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李政君，男，1987年10月生，河北南皮人。201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获中国史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2018年出站后留所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学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版专著《变与常：顾颉刚古史观念演进之研究（1923-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在《中国史研究》《史学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参与或主持科研项目多项。
文章来源
《晋阳学刊》，2025年第1期，第120-125页。
摘要
张荫麟治史长于理论建构，在其相关论著中，对史料限制问题、历史哲学和通史撰修理论等都有涉及。张荫麟有着明显的为现代中国史学建立规范的期许，但对规范的表达却以消极方式居多；他对现代历史学理论确实有着相对系统地了解，但其建树并不在于创立一种理论体系，而在于博采与综合；他在史学理论的建构上有着完美主义倾向，但这种理想化的追求在实际操作中未必能够实现。张荫麟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成就，我们应当予以肯定，但若将其相关著述尽皆颂为不刊之论、天才的创造，则不免有失客观。
关键词
张荫麟；史料限制；历史哲学；通史撰修
张荫麟是近代中国知名史家，治史以考据成果居多，但相对以考据为主的史家，他又长于理论建构。自1923年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反驳梁启超以来，他就一直被“天才”“通才”“第一流史家”等光环笼罩。目前，学界对张荫麟的史学成就，已有不少较为客观的评价。但也有学者将其两篇较成系统的历史学理论文章《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和《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及其半部《中国史纲》尽皆视为不刊之论，这不免有失客观。因此，本文拟就张荫麟的史学理论建构及其特点略述浅见，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张荫麟治史的理论自觉
张荫麟治史具有较为明确的理论自觉。不过，在1929年出国留学之前，他的探索主要在史学认识论层面，亦即在历史研究中能否以及如何克服史料限制的问题，这集中体现于1928年《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该文虽因提出历史学应为“科学”还是“艺术”问题，认为仅对史料进行科学的搜集、整理、综合并不成为“历史”，更“有待于直观的任取，与艺术的表现”，而被论者誉为“超越时贤的高见”；但实际上，这一问题不过是《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的一个引子，文中并未展开论述。该文主旨，如张荫麟所自述：“（一）过去历史资料所受之限制何在？（二）此等限制在将来有打破或减轻之可能否？若可，则（三）如何控制将来之资料，以打破或减轻此等限制，使将来之历史渐臻于理想之域。”所以，《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所探讨的主要是史学认识论层面上的史料限制问题。
该文将史料限制分为“绝对之限制”和“相对之限制”两大类，“绝对之限制”又分为“观察范围”“观察人”“观察地位”“观察时之情形”“知觉能力”“记忆”“记录工具”“观察者之道德”“证据数量”“传讹”“亡佚”等11小类，“相对之限制”分为“缘绝对之限制而生之谬误未经发觉者”“伪书及伪器之未经发觉者”“史料本不误，因史家判断之不精密而致误……而未经发觉者”“事实之解释”等四小类，各小类下又分为数量不等的类别。将史料限制问题如此巨细靡遗且成系统地归纳分析，在同时代史家当中，确属少见；而且，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中，张荫麟也确实表现出了一些“超越时贤”之处。例如，在分析史料“相对之限制”时，他提出，史家所据以解释历史现象之“真理”“与时代俱进化”，先时认为真理者，可能会被后世证明为谬误，而这一限制历代史家概莫能逃。再如，他将报纸视为一种“新史料”，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其优点与不足，并提出了建立“历史访员制”的设想等。
