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央视播出了一部电视剧陈云出川，该剧一经播出就备受观众的喜爱和好评。然而，当时已经80多岁的陈云本人，却立即给中央写信要求央视停播这部电视剧。最终这部剧播到一半时，就停播下架了。那么这部剧究竟讲的是什么？陈云又为何要求停播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低调谦逊的老一辈革命家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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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位于上海青浦区的练塘镇，是一个风景如画的水乡古镇，来参观这里的人更是络绎不绝。这里便是老革命家陈云的家乡。而1905年陈云出生时的练塘镇，还完全是贫穷、不起眼的小村子模样，并且当时此地还归属于江苏。人们也不会想到，从这里会走出一个日后的“大英雄”，他为老百姓和国家而走上战场，为新中国的发展默默付出。
但鲜为人知的是，童年时期的陈云经历却十分悲惨。2岁丧父、4岁丧母，小小年纪的他就由舅父抚养长大。14岁时，由于家庭贫困，舅父已经无力供养他上学，陈云只能半路弃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一名学徒。
这里的学徒大都需要苦练珠算，和记账统账等基础技能，工作繁琐不说，每天还要站柜十几个小时，工作十分辛苦。但陈云却乐在其中，因为在这里他不仅学到了本领，还在这期间读了很多书。使他的眼界变得开阔，也为他后来的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此之外，在商务印书馆一些老人们的回忆中，陈云是一个很温和的年轻人，待人接物都十分的谦和有礼，因此在职工中，他的人缘也很好，大家也比较信任他，有事情都会和他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和看法。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陈云加入到商务印书馆的反抗活动中，自此逐渐参与到革命队伍中，还在这期间成为了我党的一员。在江苏、上海地区，为党的工作积极奔走。
1931年，我党特科发生重大变故，许多重要情报和人员都面临着被暴露的危险，情况万分危急。陈云接到情报之后立即向上级汇报，并在他的全力协助下，赶在了国民党的搜捕之前，让事情发生转机，避免了一场灾难的发生。
也正是由于他的突出表现，他被调到了我党特科工作。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再发生，他首先改变了特科的工作方式，并自掏腰包让可靠人士出面，在上海筹办了多个店铺，这些店铺分散在上海的各个地区。
而他本人则常常扮成商人、账房先生等身份，在各个秘密联络点开展党的工作。这使得当时我党的情报工作，有了可靠的社会根基，为后续的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1935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遵义会议之后，他又带领红军部队踏上长征，然而当时担任军委纵队政委的陈云，却突然消失了，队伍中再也看不到陈云的身影了，他究竟去了哪里？
原来，同年5月份时，陈云收到上级的一份秘密特殊任务，上级让他回到上海恢复我党的情报工作，鉴于当时上海地区正处在国民党管辖区的情况下，这项工作是十分艰巨而危险的。除此之外，上级还要求他设法联系共产国际，汇报我党的工作和红军的境况。这在当时遵义会议之后的环境下，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我党采取了极其严密的保密措施。陈云离开红军部队时，就连身边最亲近的同事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去做什么了。在辗转成都、重庆多次之后，历经万难才终于到达上海。
而当时的上海正处在一种紧张的氛围下，陈云想要展开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好在联系到了共产国际，在商讨之下，决定让他先去莫斯科再做打算。于是，陈云又从上海前往莫斯科，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间他还挤出时间，以笔名“廉臣”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由于当时的环境，他就以一名被俘国民党军医的角度，细致地描写了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并于1936年，我党在法国创办的中文杂志上连载发表。
