来时，看守所里的孙伟铭正缩在墙角写忏悔信。
得知父亲为他倾家荡产，他忽然想起多年前的一个雨夜：刚来成都打工时，父亲把攒了半年的3000块钱塞给他，自己却穿着漏水的胶鞋走回工地。
信纸被泪水浸透，他第一次写下：“我对不起那些被我害死的人。”
入狱后，孙伟铭的牢房总堆着法律和心理学的书。
2013年，他因表现良好获减刑，开始给受害者家属寄信，戴女士的丈夫回信了，字迹歪斜却温暖：“我妻子醒了，她说恨你，但不想你死。”
而孙林没能等到儿子出狱。
2011年深秋，他在病床上咽下最后一口气，临终前还攥着没织完的毛线袜，儿子小时候总嫌商场卖的袜子扎脚。
结语
如今，成都的酒吧街每到深夜便排满代驾司机的电动车，孙伟铭案像一柄悬在头顶的利剑，让“喝酒不开车”从口号变成肌肉记忆。
当年主审法官接受采访时感慨：“这场悲剧改写了中国法治进程。”2011年，“醉驾入刑”正式落地，十年间酒驾事故锐减七成。
但法律终究无法丈量人性的深渊，那个冬夜，如果孙伟铭肯听母亲一句劝，如果副驾上的朋友抢过方向盘，如果某个路人提前报警，可惜命运没有“如果”。
深夜的监狱探视室里，45岁的孙伟铭抚摸着父亲的照片喃喃自语，铁窗外的世界，霓虹依旧闪烁，只是再没有一辆车敢轻视方向盘上的生死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