不过，若就问题意识的产生而言，该文实际并未脱离当时学界盛行的史料考订之风。即以让他一度声名大噪的《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1923年）和《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1925年）两文为例：前者认为梁启超所提出的《史记》对老子和孔子世系记载、《孟子》和《墨子》中未提老子、《礼记》所记老子谈话等六方面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认老子为在孟子之后”的结论；后者则提出在古史材料存在明显缺失的情况下，顾颉刚的古史考辨超出了“默证”的适用限度，结论不可靠。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学界虽得到较多赞誉，但张荫麟所讨论的主要就是史料限制问题，而且，他并未对梁启超、顾颉刚所讨论的问题，给出正面结论。而所谓史料限制问题，在1928年《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发表之时，早已成为当时史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这在“古史辨”运动兴起之后，体现尤为明显。同时，张荫麟批评顾颉刚违反“默证”适用限度问题所征引的《史学原论》一书，早在五四前后，就已在胡适、李泰棻、梁启超、陈训慈、缪凤林、张其昀等众多学人的推动下，广泛传播于中国学界，成为当时很多高校史学研究法一类课程的重要参考书。至1926年，该书更被其作者之一瑟诺博司的中国学生李思纯翻译出版，宗旨即“对于历史知识，考验其状况与方法，说明其性质与界域”，这和张荫麟所讨论史料限制问题基本属相同层面。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否认《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的学术价值，而是想说明该文问题意识的产生，多少受益于当时的学术氛围，并非如有些学者所描述，似乎是超越时代的天才创造。
张荫麟试图将史料限制问题进行竭泽而渔式的解决，和他在对其他学者的批评中所表现的严格的方法意识，都反映出他试图为现代中国史学建立规范的努力。不过，这些力求完美的规范，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未必皆具有可操作性。比如，1923年他曾以严格的史料观念反驳梁启超对孔子、老子年代先后的判断，但到1931年和冯友兰的讨论中，他却提出：
以老学的创始者为李耳，始见于《史记》，那是老学显后二百多年的孤证……以吾观之，“老学”的创始者，其真姓名殆已早佚，战国人疏于考核，即以所依托之老聃当之。汉初有一家姓李的人，把老聃攀作祖宗，加上姓名，著于家谱，史迁信以为真，采入《史记》……那个时代，黄老之学得汉文帝和窦太后的推崇于上，盛极一世。无怪乎有人要攀老聃做祖宗了。说不定他们因为攀了老聃做祖宗而得做大官也未可知。以上关于老子时代的话，自然大部分是假说，但我相信这假说比较可以满意地解释一切关于“老子”的记载。
无论这一解释“满意”与否，都属推测，若绳之以张荫麟在批评他人时所立的严格规矩，没有证据的推测，显然不可取。因此我们说，张荫麟在理论建构中表现出的完美主义取向，在实际操作中未必皆具可行性。
二
张荫麟的历史哲学观
张荫麟的视角从史学认识转向历史本体，集中体现于他在留学归国之年（1933年）所撰写的《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该文所说的“传统历史哲学”，包括“目的史观”“循环史观”“辩证法史观”“演化史观”和“文化变迁之因果律”五种，其宗旨在于将之“一一考验”“抉其所‘见’，而祛其所‘蔽’”，以“构成一比较完满之历史观”。但从全文来看，张荫麟祛除传统历史哲学之蔽有余，而“构成一比较完满之历史观”，则明显不足。
《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所举五种“传统历史哲学”，前四种属于历史发展或演变的形式问题，如“目的史观”一节讨论“直线式”和“螺旋式”历史发展观的合理与否；“循环史观”一节讨论是否“一切人类史上之事变皆取循环之形式”；“辩证法史观”一节讨论人类历史发展是否遵循“正”“反”“合”三阶段形式；“演化史观”一节讨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进化”与“突变”问题。而第五种“文化变迁之因果律”则讨论“文化之决定因素何在”，“文化之变迁是否为文化以外之情形所决定”，亦即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