这部作品一经发表，就受到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它为我党的宣传以及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污化我党形象，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为很多年轻人走上革命道路提供了动力。开头所提到的电视剧陈云出川，讲述的正是这段历史。而至于陈云为何要求停播这部电视剧，还要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
当时，四川省一名干部了解到，陈云在红军途中“消失”的故事，就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写成了一部电视剧陈云出川，并由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整部电视剧内容，非常客观地反映了当时陈云同志的战斗经历，对场景的刻画、以及遭遇危机时，陈云同志做出的判断，心理活动等，都极大地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在电视剧上线之前，编剧还曾向陈云的家属和秘书进行了交谈，经过他们的细致审查之后，便同意了这部剧的拍摄，最终通过审批在央视播出。
该剧一经播出之后，就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和好评，成为了当时大热的电视剧。让人们了解到老革命家的这段秘密而伟大事迹，在如此危险的处境下，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代的任务，令很多观众对这位老革命家产生无限的崇敬。
而当时已经80多岁的陈云本人，对这部电视剧的播出却一无所知。因为，整个过程家人并没有告诉他。而且晚年时期，陈云患有严重的青光眼和白内障，视力很差，是无法观看电视的。
平日里也都是收听电台新闻联播，即便是有事，他也会让人录下来，等有空了再补听。在家人看来，陈云是不会知道这部电视剧的播出的。然而，不知情的护士却意外透露了这个消息。护士告诉陈云，在电视上看了他的陈云出川，很是精彩。
陈云却是一脸茫然，他连忙问：什么陈云出川？于是护士向他简单讲述了下，他听完之后并没有感到高兴，而是立即叫来秘书，让他把剧本找来读给自己听。陈云听完之后，就立即给中央写信，要求停掉这部电视剧，不要继续播了。于是这部播了一半的剧就这样下架了，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看到这部作品。
陈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个人的名利不应该摆在第一位，早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他就曾说，人民的力量才是第一位，其次是党的领导，最后才是个人。如果没有前面这些，个人是很难做成事的。这就是陈云，一个低调谦逊的老革命家。
其实类似于这类的事情，还发生过很多次，陈云自然也明白这是大家的分内工作，但要是直接拒绝，难免会让对方为难。于是，早在最初他就定下了一个规矩，就是有关他个人的任何报道或是宣传，都必须由他亲自过目。而一旦经他的手，这些基本都会被毙掉。
有一次，宣传部门编辑了一本《陈云画册》，大家都知道他的规定，所以也不敢贸然发行，就先交到他那里审核。但当时陈云既没有点头答应、也没有摇头否定，而是默默收了起来。
而这一放就是8年，在他病重时，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希望趁他90岁的诞辰，可以将画册出版，为此多次去找他。起初，他依旧不同意，但在大家的软磨硬泡下，他才勉强点头。然而等到所有准备工作做完，画册出版那天，陈云也已经去世。
当时还有一篇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回忆文章，送到了他这里审查。陈云看了之后，虽然点头同意了发表，但是文章中有关他个人的内容，都被删掉了。
同样的，在他生前有一家出版社总编辑，十分喜欢他的书法，多年来收集了很多他写的条幅，原本想要出版一本陈云墨迹选，但由于知道他的规定，一直以来都未曾出版。
他曾说个人的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当时，家乡上海青浦和练塘镇决定，建立陈云同志革命历史陈列馆，他都直接去信表示不要搞个人的革命业绩宣传。
也因此，他的家乡根据他的意见，改为了当地革命历史的陈列馆。不过，在陈云去世之后，家乡人为纪念他，还是建立了陈云纪念馆。
