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以“两个不允许”引发社会热议: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农村宅基地及农房,禁止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
这一政策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对城乡关系、土地制度与农民命运的深刻考量。
禁令背后的现实逻辑
资本与权力的潜在威胁
近年来,农村宅基地成为资本觊觎的“香饽饽”。
部分城镇居民以“田园生活”为名,实则通过非正常手段购地,企图赌城运扩张或开发民宿牟利。
而退休干部群体中,亦有人利用身份优势圈占良田,甚至以“乡贤文化”为幌子建造私人庄园,挤压农民生存空间。
此类行为不仅导致耕地“非粮化”,更使失地农民陷入“城乡两无”的困境——年轻时卖地进城,年老后返乡无房,沦为城市边缘的流浪群体。
历史教训尤为惨痛。
北京昌平曾出现开发商以市价三成套走全村宅基地的事件,失地农民被迫栖身集装箱;浙江莫干山民宿产业虽带来高收益,却以周边三十里无粮可收为代价。
这些案例印证了任大鹏教授的警示:“允许非集体成员购地,本质是资本对底层资源的掠夺”。
政策深意
为农民工养老筑起制度屏障
禁令的深层逻辑,实则是为数亿农民工的晚年生活托底。
当前中国农村空心化严重,许多村落仅剩留守老人,若允许宅基地自由买卖,农民可能因短期利益“断根”,待年老体衰时失去生存依托。
反之,保留宅基地和农房,农民即便进城失败,仍可返乡种地、自给自足,依托每月数百元低保与土地养老,避免沦为城市贫民窟的一员。
这一政策延续了“土地作为农民最后保障”的制度设计。宅基地的不可交易性,本质是防止农民因市场化失地而丧失基本生存权。
正如农业农村部韩俊所言:“宅基地是农民的退路,必须守住”。
执行挑战与破局路径
疏堵结合盘活资源
禁令并非“一刀切”,而是通过“疏堵结合”实现土地资源合理利用。
文件明确允许农民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闲置宅基地,发展民宿、仓储等产业,既增加收入,又避免产权纠纷。
例如浙江德清“宅基地+旅游”模式,使农户年增收2-4万元;北京密云“共享农房”计划,则为返乡人才提供合法居住选择。
对于退休干部返乡,政策亦非全盘否定,而是强调“贡献与权利脱钩”。
通过租赁农房、参与村集体项目等方式服务乡村,既能发挥余热,又避免特权化。某中部县退休干部通过技术入股合作社带动村民增收,便是成功案例。
结语
土地制度中的公平与远见
中央一号文件的“双红线”,本质是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制度选择。
在城镇化拐点已至、城乡矛盾凸显的当下,守住宅基地这一农民权益“最后防线”,既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务实之举,更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践行。
未来,如何在严格监管与灵活创新间寻求平衡,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