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乔访谈：以不可察觉的方式与世界相处
顿悟：从“沙童”到“北乔“
刘煜：北乔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了解到您的本名叫做朱钢，请问是什么样原因让您选择了“北乔”作为您的笔名?
北乔：与一般作家不同的是，我取笔名是从化名开始的。当年在武警江苏总队徐州支队当兵，学摄影搞新闻报道。为了练习摄影技术特别是抓拍技术，我将那种老式的只配标准镜头的相机藏在军用挎包里，专找那些不文明的街头现象拍。拍这样的场景，是不能让被拍者发现的，可以说一旦发现了，后果很严重。轻则会失去原生性的画面，重则就会被人家要求曝光底片，甚至发生更大的纠缠。这样一来，我只有目测距离，把快门、光圈和对焦都在挎包里盲操作，然后快速靠近，取出相机拍完就走。渐渐地，技术有所长进，就常在《徐州日报》上发表新闻照片。有一天，编辑打电话来说，因为二三版都有我的稿件，就为我取了一个化名。这样一来二去，我就有了十来个化名。化名，是一种伪装。我最初的创作是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当然现在还是属于业余创作)，担心别人说我不务正业，所以就取了一个笔名伪装。那时的笔名叫沙童，其意是在写作中，我就如同一个玩沙子的儿童，只为开心自得而已。到了1999年我上军艺，那时已经对文学有了新认识。军艺当时所在的路叫白石桥路，我们老家“白”和“北”读音差不多。我又是第一次到北方来，想着要像乔木那样有坚韧的生命力，也希望在文学的丛林里能够生存下来。所以就正式定名为“北乔”。
刘煜：在您长时间的阅读体验中，是否有哪一位作家或者哪一部作品对您的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
北乔：阅读之于心灵之于文学的滋养，多半是润物细无声的。一个人的创作旅程，也是不断的前行渐渐悟化的。但许多作家都有脑洞大开的那个神奇而又狂喜的瞬间，这就是顿悟。我这个顿悟由莫言的《红高粱》而引领的。在散文、小说都尝试了，并有了一定的进展后，我突然发现自己反而不知道小说怎么写了。这其实是与阅读有关的，尤其是阅读文学理论，会让人觉得条条框框多了，束住了手脚。这就像一个打野架的，你让他上擂台，并用一整套的规则制约，他还能打架那才怪呢。我感觉不能再从文学理论中找小说之法了，怎么办?看小说。那时我已经上军艺，在军艺时，莫言自然是像神一般存在。那就读当时他最热的《红高粱》。《红高粱》给予我的最大效用是释放，挣脱所谓法则的过多钳制，进入自在状态。这有点像练武术的一个过程。最初乱打，后来练套路，再后来忘记套路自由击打。这时候的自由，其实是化招数于无形，已经不再是先前的乱打。
写作：发现和捕捉人性之美
刘煜：有的人认为写作是一次心灵的愉悦旅程，有的人则认为写作是辛苦的雕琢与打磨，那么在您看来，写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北乔：我有个毛病，数天不写点东西，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可一旦写作，又有畏难情绪。因而，我的写作之初都是有目标性的压力，要求自己多长时间把文章写完。如果不这样，惰性会欺负我，甚至打败我。多数情况下，我的写作本身就如同一次战斗，有一路狂奔的畅快，也有久攻不下的焦灼，还有过雷区的缓慢。总体上，我是步步为营，边写边改，写得顺手时就径直写下去，卡壳时，就回头边看边想边改。这也算是雕琢和打磨的一种方式吧。文章写完后，我是不改的。写之前，满脑子全是这篇文章的枝枝节节。写完，一觉醒来，我就把文章忘得差不多了。
刘煜：在阅读您的乡村题材小说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您经常将故事的发生地设置在您的家乡—江苏东台三仓乡的朱湾村，您这样做是出于对家乡的眷恋，还是因为早年的家乡生活为您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北乔：对于家乡的眷恋，是无用置疑的。在我看来，这种眷恋，是由不得我做主的，已经是生命的一部分。早年的家乡生活，与其说是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还不如说是饱满了我的感觉。我记得莫言说过这样话，他可以在高密县盖高楼大厦，就是无法在城市里种庄稼。许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乡土原本的素材，而是需要那种源于生命内部的感觉润泽和生发。从这个角度说，写熟悉的生活，更多的是用那种熟悉的感觉来结构文学生活。
刘煜：您的很多作品中，都折射出了众多的人性闪光点，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无论是军旅题材还是乡村题材，那么请问您是如何发现这些的?
