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隋朝在开皇初年、开皇末年和大业初年三个阶段数度修筑长城，根据长城位置分布，结合各阶段隋朝与突厥战事地点所在，可以看出由于隋朝采取了正确的政治战略和民族政策，逐步取得了对突厥斗争的主动权，北部边界逐渐向北拓展，从开皇初年黄河“几”字弯毛乌素沙地南缘和黄河以东的并州一幽州一平州一线延伸至开皇末年的黄河“几”字弯南岸向东至黄河南流处以东一线。开皇初年修筑的长城还具有边界性质，开皇末年虽仍在修缮，但长城已位于内地。大业初年，北部边界向北扩展至河套北部，隋与突厥双方的大致边界就是大业三年的长城。
隋朝是长城修建的重要时期。在短短的三十余年里，隋朝数度修筑长城，时间集中于开皇元年(581)至七年(587)的开皇初年、开皇十六年(596)至十九年(599)的开皇末年以及大业三年(607)、四年(608)的大业初年这三个阶段。根据长城位置分布，结合各阶段隋朝与突厥战事地点所在，关于隋朝的北部疆界，尤其是在黄河“几”字弯和黄河以东到河套区域有一个从南向北的变迁过程。
一、开皇初年长城
开皇初年见于《隋书》《资治通鉴》记载的长城修筑有8次，但由于史料记载分散，且时间、地点、事件经由等或缺失、或不详，导致这些分散的资料难以有机地联系起来，它们往往被定性为不同年代的、互不关联的长城，而失其全貌。事实上开皇初年长城是隋文帝为巩固北部边防而采取的一项持续、系统的边疆政策的产物。在黄河以东，有北齐长城和北周长城可资利用；在黄河以西，又新筑朔方长城，从而形成了一条东西连贯的防线。
(一)开皇初年长城的有关记载
1.开皇元年稽胡修筑长城 关于隋朝开皇初年的长城，明确记载有修筑时间的仅开皇元年(581)两次。《隋书·高祖纪上》载开皇元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资治通鉴·陈纪九》载太建十三年(581)四月，“隋主召汾州刺史韦冲为兼散骑常侍。时发稽胡筑长城，汾州胡千余人，在途亡叛。帝召(韦)冲问计，对曰：‘夷狄之性，易为反覆，皆由牧宰不称之所至。臣请以理绥静，可不劳兵而定。'帝然之，命冲绥怀叛者，月余皆至，并赴长城之役。
《隋书·韦冲传》载：“于时稽胡屡为寇乱，冲自请安集之，因拜汾州刺史。高祖践阵，征为兼散骑常侍，进位开府，赐爵安固县侯。岁余，发南汾州胡千余人北筑长城，在途皆亡。上呼冲问计，冲曰：‘夷狄之性，易为反覆，皆由牧宰不称之所至也。臣请以理绥静，可不劳兵而定。'上然之，因命冲绥怀叛者。月余皆至，并赴长城，上下书劳勉之。寻拜石州刺史，甚得诸胡欢心。”
由以上记载可知，开皇元年四月隋朝征发稽胡修筑长城，其中有千余汾州或南汾州的稽胡在路上逃跑了，后在汾州刺史韦冲的劝说下才前去修筑长城。此次长城劳役仅20天，韦冲随后被任命为石州刺史。单纯从这几条记载难以判定长城在哪里，仅有的一些信息就是汾州、南汾州和石州这几个地名。
北周灭齐后至隋初，汾州冶龙泉城，在今山西隰县；南汾州治定阳县，在今吉县；石州治离石县，在今吕梁市离石区。但诸州与长城之间的位置关系并不明确，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据“北筑长城”之语可以确定长城位于诸州以北的区域。
2.开皇元年的幽并长城 开皇元年另一次修筑是修竣了幽、并北境的长城。《隋书·突厥传》载：“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及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上敕缘边修保鄣，峻长城，以备之，仍命重将出镇幽、并。”这段记载中，突厥可汗沙钵略与北齐残余势力高宝宁合兵攻陷临渝镇及隋文帝敕修长城的时间并未指明，只知是隋文帝受禅立国后，即开皇元年二月以后。