对于这五种历史哲学，张荫麟持否定态度者居多。例如，对于“目的史观”，他说：“如此神话式之空中楼阁，吾人但以‘拿证据来’一问便足以将其摧毁无余。”对于“辩证法史观”，他说：“以吾人观之，皆与史实剌谬。”对于“初期演化论”，他也说“彼等初未尝从史实上证明”等。从全文来看，张荫麟对“传统历史哲学”的批评，贯穿始终的其实仍旧是“拿证据来”的理念，如其自述：“历史之探索，乃根据过去人类活动在现今之遗迹，以重构过去人类活动之真相。无证据之历史观直是谵呓而已”；“其能立与否，全视乎事实上之从违，苟与事实不符，则其所依据一切理论上之演绎俱无当也”。
在历史研究中秉持“拿证据来”理念本无可指摘，但张荫麟以此对“传统历史哲学”作出的反驳，说服力却不是很强。例如，他批评“目的史观”中的“继续进步”理论时说：“此说逻辑上预断全部历史为一整个历程。盖进步之必要条件为传统之持续。惟承受前人之成绩而改革之始有进步可言。以现代之机械与五百年前美洲土人之石器较，前者之效率胜于后者不可以道里计矣。然吾人不谓二者之间有进步之关系者，以就吾人所知，前者并非从后者蜕变而来也。”这种不能“蜕变”，显然不是着眼于“生产方法”层面，因为后文张荫麟肯定了生产方法持续进步的事实；但若是着眼于具体器物层面，要求从“石”变为“现代机械”，则显然有刁难的嫌疑。所以，无论“继续进步”理论本身正确与否，张荫麟的反驳都是牵强的。
再如，张荫麟认为“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溃”“贵族阶级之消灭”乃由大国兼并小国、君主与贵族间的斗争，以及贵族间的自相兼并残杀所造成，而与“新生产工具之发明”“两阶级之斗争”等无关，进而提出即此一例便可摧破“辩证法史观”之“一切幻想”。但事实上，这只能说明张荫麟的解释视角与生产工具、阶级斗争等因素无关，并不能证明“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溃”“贵族阶级之消灭”与生产工具、阶级斗争等因素无关。或者说，文中所列三方面原因，无论对错，都只是张荫麟的一家之言，这与“辩证法史观”能否给出自己的解释及其合理与否，并没有关系；同时，这三方面原因，主要属于具体史实的归纳，与“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溃”“贵族阶级之消灭”背后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也没有关系。所以，张荫麟虽然批评了“辩证法史观”，但他并没有证明这种史观无法解释“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溃”与“贵族阶级之消灭”，也没有指出这种史观的解释存在何种不足或错误，他只是回避了用这种史观去解释“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溃”与“贵族阶级之消灭”。如果依循张荫麟的论证思路，那他提供的三方面原因，可以用于反驳任何一种历史哲学或历史发展理论，说它们各自强调的因素与“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溃”“贵族阶级之消灭”无关，但这种反驳对于任何一种历史哲学或理论，都不会产生太大效力。其他诸如以我国明代为“数学大退步之时代”，否定人类“知识内容之持续进步说”；以晚唐五代和盛唐时代相比，否定“自由、平等或互助之继续进步说”；认为“就政治上之自由、法律上之平等及生活上之互助及大多数人之幸福而论”，“宋代全盛时有以愈于唐代全盛时”，“唐代全盛有以愈于后汉全盛时”，进而否定“螺旋式之进步”的合理性等，皆表现出相似特点。无论张荫麟对“传统历史哲学”的态度合理与否，他的反驳本身说服力是不强的。对于在批评同时代人考据成果时常以方法理论先行的张荫麟而言，这一点尤其不应该。对此，类如许冠三在评论他对“辩证法史观”的批判时所说，“皆显得草率而迹近武断”。
不过，张荫麟对五种“传统历史哲学”虽多所批评，但也并非全然否定，他对“循环史观”的评价就相对较高，如说：“若谓人类或历史中富于循环之现象，远多于吾日常所察觉或注意者，因之吾人若以循环之观念为导引以考察人类史，则每可得惊人之发现，此则吾所确信不疑者。”随后，又举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所说，中国文学史上“诗言志”和“文以载道”两股思潮“交互循环”现象，并称之为“信不诬”。对此，亦如论者已经指出，“张氏所论根本站不住脚”，“我们以他的思维原则看他在这里的论证，则他只有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自我冲突之中。难道载道之时即无言志之人吗？‘默证’之镜亦堪自鉴”。
