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英国人为代表的西方人十分重视《京报》所刊消息,并围绕《京报》展开了近百年的译介活动。本书通过研究西人围绕《京报》进行的翻译、介绍、研究以及外交等一系列活动,展现中国本土的信息传播载体与近代报刊这种外来的新式信息载体产生联系、建立对接,并相互影响和融合的过程,由此考察处于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信息传播领域的状况,阐释中国近代信息空间的构建过程及其时代特征,进而分析这一进程对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意义及其影响。


吴义雄

《京报》在历史上渊源久远,而清代是其迅速发展的时期。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京报》,基本上都是自清代保留下来的。这种具有独特形态和价值的报纸,虽是前近代国家政治生活的产物,但在晚清时期仍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多种功能。按该书作者的说法,“在19世纪,《京报》是中国朝野之间主要的信息传播载体”。对这一传播载体本身进行研究,无疑能够为观察和理解相关时段的历史演变,提供一个有特色的具体视角。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期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赵莹的这本书,即为一部具有特色的专门研究著作,其意义无庸赘言。

该书以“《京报》的英译、传播与影响”为研究主题,但书中对《京报》一般性知识的介绍也很必要。这是因为,迄今为止,关于《京报》的专业性研究和介绍仍然较少,研究者多知其名,却缺乏详细了解。故该书对《京报》的内容与版本、生产与运作情况的集中梳理,及其在清末退场、被《政治官报》替代过程的叙述(分别见第一、六章),都能令读者获益。当然,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揭示了《京报》在清中叶以降近一个世纪时间里,在中西关系特别是中英关系上的影响。


1886年出版的《〈京报〉翻译》小册子封面


1886年出版的《〈京报〉翻译》小册子封底

英国在18世纪中后期逐渐成为西方对华关系的主角,在19世纪多国竞逐在华利益的过程中,更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为了寻求或实现各种利益,其必须动用所有手段,来获取必要的信息和知识。清政府的法令、政策、政治动向、重要事件和内外人事变动等,则是英人在任何时期都首先渴望了解的信息。集中刊载清政府各种文件、常规性发布且较易获得的《京报》,便成为他们获取这些信息的首要读物。其实,早在英人关注该报之前,欧洲大陆的传教士和学者中,便不乏阅读并翻译《京报》的人士。但英人在中西交往环境下,将对《京报》的重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与其在华利益的日渐扩张并远远领先西方各国的情形相关。该书第二、三章分析了英人对《京报》认知和理解的历史背景,显示了几代英美人士特别是那些身在中国的人士,从多种角度出发,对《京报》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他们发表的大量论述文字,在今天看来,承载了西人对这种跨越多个世纪的出版物之内容、价值和特点的认知,是一种信息史和知识史的见证。而在当时的论者看来,他们是在进行一种现实中的信息和知识价值的论证。他们对《京报》的发行背景、生成过程、载体形式、传播方式和内容特点的介绍和评论,围绕各方面情况进行的梳理、概括和分析,为其受众阅读和理解其所刊载文献的内容与价值,提供了必要的指引或门径。

很容易从书中发现,对《京报》进行翻译和论述的作者,大多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在中国语言、历史、文化方面的造诣,不仅使他们掌握了从事翻译活动必备的语言工具和知识储备,也使他们具备进行翻译的条件、策略和技巧,评论其作为资讯和知识载体之内容、特点及其作用的能力。其中,斯当东、德庇时曾兼具商人和外交官身份,威妥玛、阿礼国、梅辉立、庄延龄等人是专业外交官,而马礼逊、麦都思、裨治文等则是身负宗教使命的传教士。当然,在19世纪后期从事翻译活动的还有上海等地英文报馆的编译人员。这种组合表明,尽管现实因素是这些人关注《京报》的重要原因,但可以看到,这种出版物提供的信息不仅与政治、外交或商业议程相关,还与更广泛的领域,如文化、宗教领域联系在一起。在今天的研究者看来,上述人士大多具有“汉学家”的文化身份。他们对《京报》的研究和论述,也使他们毕生努力追求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拼图更趋完整。因此,他们的翻译和相关论述,也构成至今仍有重要影响力的西方“汉学”或“中国学”的一部分。从这些方面来看,该书对于译介背景和译者认知的研究,也为理解多方面的学术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特色的视角。


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所藏部分《京报》实物原本照片

作者在第三章对《京报》英译的历史过程的梳理和分析,以及第四章对字林报馆翻译活动的专题研究,构成了该书的主体部分。第三章以数万字的篇幅,展示了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京报》英译的漫长历史画面。随后,作者专辟一章论述字林报馆的翻译活动,提供了《京报》英译最典型的个案。这样一种报刊大规模地翻译另一种报刊,并且长期持续的现象,不仅是翻译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应成为晚清中西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从《印中搜闻》开始,英文报馆翻译《京报》持续了80余年的时间。虽然《印中搜闻》和后来的《中国丛报》,以及字林报馆早期依托《北华捷报》等报刊所开展的翻译工作,在规模上远不能与1872年之后字林报馆长期结集刊印的译文相比,但很明显,从机构的角度而言,各时期的英文报馆是百年《京报》英译的主要承担者。这就构成了中西传媒交流史乃至中西文化关系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颇有令人深思之处。这两章的内容不仅可以使读者了解《京报》英译的历史过程,从事这个时期中西关系史研究的学者,还可以从中获得研究很多相关问题的资讯。作者对这个过程进行的阶段性划分,对每个时期翻译内容的论述,都是很重要的学术贡献。进行这样的工作,不仅要求作者花费巨大的精力搜寻和阅读大量英语文献,而且须具备这一个世纪中包括中西关系史在内的多方面历史过程的广泛知识,以及驾驭长时段历史问题,对其进行详细梳理,认真分析和深入阐述的水准。无论是在语言工具方面,还是知识储备方面,抑或是分析的能力方面,开展该课题的探讨,较一般可以依靠在本土语言和社会环境背景形成的“大块资料”而进行的研究,显然有更大的难度。在很多情况下,从事这种并无太多既有成果可以借鉴的问题的研究,作者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在于为克服这些“难度”而付出的极大努力,甚至包括因远离所谓“学术热点”而不得不承受的一时孤寂。