在工作中，这一准则陈云也一如既往地贯彻到底。一般来说，有重大活动或讲话时，都会有新闻报道，陈云对此尤其慎重严谨。每次活动结束之后，他都会专门和记者、秘书以及相关人员开会，亲自商量如何撰写新闻稿。
一些和他接触过的记者回忆称，报道陈云同志的讲话时，可以删减，“总不能满篇都是我的话”，但不能多加或修改，“那就不是我的意思了”。可见陈云同志在工作中的严谨和谨慎。
不仅如此，陈云还给自己立下了“不收礼”的规矩，凡是有人送的，必须向他汇报，身边人也不能擅自收下。对此，他给出的解释是，送礼是有事找我帮忙，但收下之后，决定事情就有偏差了。
一次，他去外地视察结束之后，坐火车回北京。当时，为了犒劳他多日来的辛苦，当地两名同志直到火车开走，才告诉陈云的随行人员，车厢后面有一筐送给首长的补品，这么多天他太辛苦了。随行人员一听急了，赶紧说，你们快把东西带回去吧，首长是不收礼的。
两名同志却坚持称：首长工作期间，也不让提高伙食，又忙碌这么多天，筐里也就是两只母鸡和一些青菜，是我们犒劳首长的，哪里算得上送礼。
随行人员犯了难，只好请示陈云，并提议既然东西已经在车上，不如就按市场价卖了。陈云却坚持道：不能开这个先例，一旦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以后就阻止不了了。还是让他们带回去，和他们说这份心意我领了，但是东西我是坚决不能收的。两名同志听到陈云都亲自发话了，也不好再说什么，于是在下车时，只好将礼物又带了回去。
1976年以后，陈云积极支持一些老同志出来工作，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继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此，一些老同志为表达感激，送去了礼物。其中有一位同志和陈云是共事多年的好友，为了表达谢意，他带了一纸箱葡萄作为礼物，带到了陈云的家中。在当时，葡萄也是少见的水果，大多数家庭是舍不得买的。
陈云见状，先是祝贺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可以继续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但对于这份礼物，他坚持让对方带回去，两人为此反推让，最终陈云为了不让对方为难，只好在葡萄串上摘下5颗吃掉。这位老同志也明白陈云的坚持，最终还是将葡萄带了回去。
还有一次，军区干部来向陈云汇报工作时，带来了一些当地的特产葡萄。陈云依旧不收，坚持让他们带回去，并表示：我是中纪委书记，更要做好表率，你们带回去吧。
两人便解释说：两盒葡萄不值几个钱，也算不上收礼，想着带过来让您尝尝特产。听到这番话，陈云便表示：那好，我就吃10颗，凑个十全十美，剩下的你们都带回去。这一次，送来的礼物再次被“拒之门外”。
渐渐地，来找他的人也就不再带礼物了。不仅如此，陈云还严禁搞特殊化。
1956年，陈云突发心脏病，住进了医院，夫人于若木在他的身边寸步不离地照顾他。按照国家的一些规定，照顾他这样的老革命家，也属于执行任务，所以于若木的工资也是照常发放的。
陈云得知这件事之后，马上和夫人讲明，看病是个人的事情，再说国家为自己的治病已经有优待了，怎么还能拿工资呢。于是，在陈云康复出院之后，夫人于若木就回到单位，按照陈云的要求，将这段时间里收到的工资全部退了回去。
陈云对自己的孩子也非常严格，甚至在家中定下了三个规定，就是不能乘坐他的车，不能随意触碰他的文件，也不能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除此之外，他还要求他的孩子们，不准让人接送上下学，也不准搞特殊化。这看似十分严格的条件，却暗藏了一个父亲对孩子们深沉的爱和用心。
日常生活中，陈云对自己更是十分节俭。粗茶淡饭，布衣素食是他真实的写照。他身上穿的一件衬衣都是补了又补，用的皮箱还是延安时期买的，直到1994年还在用。其中一件棉坎肩更是穿了40多年，上面早已经布满了几十个补丁，直到衣服破的不行了，他才答应换下来。
陈云不仅是一位革命家，还是一位出色的学者，晚年时期，他经常在报刊或是出版社发表文章。1982年，陈云文稿选编出版，他收到了的第一笔稿费，就全部上交为党费。后来陈云文选出版，他又得到了一笔稿费，这一次秘书建议他，可以先存起来，以后可以捐给慈善事业。
不久之后，陈云从新闻联播上听到，希望工程和北方曲艺学校正在筹款建设，于是他就将这笔钱全部捐了出去。而关于他为慈善事业的贡献，也不止这一次。他的那些捐赠收据，都存放在他的书柜里，可见他对慈善事业的重视。
1995年4月10日，在他弥留之际，他交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一次党费，当天下午陈云同志与世长辞，享年9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