《隋书·长孙晟传》和《资治通鉴》有类似记载，明确系于开皇元年。《长孙晟传》载开皇元年，突厥可汗摄图(即沙钵略)，“与高宝宁攻陷临渝镇，约诸面部落谋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惧，修筑长城，发兵屯北境，命阴寿镇幽州，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人以为之备。”，《资治通鉴·陈纪九》载太建十三年，“隋主既立，待突厥礼薄，突厥大怨……乃与故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合兵为寇。隋主患之，敕缘边修保鄣，峻长城，命上柱国武威阴寿镇幽州，京兆尹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以备之。”镇守幽州的阴寿，据《隋书·阴寿传》，在北周大象二年(580)八月平定尉迟迥叛乱后“以功进位上柱国。寻以行军总管镇幽州，即拜幽州总管，封赵国公。”镇守并州的虞庆则在开皇元年受封京兆尹。因此，可以确定突厥与高宝宁南下进犯攻陷临渝镇和隋文帝敕修长城的时间是在开皇元年。
北齐营州，治和龙城，也称黄龙城，即今辽宁朝阳市。临渝镇，即临渝关，也称渝关，或作临虑关、临闾关，当时位于平州境，在今河北秦皇岛市抚宁区榆关镇，距离山海关仅30余千米。北周至隋初，平州治肥如城，今河北迁安县境；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市西南；并州治龙山县，今山西太原市。由此可知，隋初幽、并二州北界，面临突厥与高宝宁势力的侵扰，平州和临渝关已成为双方交锋的前线。因此，隋文帝敕修的长城也应是在幽州、并州北境，其东段在平州境。
3.开皇三年至五年的幽州长城《隋书·周摇传》载：“开皇初，突厥寇边，燕、蓟多被其患，前总管李崇为虏所杀，上思所以镇之，临朝曰‘无以加周摇者’。拜为幽州总管六州五十镇诸军事。摇修鄣塞，谨斥候，边民以安。后六载，徙为寿州。”
开皇三年(583)五月，幽州总管阴寿卒。不久，继任者李崇在与突厥的争战中阵亡。七月，周摇被隋文帝任命为幽州总管，至开皇十一年(591)三月调任寿州总管，其在幽州任职近8年。《周摇传》载其“修鄣塞，谨斥候”以后又过了六年，调任寿州。从开皇十一年三月往前推6年，应不晚于开皇五年(585)。那么周摇“修鄣塞”的时间只能是在开皇三年至开皇五年之间。可见，周摇所修长城应仍是开皇元年于幽、并北境“修保鄣，峻长城”的持续。
4.开皇三年、四年崔仲方修筑朔方长城《隋书·崔仲方传》载：“及(隋文帝——引者注。下同)受禅……(崔仲方)进位上开府，寻转司农少卿，进爵安固县公。令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明年，上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艰去职。未期，起为虢州刺史。上书论取陈之策曰：‘臣谨案晋太康元年岁在庚子，晋武平吴，至今开皇六年，岁次丙午，合三百七载……'上览而大悦。”从这段记载可知，崔仲方曾于朔方、灵武修筑长城，东到黄河，西至绥州，南抵勃出岭，长700里。第二年，又于朔方以东筑城数十座。崔仲方修筑的长城，其位置、长度等信息比较明确，但具体修筑时间《隋书》未载明，而《资治通鉴》很明确地将这两次筑城之事分别系于开皇五年(585)和六年(586)。