在《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中，张荫麟祛除传统历史哲学之蔽可谓不遗余力，但他实际并未建构出所声称的“比较完满之历史观”。除了贯穿全篇的“拿证据来”理念，该文偏于正面结论性的文字主要是：“任何民族或国家其全体的历史为一演化的历程，然若抽取其一部分、一方面而考察之，则容或可发现一种‘趋势’之继续发展（进步），一种状态复演，或数种状态其更迭复演（循环性），或两种势力其相反相尅而俱被‘扬弃’（辩证法）。进步、循环性、辩证法，皆可为人类史之部分的考察之导引观念、试探工具，而皆不可为范纳一切史象之模型。此吾对于史变形式之结论。”但这只是对“传统历史哲学”的认识，是一种各取所长的态度，这种认识和态度本身并不构成一种成体系的历史哲学或历史观。
贺麟曾指出，张荫麟“这时期的哲学思想大约是一种极端的经验主义，不承认有先天的理则。他大概认为所谓‘理’，所谓‘共相’都不过是些随经验事物而有的名词，并非普遍必然的客观真实”。这种“经验主义”的立场，实际也就决定了张荫麟不可能建构出他所声称的“比较完满之历史观”，亦如论者已经指出，“张荫麟的所谓历史哲学是反历史哲学的”。若就史学方面考量，张荫麟出国前在其理论建构和对他人成果的批评中，就对史料批判意识和证据有效性多所强调，在此时的历史哲学探讨中，通篇贯穿着的仍是“拿证据来”理念，这同样说明，张荫麟实际并未能摆脱当时学界考据风气的影响。
三
张荫麟关于通史撰修标准的看法
张荫麟关于通史撰修的探讨，也可纳入其史学理论建构部分，集中体现于1940年《中国史纲·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中国史纲》及《自序》自问世以来即广受赞誉。大致而言，与《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和《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两文相比，《自序》更倾向于正面论述“怎么做”，而不再是从消极面论述“不能做什么”，体现出更为成熟稳健的特点。
《自序》首先提出要以“史事的重要性”作为撰修通史的“笔削”标准，“史事重要性”的标准共有五种，即“新异性”“实效”“文化价值”“训诲功用”和“现状渊源”。对此，张荫麟认为，“训诲功用”标准应被放弃，其他四种则“皆是今后写通史的人所当自觉地、严格地、合并采用的”。关于这五种标准的价值，学界论述已多，无需赘言。这里仅以“新异性标准”为例，就张荫麟史学观念的调整，略作申述。
“新异性的标准”包括“时空位置的特殊性”和“内容的特殊性”，在论述“内容的特殊性”时，张荫麟曾说：
假如一切历史……无“内容的特殊性”，或其“内容的特殊性”微少到可忽略的程度，那么……历史只是一种景状的永远持续，我们从任何一历史的“横剖面”可以推知其他任何历史的“横剖面”。一个民族的历史假若是如此……它根本不需有写的历史……现存许多原始民族的历史虽不是完全如此，也近于如此；所以它们的历史没有多少可记。
在前述《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中，张荫麟曾批评黑格尔《历史哲学》“所涉及者，仅人类历史中任意选择之一极小部分，在时间上彼遗弃一切民族在未有国家以前之一切事迹”，而此时，他显然也认同有些“历史”是可以“遗弃”的。这里再次体现出张荫麟在批评他人时所要求的尽善尽美，未必皆具有可操作性。而有学者曾将《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和《自序》穿插论述，而且均描述的近乎完美，这对于上述变化，恐难自洽。事实上，张荫麟生命后期的史学观点变化之处颇多，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除了史料剪裁的五种标准，《自序》还论述了如何统驭史料使之成一系统的四个范畴，分别为“因果的范畴”和“发展的范畴”中的“定向的发展”“演化的发展”“矛盾的发展”。张荫麟对这四个范畴的分析，和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表现出了很大相似性，并不像有学者所极力论证的“绝无物宗（按：即唯物史观）之倾向”。只不过，和《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样，他对于任何试图以一种范畴来统贯全部史实的做法，仍旧保持着警惕。如说：
