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向忧国忧民
奠定弘农杨氏尽忠报国家风基色
杨白华
叔向,是羊舌肸的字号。羊舌肸,姬姓,羊舌氏,春秋时期晋国上大夫,著名政治家、外交家,与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齐名。
《左传·昭公三年》中有一篇《晏婴叔向论季世》文,通过春秋时期两位先贤的对话,不仅是对春秋时期晋国等诸侯国末世的深刻剖析,找到原因所在,更是对后世治国理政的警醒,同时也给出了破解周期律的密钥。
《晏婴叔向论季世》原文:
齐侯使晏婴请继室于晋。既成昏,晏子受礼,叔向从之宴,相与语。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釡、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货,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箕伯、直抦、虞遂、伯戏,其相故公大姬,已在齐矣!”
叔向曰:“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疲敝,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滋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
晏子曰:“子将若何?”
叔向曰:“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
译文:
齐侯派晏婴出使晋国,为结同盟,愿以女为晋侯继室。晋侯款待晏婴。席间叔向问晏子齐国政局如何,晏子说:“已经到了末世了。唉,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就是想与你聊聊。我们齐国可能很快就会成为陈氏(陈氏即田氏)的天下了。国君对陈氏侵害百姓的胡作非为不闻不问,弃民生而不顾。比如,齐国旧有四种量:豆、区、釜、钟。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四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钟。陈氏的前三种量器都加一,即五升为一豆,五豆为一区,五区为一釜,而且钟也就相应地增大了。陈氏用公室小量器借出,则用私家大量器收回。国家横征暴敛,将山林海泽等物产等征走。百姓要把自己的劳动所得分成三份,二份要交给公室,自己的衣食只能留一份,百姓苦不堪言。公室从百姓那里收来的财富却都被陈氏这种蛀虫贪腐了,可怜的是连三老(类似现在的乡长)都受冻挨饿。都城的市集上,鞋子便宜,假脚昂贵。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反而是陈氏去慰问关心,百姓感恩陈氏的救助,爱陈氏如同父母,百姓像流水一样弃公室而归附陈氏。陈氏这样做,想不获得民心,都不行呀。陈氏的祖箕伯、直柄、虞遂、伯戏,恐怕也要辅助陈氏夺取齐国天下。所以,我说齐国已病入膏肓,已到末世了。”
叔向听了晏子的话,心情更加沉重了,他说:唉,我们晋国也是君弱卿强,卿架空君王,也已经到了末世了。战马不再驾战车,卿大夫不习军事,公室车乘无人驾驶,军队没有称职的将领。百姓困顿,宫室却愈发奢靡。饿死的百姓的坟墓相连,受宠贵族却愈加富足。政事由私家决定,国家无力给百姓庇护。百姓听到国君命令,就像躲避强盗、瘟疫般逃窜。昔日栾、郤、胥、原、狐、续、庆、伯这八大家族,如今已沦为卑贱吏役。政在家门,国家权力已落入卿大夫之手,百姓无所依靠。已经到了这种情况,国君还不知悔改,还不励精图治,还是奢侈享乐度日。晋国公室如此衰微,还能持续多久呢?
晏婴追问:“既然如此,您是如何打算的呢?”
叔向黯然道:“一个国家就像一棵大树,宗族就像是这棵大树的枝叶。如果枝叶先凋零了,后主干随之枯死。晋国的公族就要灭绝完了。比如我宗族共有十一族,现在也只有我羊舌氏这一族了。现在晋国国君不是一个好君王,而且还是这样奢侈挥霍无度,我如果能善终就很幸运了,还能指望祭祀吗?”