《隋书·崔仲方传》明确记载崔仲方在第二次筑城期间或在此之后，由于父亲去世而离职。崔仲方的父亲崔猷，在《周书》中有传。《周书·崔猷传》记其卒于开皇四年(584)。这样崔仲方第二次筑城时间当不晚于开皇四年，由此其第一次修筑长城应不晚于开皇三年(583)。北周末年废朔方郡到大业三年(607)重设朔方郡期间，无朔方郡建置，《隋书·崔仲方传》中所称“朔方”当指置于开皇三年的朔方镇。因此，崔仲方第一次修筑长城的时间可以确定为开皇三年，第二年筑城即为开皇四年，《资治通鉴》系年有误。
关于朔方镇，入唐以后为罢交县或延昌县，在今陕西延安市安塞区西北一带。灵武，位于宁夏灵武市西南或平罗县陶乐镇西南一带;绥州治上县，今陕西绥德县;勃出岭在今陕西绥德县东南。这段长城的大致走向为西起今宁夏灵武市或平罗县陶乐镇黄河沿岸，向东经陕西北部至绥德县，再向东南延伸至勃出岭。
崔仲方第二次筑城，既然称之为“城”，并非如第一次般明言“长城”，则应该是城障一类的设施。而且书中写出了第一次所筑长城的长度，第二次则是用“数十”这样的词汇，可见第二次是修筑了数十座的城池，并非长城。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二次修筑的数十座城池与第一次所筑的长城有密切联系，共同构成较为严密的防御体系。
5.位置无载的开皇六年和七年长城《隋书·高祖纪上》载开皇六年(586)二月，“丁亥，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开皇七年(587)二月“是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这两次长城修筑的时间及用工人数、工期记载清晰，惜未记主持修筑者、位置等信息，无从判断其所在。
6.开皇初年卫玄监筑的长城《隋书·卫玄传》载：“及高祖受禅，迁淮州总管，进封同轨郡公，坐事免。未几，拜岚州刺史。会起长城之役，诏玄监督之。俄检校朔州总管事。后为卫尉少卿。仁寿初，山獠作乱，出为资州刺史以镇抚之。”岚州刺史卫玄监督的这次长城之役，从这段记载中难以判断具体时间，只能确定是在隋文帝继位的开皇元年(581)至仁寿(601～604)初年之间，在卫玄任岚州刺史之后、朔州总管之前。至于位置更难确定，据卫玄官职分析可能位于岚州境内。
北魏曾置岚州，治岢岚县(今山西岚县岚城镇北)。隋开皇(581～600)、仁寿(601～604)年间仍置岚州，治岢岚县，开皇三年(583)移徙三堆城(今山西静乐县)，开皇十八年(598)改称汾源县。大业(605～618)初年废岚州。
朔州，北齐天保六年(555)于新平城(今山西怀仁市金沙滩镇安宿疃村东北约2千米的安宿疃城址)重置朔州，亦称北朔州。天保八年(557)移治马邑城(今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入隋后，开皇年间置朔州总管府，大业初年废朔州及总管府。
既然岚州、朔州在开皇、仁寿年间仍置，均废于大业初年，那么卫玄任“岚州刺史”“检校朔州总管事”也应在开皇和仁寿年间，结合传记中其任检校朔州总管事至仁寿初任资州刺史之间还有其他任职经历，可排除仁寿年间，仅限于开皇年间。再据“高祖受禅”“未几”之语，这次长城修筑在开皇初年当无误。从时间上来说，肯定不是开皇元年，因为卫玄出任淮州总管是在开皇元年十二月。
(二)开皇初年长城是一条东西连贯的防线