这四个范畴各有适用的范围，是应当兼用无遗的。我们固然可以专用一两个范畴，即以之为选择的标准，凡其所不能统贯的认为不重要而从事舍弃。但这办法只是“削趾适履”的办法。依作者看来，不独任何一个或两三个范畴不能统贯全部重要的史实；便四范畴兼用，也不能统贯全部重要的史实，更不用说全部的史实，即使仅就一个特定的历史范围而论。
可见，张荫麟不仅反对用一种范畴去统贯全部史实，而且认为即便四个范畴全用，也不能统贯全部史实。对此，正如许冠三所指出：“他意图修为的，如果不是太上老君，便该是千手如来了。他既想借因果秩序无限吸纳新社会科学的成果，又要假发展范畴选优利用旧历史哲学的精髓。”这里再次体现出张荫麟在理论建构中追求完美的学术性格。
四
结语
综观张荫麟有关史料限制问题、历史哲学和通史撰修的文字，其特点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张荫麟有着明显的为现代中国史学建立规范的自我期许，但他对规范的表达，却以消极方式居多。如《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所提宗旨包括分析过去史料限制何在、能否减轻、如何减轻等三方面，但正文主要是对史料限制性这一消极因素的分析；《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更偏于对“传统历史哲学”的消极批判，最终并未从积极层面建构出他自己的历史哲学或历史观。即便早年与梁启超、顾颉刚等人的商榷，主要也是指出对方“不可如何”“不是什么”，而非从正面解决梁、顾所讨论的问题。至其生命后期，这一特点虽有改变，但他运用大量统计数据的宋史研究力作《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结论仍是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之间“无甚关系”。
第二，相比同时代史家，张荫麟对史学理论确实有着更为全面、系统的了解，但其建树并不在于创立一种理论体系，而是在博采基础上的综合。前文已述，史料限制问题已是当时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西方相关理论也已传入中国，张荫麟的贡献主要在于将之归纳整合。关于历史哲学问题，也已有学者指出，“他的优势就在于这许许多多方面的综合上，融汇相济”。关于通史撰修理论，张荫麟自己也表示“并不是作者新创出来的”。对此我们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能够做到将中西史学问题归纳整合、施以系统、达于应用，已属难能可贵，因而我们在相关评价中，似不必刻意强调他有多少前无古人的“天才创造”。
第三，张荫麟建构史学理论，有着明显的完美主义倾向。上述张荫麟在史料、历史哲学、他人学术成果等方面的严厉批评，本身就是他在历史研究力求完美的体现；《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将史料限制性分为两大类十五小类，各小类下又分数量不等类别，巨细靡遗，也是追求完美的体现；《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对五种“传统历史哲学”的批评，也是为了“构成一比较完满之历史观”；《中国史纲·自序》力图将统驭史料的四个范畴全面融贯于中国通史的书写中，同样表现出张荫麟史学理论建构追求尽善尽美的特点。当然，如前所述，这种理想化的追求，在实际操作中未必都具有可行性。
诚如很多学者已经指出，张荫麟是一位文史哲兼通的难得人才。他在中国史学旧传统已破、新规范尚未建立的时期，以其对现代史学理论的把握，力求融汇中西，建立新规；以及他在中国科技史、宋史等研究领域的开拓，都是值得肯定的成就。不过，兼通的人才也有他的学术成长期，也会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例如，他早年研究科技史，即受益于梁启超，而他眼中“科学史学”的重要特征，也和当时很多史家一样，主要就是归纳方法的运用；其科技史研究背后的关怀，也是近世中国为何不能产生以及以后能否产生现代科学，这一在当时并不算新鲜的问题。及至晚年，他研究宋代土地、财政、农民起义、南北社会差异等，其问题意识同样受到当时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热潮的影响。张荫麟的个人才华、学术造诣，我们应当肯定，但我们似不应将其著述尽皆颂为不刊之论、天才的创造。
信息采集：张嘉威
文字编辑：李 响
媒体编辑：胡楚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