一、尊公室,抑私门:公权归位天下为公是叔向为官一生的追求
羊舌肸,一位春秋末世中的公权守护者。我们可从几个方面来看叔向“公权归位,天下为公”的政治实践。
一是礼法之争:面对子产铸刑书改革,叔向以“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的警告,揭示出权力分散化的深层危机。
当时晋国内部有卿大夫与国君的激烈斗争,外部又强敌压境,致晋国陷入内忧外患之中。面对“君弱卿强”的现实,他反对范宣子铸刑鼎(公元前536年),其本质是反对卿大夫僭越礼法。在六卿架空晋侯的背景下,叔向意识到法典公开实为卿族攫取司法权的工具,会成为卿大夫谋私利篡夺权位的“合理”借口,会动摇国家之根本。所以,他坚持“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周礼传统,实质是维护公室对法律解释权的垄断,主张“礼乐征伐应出自公室”;他对社会“礼治”败坏深感痛惜,主张教化为主,刑法为辅。
孔子三十五年后评此事“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印证叔向预判正确,此事件标志着晋国权力重心彻底向卿族倾斜。
二是司法方面:邢侯与雍子争田案(公元前528年),雍子献女于司法官羊舌鮒(羊舌肸之弟)换得胜诉。叔向力主包括自己的亲弟羊舌鮒在内“三人同罪”。此举打破“刑不上大夫”旧例,展现司法权高于贵族特权的原则。孔子赞曰:“叔向,古之遗直也。”
面对范宣子滥刑治国,叔向借晏婴出使晋国之机,以“鬻狱之弊”讽喻,促成刑狱制度改革。叔向确立“昏(行贿)、墨(贪赃)、贼(杀人)”三大罪名的判例(《左传·昭公十四年》),构建起超越血缘伦理的晋国公共司法体系。
在晋国公室衰微之际,叔向通过严惩三大贵族成员(雍子属韩氏、叔鱼属羊舌氏、邢侯属栾氏),重建公权权威。
三是在魏舒“毁车为行”的军事改革中,以“忘经而多言,举趾高”的预言警示,防止军权落入私门。这些干预既避免与卿族正面冲突,又有效遏制了权力私有化进程,维护了国家利益。
这场载入《左传·昭公三年》的经典对话,不仅展现出春秋时期公室与私门的博弈图景,更将叔向“尊公室,抑私门”的政治主张镌刻成永恒的政治哲学命题。
二、德以柔中囯,刑以威四方:是叔向一生的治国理念
叔向的“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的治国理念,始终贯穿在他一生的执政实践中。叔向的“德以柔中国”的民本情怀,曾提出立国必须“有贤臣,良主,具谋策,有民附”。他强调德政教化优于严刑峻法;反对“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神秘主义司法,倡导法律明晰化。
叔向“刑以威四方”的方略体现在外交上“先礼后兵”。公元前529年,“晋成虒祁,诸侯朝而归者皆有贰心”。叔向理直气壮驳斥:“晋礼主盟,惧有不治,奉承斋牺,而布诸君,求终事也,”将晋国盟主置于毋庸置疑的神圣地位。并强硬宣称:“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况其率道,有何敌之有!”做出用兵姿态,是其盟会史上动用军队规模最大的一次,最终“诸侯畏之”“同盟于平丘”。
叔向在外交事务上,主张“务德无争先”,以礼让和诚信为先。推动弭兵会盟成功,缓和了晋楚之间的紧张关系,维护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劝阻晋平公联楚攻齐(公元前539年),叔向谏止:“诸侯无伯,晋之耻也”(《左传·昭公三年》),反对为短期利益引入楚国势力,实为引狼入室,维护了晋国作为中原盟主的公共责任。
公元前543年,鲁国使臣访晋后回报鲁侯:现在晋国“有赵孟以为大夫……,有叔向、女齐以师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后可。”楚国令尹子本谏楚侯:“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
他“存亡继绝”的外交思想,体现在坚持维系姬姓诸侯国(如鲁、卫)地位,阻止晋国卿族与异姓诸侯(如齐、楚)的私相授受,妄图以通过对外战争扩张私兵,壮大私家势力,动摇国之根本。
三、政在家门,民无所依:是叔向给末世的画像
叔向给末世的“画像”:国君羸弱,权柄旁落,政在家门,民无所依,民生凋敝,道德沦丧。
《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叔向感叹:“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晋国自曲沃代翼后形成独特政治格局,在卿大夫世族的逐渐膨胀中逐渐失衡。“六卿制度”既是晋国争霸的基础,同时也是埋葬晋国的掘墓人。成也六卿,败也六卿。韩、赵、魏、范、中行、智六卿的私邑规模远超公室,其家臣数量堪比诸侯。赵鞅在晋阳城修建的城墙高度突破周礼规制,范氏私铸的青铜礼器纹饰僭越天子规格……这种权力的物质化呈现,实质是礼法制度解体的具象表征。