开皇元年稽胡修筑长城，史书记载了具体时间、修筑时长以及修筑者是稽胡，包括千余汾州或南汾州的胡人等细节。至于长度、位置、背景等无从知晓，只能大致推测位于汾州、南汾州和石州以北地区。同年隋文帝敕修长城也无具体位置、长度等信息，只能大致确定位于幽、并二州北境，东段在平州境，修筑的直接原因是突厥和高宝宁的南犯。据“缘边修保鄣，峻长城”之语，这次长城修筑是修缮旧有长城无疑。从时间和位置来看，开皇元年稽胡修筑长城当是隋文帝敕修长城的西段工程，汾州、南汾州和石州这三州中最北的石州与并州大致处于相同纬度。到周摇任幽州总管的时候，在开皇三年至五年期间隋朝继续加强幽州一带边防。
开皇三年，崔仲方于朔方、灵武修筑了西至黄河、东至绥州、南至勃出岭长达700余里的长城。绥州东越黄河即为石州、并州，这段长城与黄河东岸的并州、幽州北境长城相连，形成了横贯隋朝北境的连续的长城防线。第二年，他又于朔方以东修筑了数十座与长城配套的城障。
卫玄监督的长城，当位于岚州境，地处并州、石州以北，在今山西北部。既然幽州长城在持续修缮，并州北境长城也应会进行不断地修缮，卫玄所监长城修筑应是开皇元年“缘边修保鄣，峻长城”的持续。至于开皇六年、七年修筑长城，虽无位置记载，但也当指隋朝北境长城分期、分地区的修缮工作。
将开皇初年的这些资料整合在一起，一条东西连贯的长城防线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条长城防线是应对突厥进犯，加强北境防御的产物。
(三)开皇初年长城修筑时的边境形势
开皇元年(581)四月，隋文帝即位仅月余，就开始修筑长城，距北周大象长城的修筑不到两年。北周大象元年(579)六月，为应对突厥和北齐残余势力对平州、幽州、并州的进攻，于翼对北齐天保七年(556)长城进行了“创新改旧”，突厥“自是不敢犯塞”。但北齐残余势力高绍义仍栖身于突厥，北周要求突厥遣送高绍义，他钵可汗留而不遣。直到第二年(580)七月方送高绍义于周。盘踞营州的高宝宁，常与突厥、契丹、靺鞨联兵进犯平州、幽州，时任丞相杨坚遣使招慰，但高宝宁“竟不臣周”。正是在这种严峻的边疆形势下，隋文帝的长城修筑很早就开始了。
开皇元年隋周禅代后，突厥可汗沙钵略认为隋文帝待之礼薄，且可汗夫人原为北周公主，请求可汗为周复仇。于是就有了前述突厥与高宝宁合兵攻陷临渝镇，隋文帝敕令修筑长城，重兵屯守幽州、并州之事。
开皇二年(582)，隋朝与突厥之间交战频繁，互有胜败。四月，隋将韩僧寿破突厥于鸡头山(今宁夏隆德县东)，李充破突厥于河北山。五月，突厥和高宝宁合兵突破长城，进犯平州。六月，李充再破突厥于马邑(今山西朔州市朔城区)。突厥兵进击兰州(治子城县，今甘肃兰州市西北)时被贺娄子干(时为凉州总管，凉州治姑臧县，今甘肃武威市)在可洛咳击败。隋朝加强了重要地区的防备力量，太子杨勇屯咸阳(郡治石安县，今陕西泾阳县)，虞庆则屯弘化(郡治岩绿县，今陕西靖边县北部白城子古城)，冯昱屯乙弗泊(在部州以西，部州治西都县，今青海海东市乐都区)，叱列长叉守临洮(即北周洮州，治美相县，今甘肃卓尼县西)。
当年底与第二年年初，突厥又数次入侵。当年十二月，突厥进犯周槃，隋将达奚长儒遭遇失败。突厥于是纵兵从木硖(今宁夏固原市西南)、石门(今宁夏海原县东南)两道入侵，“武威(属凉州，郡治姑臧县，今甘肃武威市)、天水(郡治上封县，今甘肃天水市)、金城(属兰州，郡治子城县，今甘肃兰州市西北)、上郡(郡治洛交县，今陕西富县)、弘化、延安(郡治肤施县，今陕西延安市东北)六畜咸尽”。隋文帝震怒，下诏反击，并要求诸将“广开边境，严治关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于是，隋朝发动了大规模的北伐。