北乔：寻找并呈现人性的美好，是文学永恒的理想。那些揭露丑陋、铺陈人性之恶的作品，其终极目标还是在呼唤人性的光芒。经你这么一提醒，再回味一下我的文学作品，确实有这样的现象，你的阅读力相当敏锐。我得承认，我的内心相当柔软，总是认为人性处处有光芒，再强硬的心灵都有柔软之处。许多时候，我们发现人性的恶似乎要比人性的善反面容易些。当然，这也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人生和芸芸众生。我总是觉得每个人的生存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不管怎样，我们都该理解他们。我经常说的是，每个人的做法以及由此散发出的价值观，我们可以不接受，但一定要学会理解。我坚定地认为，世上真正十恶的人并不存在，至少少之又少。当年，我在县看守所担任执勤任务三年，几乎天天与在押犯罪嫌疑人打交道。在与他们的交流中，一边是种种作恶的画面，一边又时常感受到他们心中的那份善良与柔软。我想我是从那时开始深度审视人性的，并深深地影响了我对于人性的理解，进而促使我去发现和捕捉人性之美。
军旅：与普通人不一样的生活场景
刘煜：您独特的军旅生活给您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在您看来，在这段难忘的经历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这些收获对您的创作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北乔：我从军的20多年里，当过几年战士带过几年兵，与兵们的相处，是我军旅生活中最为深刻的记忆。当然，在这之中，又以我带兵的那几年最为难忘。在高强度的特训中，我与兵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更为重要的是我真正走进了兵们心中。与兵们在一起，我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兵龄和所谓的干部身份。我总是不自觉地把自己还当成入伍两三年的士兵，还是像兵们那样年轻，那样激情如火。在我带兵的那段时间，生活中，我和兵们是哥们;进入工作，我是兵们的绝对上级。在打牌时，兵们可以对我的牌技或牌风横挑鼻子竖挑眼，肆无忌惮地说三道四。因为，这时我的角色，是他们的兄弟。而当我以排长身份出现时，兵们对我的每一句话都不敢轻视。兵们说，我是可以立马让他们笑或者让他们哭的干部。我和兵们一起肆无忌惮地抽烟，一支烟大伙儿轮着抽;偷偷地喝酒，倒把茶缸撞得哐当作响，还扯着嗓子嗷嗷乱叫;说连长指导员的坏话，骂排长班长的不是;对某一个女孩谈论不休，开着所有年轻的男孩都开的玩笑。当我苦闷、彷徨时，我就会让兵们包围我，浸染我。兵们如阳光般驱逐走我心中的阴霾，还我快乐。所以这些，成为我日后创作的素材。当然不仅是某些细节某些故事，更多的是那种感觉。
刘煜：您的散文集《现在点验》中。每一篇散文都是以军队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为题目，比如背包带、弹壳、武装带等等，并在散文中紧紧围绕着这些物品展开活跃的思维，属于典型的以小见大。请问这也是您观察世界，审视生活的方式吗?