“公室衰微,政在家门”,导致社会失序。在权力私有化的漩涡中,晋国公室失去的不只是土地与军队,还有国家的经济命脉及司法权。祁氏封地内私设税卡,中行氏领地上私立法庭,原本统一的国家治理体系被切割成碎片。
内乱不止,民无所依成为残酷的现实。曾经效忠公室的六卿们不再忠心,反而为了各自家族利益打得头破血流,甚至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在此消彼长之间,卿族“大鱼吃小鱼”,强肉弱食,用计谋和武力兼并,内战不止,受苦受难的终究是百姓。民众在多重权力夹缝中艰难求生,既要向公室缴纳赋税,又要向封君进献贡赋,还要应付卿族间的战争摊派。这种“多头纳税费”的困境与压榨,使“民无所依”“民生凋敝”成为残酷的现实写照。
叔向在《左传》中痛陈:“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深刻揭示权力失序带来的治理危机。当政令不出宫门,当律法不及私邑,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则陷入混乱。晋平公欲修缮宫室,却因卿族掣肘三年未成;民众诉讼案件,常在卿族干预下失去公正。这种制度性溃败,终将导致文明秩序的全面崩塌。
四、君命无贰,恪守臣节:是叔向对自己一生归宿的选择
送走了晏婴。春秋时期的晋国都城新绛,叔向站在宫阙高台之上,望着城内此起彼伏的卿族豪邸,耳畔传来市井百姓的哀叹。
叔向独自站在寒风凛冽中,紧锁眉头认真思索着,他反复问自己,要怎样才能守住晋国?他知道,当卿大夫僭越礼制将九鼎迁入私宅,当权力博弈取代礼法秩序,当晋侯无力庇护百姓,晋国正滑向不可逆转的深渊。
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面临“君幼弱,六卿强”的局面,叔向始终坚持“以道事君,事君以忠”,即便在晋平公昏庸之时,仍以“君命无贰”的信念恪守臣节。当齐使晏婴质疑晋国政情,建议叔向要早为自己打算,叔向毫不犹豫回答“谋国家不贰”。
伯华、叔向曾因羊舌虎受牵连被囚禁,祁奚主动去保曰:“我来此不是为我的事情,而是为国家的事情。羊舌赤(字伯华)、羊舌肸(叔向)都是贤人,尤其羊舌肸,是国家难得一遇的栋梁。这样滥杀栋梁,晋囯危矣!”
正如《国语·晋语》所载:“叔向之忠,犹金石不可移也。”这种在末世还“以道事君,事君以忠,谋国家不贰,君命不贰”的坚守臣节的信念,恰以暗夜孤灯,照亮了中国士大夫精神原初模样,却也更显悲壮。
羊舌肸的一生始终以德行为先,不追求个人权力,不为宗族谋利益,不结朋党,不依附新贵家族,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他的“事君以忠”的思想,在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也为他羸得了后世的尊敬和赞誉;他的这种把自己、家族及宗族的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绑在一起,“谋国家不贰”的忠诚气节及坚定信念,奠定了弘农杨氏“尽忠报国”家风的基色。
叔向的选择,注定了羊舌氏家族悲剧的必然。他哀叹:“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子,是指晋侯,意思是晋国无一个好国君),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读到此,我再次泪奔。在肸祖逝世十年后,羊舌氏家族被一个十分可笑的罪名灭族,更可悲更惨不忍睹的是,叔向墓被掘开并将他的遗体损害,至今墓无名,至今没有后代祭祀!没想到他一语成谶,呜呼!哀哉!
叔向对同是绛州的荀子影响很大,荀子“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的思想,与叔向“公权为民”理念一脉相承,展现出儒家对春秋政治遗产的继承发展。
末世并非一蹴而就,往往是有迹可循。《晏婴叔向论季世》的对话,不仅是一篇历史文献,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历史的兴衰更替,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启迪。
晏婴与叔向的对话被司马迁录入了《史记·齐世家》,成为了研究春秋权力结构变迁的重要文献。
站在文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回望,叔向忧思的目光仿佛还在眼前闪烁。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杨白华(巴中市政协原副主席,家风文化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