开皇三年(583)四月，杨爽在白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与武川县东南交界一带)重创沙钵略可汗。阴寿击败高宝宁，收复营州，高宝宁为部下所杀。五月，李晃破突厥于摩那渡口，窦荣定破突厥与吐谷浑于凉州。八月，高颊出宁州(治赵兴城，今甘肃宁县)道，虞庆则出原州(治宁高县，今宁夏固原市)道，攻击突厥。虽然突厥在六月曾一度击败幽州总管李崇，但在隋军的强大攻势下，尤其是长孙晟“远交近攻，离强合弱”方略的成功实行，突厥内部分裂，沙钵略可汗与阿波可汗相攻不已，实力大减。双方均向隋请和求援，隋文帝皆不准许。
开皇四年(584)，突厥诸部纷纷请降。当年九月，沙钵略夫人求为隋文帝女，隋文帝许之。开皇五年(585)，沙钵略“请将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内，有诏许之”，沙钵略大喜，上表称臣，并遣子库合真来朝，“于是岁时贡献不绝”。开皇七年(587)正月，沙钵略“请猎于恒、代之间，又许之”。双方关系进入相对平和的一个时期。直至开皇十七年(597)，边衅再起。
从上文所述，可以看出开皇初年隋与突厥的争战在整个隋朝北境广泛展开。为巩固北部边防，先有隋文帝“缘边修保鄣，峻长城”的敕令，后又颁诏“广开边境，严治关塞”，在这种形势之下，长城的修筑不再是一时、一地之事，而是一项持续的、系统的边境之策，这也是隋初积极防范、以防御为主的战略的重要内容。在黄河以东，有北齐长城和北周长城可资利用；在黄河以西，又新筑朔方长城，形成了东西连续的一条防线。在黄河以东，双方战争主要在长城沿线的平州和幽州、并州北境展开。长城以北的朔州、白道虽为隋朝统治，但也是双方反复争夺的所在，长城以北地区并不是隋朝有效控制的区域。也正因如此，隋朝除准许突厥常驻白道川外，还许可突厥在今山西大同市一带为中心的“恒代之间”狩猎。当然，反过来也说明随着隋朝实力的增强，长城一线的防御已经非常稳定，隋文帝才能够允许突厥在长城以北的“恒代之间”狩猎。在黄河以西，在朔方长城修筑以前的开皇元年、二年，突厥甚至进袭至今甘肃天水市一带。位于毛乌素沙地南缘的长城修筑以后，隋朝转入攻势，突厥南下明显减少。因此开皇初年，隋朝在北方有效控制的边界就在长城一线。
开皇末年长城
《隋书》《资治通鉴》未记载开皇末年修筑长城之事。但《元和郡县图志》和近年来长城沿线发现的两方石刻，记录了开皇十六年(596)、十七年(597)和十九年(599)修筑长城的事件，揭示出开皇末年也是长城修筑的一个重要阶段。
(一)开皇末年长城的有关记录
1.《元和郡县图志》关于开皇十六年修筑长城的记载《元和郡县图志·河东道三》“岚州合河县”条载：“隋长城，起县北四十里，东经幽州，延袤千余里，开皇十六年因古迹修筑”，“蔚州灵丘县”条载：“开皇长城，西自繁時县，经县北七十里，东入飞狐县界。”唐代合河县在今山西兴县西北50里黄河东岸，繁時县在今山西繁峙县南三里杏园村东，灵丘县在今山西灵丘县，飞狐县在今河北涞源县。“灵丘县条”长城经由正位于“合河县条”所记载长城的沿线一带，它们所指的长城相同。
如前所述，开皇初年，隋文帝曾于幽州、并州、岚州北境修筑长城，它是对北齐长城和北周长城的修缮利用。《元和郡县图志》中的这条西起合河县，向东经繁時县(今作繁峙县)、灵丘县、飞狐县至幽州的长城，位置正与北齐长城和北周长城相重合，反映隋朝曾反复对前代长城进行修缮利用。
2.河北滦平县发现的开皇十七年修筑长城的石刻20世纪80年代，在河北滦平县金山岭明长城北侧发现一方开皇十七年(597)的石刻，记载了上仪同刘恭、幽州大都督路显和等人率领燕乐县、潞县官员修筑长城的事件。燕乐县在今北京市密云区东北，潞县在今北京市通州区东。石刻发现处位于幽州北境，石刻记述的长城当亦为开皇末年对开皇初年幽州北境长城的修缮利用。同时说明之后的明长城又利用了隋长城，并将其叠压，这也被认为是隋长城和早期长城难以发现的原因。