北乔：当我十八岁走进营门时，首先吸引我的不是兵们，不是词语，而是营区里的那些物品。起初是好奇，因为我不知道，我与它们，究竟谁是真正的闯入者。但我明白，它们将参与我的生活，并左右我的生命体验。后来，我发现那一件件物品上依附了我以及我的士兵兄弟的体温、情感和记忆，而且这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它们既是我当兵历史的一个又一个醒目的路标，又好像是我灵魂的另一个栖居地。物品是物质性的，没有生命和情感，但一旦与兵们的生命和感情相连接，兵们便不自觉地对它们产生了或说得清或难以言表的感觉。对许多兵们而言，若干年后，他们可能会忘记营区词语，模糊战友的形容，却总有几件物品让他们难以释怀。当他们回忆营区生活时，往往是某件物品引导他们的，而非某个人、某件事或某句话语。无生命的物品产生的力量，有时远远甚于生命和灵魂。这并非来自于神秘，而是因为物品参与甚至是导演了兵们独特的生命体验。
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我已经不是在观察世界、审视生活，而是与世界和生活在一种我无法控制也不可察觉的方式相处着。
刘煜：您对军旅文学如此热衷，无论是在创作还是评论中都能显现出您对于这种文学题材的偏爱。那么，您认为军旅文学在当下的现实意义都有哪些?
北乔：我们不应该把军旅文学从文学中分割出来，过于强调所谓军旅的特色。题材之于文学，许多时候是对作品某种缺陷或狭隘的弥补。如果不是这样，对于那些伟大的作品、经典的作品，我们在意过它们是什么题材吗?至于军旅文学当下的现实意义，我以为可以为读者打开阅读视野，体会与普通人日常生活不一样的一种生活场景。
刘煜：在您看来，目前的军事文学在题材、内容和立意等领域内还有哪些需要突破的地方?又该如何突破?
北乔：这个话题过于宏大，真的不好回答。但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明确的，那就是军事文学需要有纯正的兵味。文学需要想象，但对于军事文学，尤其是有关军人日常生活的作品，体验生活要比想象力更重要。现在有些军事文学作品，看似很热，甚至好像很现实，但其实不是真正现实的军人生活、情感和精神。
创作与批评：微妙的相互穿行
刘煜：你在从事文学批评的同时还在坚持创作，那么在您看来，这二者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北乔：当初，我从创作向评论延伸时，我还得意于自己的双线作战。但现在我知道，这不足为奇。评论家可主攻评论，但作家，尤其是那些有大成就的作家，都是相当不错的评论家，至少他们在评论方面的见解或成绩超过了许多一般性的评论家。相互影响，并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但考察作家在创作达到一定成就之后，评论素养也得到极大提升，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刘煜：作家和批评家之间是很微妙的关系，既相互依存，又保有一定的距离，您既然同时从事创作和批评，那么在您看来作家和批评家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北乔：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是与他们的创作和研究方式相关联的，必然中形成种种的关系组合。就我个人而言，我偏爱在作品的世界里穿行，所以我一般不把作家与作品联系在一起。至于作家，是离不开批评家的。在我看来，一个作家的成长，自己的创作和批评家的批评犹如双翼。这并不复杂，稍微想一想，就能明了。
刘煜：您如何看待当下在我们的文学批评中，理论方面较强而文本细读稍弱的现象?
北乔：这里面似乎有点问题。当我们去看理论批评文章时，感觉到文本细读的功夫稍弱，或许有些时候是一种错觉。强大的理论力量会淹没细读的光芒，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很多的。更何况，对于许多倾向于理论批评的文学研究，总是会从作品出发的。就文学批评而言，理论批评和文本细读式的批评，是两种不同的方式，而不是递进式的关系。在这个角度上看，也就没有必要把理论批评与文本细读批评进行强弱对比，而是各有其特质。我们不能要铁匠对如何打铁有整套的理论，也不能要求一个打铁的理论家就一定会打铁。
刘煜：通过阅读您的评论文章，我注意到您的文本细读总是能够得出有别于旁人的独特观点，甚至对某些经典的作品和经典的作家也不例外，请问您是如何品读出这些特殊意味的?
北乔：每一个批评家都能读出一部作品的不同之处吧，甚至读者不也是如此吗?我们不是常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吗?每个人读出特殊意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我的体会而言，尽力回到作家创作的路径，是比较讨巧的方式。还有就是把自己带进作品中，成为作品人物中的一员。
2015年10月22日