翻译后的《京报》,其内容构成和表达方式大体上不受翻译行为的影响。但经翻译之后,其在西人群体和西方社会的传播方式与影响路径,却遵循了西报的模式,而与其原本在清朝权力所及范围内的情况完全不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主要由英文报馆翻译后的英文本《京报》,实际上变成一种独特的英文“媒体”。一种传播媒介,有何实际影响?发生影响的方式和程度如何?通常很自然会有如此疑问,但研究者提出的答案常常难以得到有力的实证支撑。正因为如此,该书考察的几个典型个例,对于评估英译《京报》的影响力,便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尝试。第五章的各节,分别讨论《北京条约》签订后的善后谈判中、1873年外国使节觐见同治皇帝后的交涉中,以及“马嘉理案”引起的中英交涉中,《京报》所发挥的独特影响。当然,在这些案例中,《京报》更显著的作用,在于被外人赋予政治上的角色,对其加以利用,在获得政治、军事和外交利益的同时,迫使清政府将其做出的妥协,通过《京报》公告天下,以在中外角力的过程中占稳上风,巩固优势,在精神上形成对清政府的钳制。这是中外关系史上很值得注意的一个侧面,而该书对这些史实的揭示,可以扩大我们认识近代中西关系史的视野。但这些案例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则是彰显了传播媒介的现实影响力。清政府为回避此类负面信息的发布,做出过各种努力,这是因为它一贯重视政治信息的管控,对涉及中西关系的负面信息的发布尤为慎重。而英国等国坚持要清政府在《京报》上公布相关文献,说明其对该报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力具有清晰的认知;这些文献经过翻译,也势必对其国内的政治决策和社会舆论产生直接影响。第六章关于《京报》的翻译与西人对“丁戊奇荒”的了解和救助的叙述,就很详细地揭示了这种影响的具体方式及其达到的程度。由于这些内容,也可以说该书在传媒政治史和传媒社会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值得肯定的进展。

该书讨论了多方面的问题,内容也很丰富,但篇幅紧凑,语言清晰而简洁,说明其在内容安排上经过了细心的打磨,在观点表述上进行了清晰的思考,故并未出现堆砌材料和琐细铺陈的弊端。作为一个具有开拓性的课题,《京报》翻译的研究还有继续推进的空间,如《京报》其他语种的译本,也是值得探讨的对象。这项研究将近代的中西媒体与多个领域关联在一起,在不少问题上提供了启发性的思路,循之而进,还会有更多的发现。我期待赵莹继续发挥探索精神,贡献更多的优秀研究作品。

2024年12月


信息之争:《京报》的英译、传播与影响(1802~1911)

赵莹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5年1月出版

作者简介

赵莹,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学者,北京师范大学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新闻出版史、国际关系史、跨文化传播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山西省思想政治工作课题各一项,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课程·教材·教法》《全球史评论》《历史教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信息及权力:外国人的中国信息源——《京报》
第一节 《京报》的内容与版本
第二节 《京报》的生产与运作
第三节 《京报》的中外读者及其阅报心理
小结


第二章 译介背景:19世纪西人眼中的《京报》
第一节 18、19世纪西人对《京报》态度之对比
第二节 19世纪英国人看重《京报》之缘由
小结


第三章 译者与译文:西人对《京报》译介活动的开展
第一节 19世纪初海外英文报刊对《京报》译文的刊载
第二节 在华早期:鸦片战争前后来粤西人的《京报》译介活动
第三节 转变期: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在沪西人的《京报》译介活动
第四节 繁荣期: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末《京报》英译的蓬勃发展
第五节 19世纪《京报》英译的“通”与“变”
小结


第四章 载体与渠道:字林报馆与《京报》翻译
第一节 字林报馆及其出版物概况
第二节 “《京报》摘要”栏目的酝酿与设立(1850—1871)
第三节 字林报馆《京报》译本的版本与内容
第四节 字林报馆《京报》译文的利用
小结


第五章 挑战传统:《京报》译介与《京报》在中英外交中的角色变迁
第一节 《北京条约》善后交涉中的《京报》角色
第二节 1873年“觐见问题”中的《京报》角色
第三节 “马嘉理案”中的《京报》角色
小结


第六章 开拓与变革:《京报》消息的国际传播与清政府的官报改革
第一节 “丁戊奇荒”中《京报》消息的国际传播及其影响
第二节 清末危局中清政府的态度转变与《京报》的退场
第三节 《政治官报》与清廷重塑信息传播体系的尝试
小结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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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畅

审校:宋荣欣 李丽丽

转载自: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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