3.山西岢岚县发现的开皇十九年修筑长城的石刻 2009年，山西省长城资源调查队在岢岚县岚漪镇大庙沟村调查长城资源时，当地村民提供了一方记录开皇十九年修筑长城的石刻，该石刻是2007年村民在大庙沟村东南0.4千米犁地时发现的。刻文为“开皇十九年七月一日栾州元氏县王口黎长宗领丁卅人筑长城廿步一尺西至……王口”。这方石刻记录了修筑时间、民夫来源和人数、所筑长城长度等信息，非常珍贵。民夫来源的栾州元氏县在今河北元氏县西北。这方石刻发现于岢岚县北齐长城沿线，地处隋岚州北境，也是开皇末年对旧有长城进行修缮利用的明确证据。
(二)开皇末年长城修筑时的边境形势
开皇七年(587)以后，隋与突厥的关系进入一个相对平和的时期，突厥常年遣使朝贡。但隋文帝一直重视防范、分化突厥，“欲离间北夷”。突厥可汗雍虞闾欲请婚于隋，长孙晟上奏曰：“臣观雍闾，反覆无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国家。纵与为婚，终当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灵，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征发。强而更反，后恐难图。且染干者，处罗侯之子也，素有诚款，于今两代。臣前与相见，亦乞通婚，不如许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抚驯，使敌雍闾，以为边捍。”于是开皇十七年(597)，隋文帝按照长孙晟所奏，将安义公主许给突利可汗(即染干)，并准其南徙度斤旧镇，“锡赉优厚”。招致雍虞闾大怒，“于是朝贡遂绝，数为边患”。自此，双方又进入一段争战时期。
开皇十七年(597)，韩僧寿屯兰州以防备突厥。开皇十八年(598)，杨秀出灵州道(灵州治回乐县，今宁夏灵武市西南)攻击突厥。开皇十九年(599)，杨谅为元帅，高颊率王答、赵仲卿出朔州道(朔州治招远县，今山西朔州市朔城区)，杨素率李彻、韩僧寿出灵州道，燕荣出幽州，并击突厥。与此同时，雍虞闾打败亲隋的突利可汗。四月，突利可汗南投隋朝。十月，突利可汗被册封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长孙晟在朔州筑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古城)安置其部落。由于启民可汗遭到雍虞闾的多次侵掠，隋文帝一方面将启民可汗迁至河南，“在夏(州治岩绿县，今陕西靖边县北部白城子古城)、胜(州治榆林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黄河南岸或准格尔旗十二连城遗址)二州间，发徒掘堑数百里，东西距河，尽为启民畜牧之地”，另一方面遣杨素出灵州，韩僧寿出庆州(州治归德县，今甘肃环县北归德堡)，史万岁出燕州(州治怀戎县，今河北涿鹿县西南)，姚辩出河州(州治枪罕县，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准备进攻雍虞闾。当年十二月，雍虞闾为部下所杀。突厥陷入内乱，达头可汗自立。开皇二十年(600)四月，隋文帝遣杨广与杨素出灵州，杨谅与史万岁出朔州攻击达头可汗，达头可汗败逃而去。仁寿元年(601)正月，代州总管韩洪在恒安(即恒安镇，今山西大同市)被突厥击败。隋文帝诏杨素为云州道(云州治大利县，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古城)行军元帅，率启民可汗北征。仁寿二年(602)数败突厥，赵仲卿并筑金河(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二城，安置启民可汗部落。仁寿三年(603)，在隋和铁勒、奚、霜等的共同打击下，达头可汗逃奔吐谷浑。启民可汗“遂有其众，遣使朝贡”，隋与突厥再次进入一个和平共处的阶段。
隋文帝重视防范、分化突厥，在这种背景下，持续修筑长城是当时重要的边防之策。开皇末年的长城修筑，依旧是为了防御突厥，对今山西中北部经北京市北部至河北东部的北齐、北周长城进行了持续的修缮利用。同时，从双方的战事地点可以看到，随着隋朝优势的突出，原来长城以北地区此时已处于隋朝的有效控制范围内，整个北部边界北移至黄河“几”字弯南岸向东至黄河南流处以东一线，长城已经位于隋朝疆界内。
大业初年长城
隋炀帝于大业三年(607)、四年(608)两筑长城。大业四年长城即榆谷长城，主要目的是“以御吐谷浑”，位于今青海东部，地处隋朝西北边疆。本文主要讨论大业三年长城。
《隋书·炀帝纪上》载：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食货志》记载相近：“兴众百万，北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绵亘千余里，死者太半。”《北史》和《资治通鉴》惟将“一旬”记 为“二旬”。可见，隋炀帝在大业三年修筑的这段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长1000余里，动用人力百余万，用时一旬或二旬。这段长城的位置大致沿榆林塞从西端的秦汉时期所称的“北河”(今乌加河)至东端的隋唐榆林郡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黄河南岸或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遗址)附近的黄河北岸，继沿金河(今大黑河)延伸至其上游紫河(今内蒙古卓资县境)。位于河套北部阴山与大黑河一线。据内蒙古长城资源调查成果，这一线正是“阳山秦汉长城”所在，大业三年长城当是利用和重修前代长城，而非新建长城。
这段长城是在隋炀帝北巡启民可汗牙帐前修筑的。当年四月，隋炀帝北巡。六月，隋炀帝至榆林郡，启民可汗来朝。七月，隋炀帝在郡城东御大帐，大宴启民可汗及其部落酋长数千人。同月，修筑榆林至紫河的长城。八月，隋炀帝自榆林郡出发，沿金河向东北，幸启民可汗牙账。当月，启民可汗护送隋炀帝南返入塞。
启民可汗一直称臣隋朝，在做大可汗期间，其统治地域已臣服于隋朝，似乎没有修筑长城的必要。但可以看到隋炀帝北巡的目的是“出塞耀兵”，他修筑长城实际上就是在宣示武功，从而巩固边疆。这也说明当时隋朝北疆已向北扩展至河套北部，再往北就是启民可汗控制的地域。大业三年长城也成为当时隋朝北部疆界之所在。
从隋文帝到隋炀帝，由于隋朝采取了正确的政治战略和民族政策，逐步取得了对突厥斗争的主动权。伴随着隋朝实力的增强，北部疆域也向北拓展，从开皇初年黄河“几”字弯毛乌素沙地南缘和黄河以东的并州一幽州一平州一线延伸至开皇末年的黄河“几”字弯南岸向东至黄河南流处以东一线。开皇初年修筑的长城还具有边界性质，到了开皇末年虽仍在修缮，但长城已位于内地。大业初年，随着隋朝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北部边疆向北扩展至河套北部，整个河套都成了隋朝的有效控制区域，隋突双方的大致边界就是大业三年长城。
编者注:原文刊载于《北疆文化研究》2024年第6期。出于排版需要，本文在编辑时省略了注释，如有需求，请下载原文查看。转自公众号“山西长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